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话(1)
辛子陵 崔卫平
吴越按：这是一篇两年多以前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话。相对今天的实际情况而言，似乎已经是“过时”了的东西。但是因为所提的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成了“老大难”问题了。两人的言论，还是非常开放的，也非常大胆。很可能只有“阳光卫视”，才敢于这样做节目，才敢于这样播节目。所谈论的主题，虽然理论性都很强，不个谈论的方式，却深入浅出，非常好懂，并不枯燥。请大家认真阅读。
2010年11月初，应阳光卫视之邀，辛子陵和崔卫平在“论衡”节目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分七次播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她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以及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作品在中国大陆的最早的翻译者和引介人。
辛子陵，原名宋科，1935年生人。著名学者，传记文学家，四级研究员。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主要著作有：《林氏春秋的破产》、《毛泽东全传》、《林彪正传》、《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放言救党论国是》。
(一)
嘉宾感言 改革党国体制，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驾，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评判和对待。
画外音：“我们的所有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30年前的讲话犹在耳边。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温总理一石激起千重浪。
《论衡》 著名学者辛子陵与崔卫平一起解读温家宝总理政改谈话：“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能实现。”
画外音 2010年8月22日的中国媒体上多可见这样一幅图片：身穿白色短袖衬衣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躬身45度向邓小平塑像鲜花。此前两天温总理第八次到深圳考察，并在中国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发表讲话，其中特别提到政治改革信息。
今年8月是中国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四大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日，也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30周年纪念日。
邓小平曾提出，我们的所有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与30年后今天温家宝总理深圳30周年讲话所说的没有政治体制的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表述相近，这一切令外界对中国大陆将有新动作推进政改浮想联翩。
崔卫平 辛子陵老师，最近温总理在短短不到两个月之内发出一系列关于政改的呼吁。您本人非常看重，还专门写了文章。所以，今天特别想和您分享您对这个问题的高见。首先我想了解的是您本人对中国民主转型有什么样的想法？
辛子陵 中国的民主转型，应该说现在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或转折点，不转不行了。不仅人民不能忍受了，执政党本身也做不下去了。所谓改革，就是民主转型，平稳DI 转型，要避免社会大的震荡，一搞大的震荡，各方面都受到影响，而人民受苦最多。
崔 有人认为我们好像不需要做什么，就让这个社会坏下去，越坏的话越可能改变。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社会越坏人民付出的代价越沉重，社会付出的代价也将更沉重。
辛 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现在在民主阵营有两派：一派叫救党派，一派叫灭党派，这个灭党派我倒不认为他们是敌人，他们也曾是高级干部的后代，他们恨铁不成钢。中共进步太慢，他们失望了。
崔 背后也是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愿望。
辛 美国有个网络作家，署名三妹，她有一番高论，怎么讲呢？说现在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救党派上。本来中国像个高压锅，热气充满了，马上要爆炸了。结果救党派出来，你说一段，他说一段，好像是批评共产党，说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也代表人民利益似的。结果，小骂大帮忙，三说两说，把气给放了，矛盾又缓和下来了。本来革命形势快成了，叫你们救党派一说，一折腾，又缓解了。
崔 哪E2来的革命形势？如果我们不去从事某些基础的建设，不释放一些理性的力量，好像说社会越崩溃，对什么就越好，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可怕的。
辛 是的。根源就是我们这个党进步太慢了。咱们不是说美国一切都好，有人说我主张全盘西化，谁说全盘西化了？你看美国这个民主，也是不断转变、修改、进步的。1963年的时候，美国黑人还上街游行，听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讲演，要平等，要人权，那时黑人没有完整的选举权。1965年黑人就有了完整的公民权。1969年人家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
崔 您是说事情是会转变的。
辛 您看人家是怎么变的。
崔 往好的方面去努力，不同于刚才所说的灭党派，您是救党派。
辛 所以那个三妹说的，你们这些救党派老头儿，叫你们扯起旗帜来反对共产党，你们做不到，也太危险，你们不说话就行了……
崔 不是做不到的问题。有时候这个勇气是个伪命题。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辛 推动和平转型，政治改革。
崔 不是做不到。
辛 1948年党的威信多高啊！多受拥护啊！解放初我在北京，我有亲身实感。老百姓确实感到解放了，是这种感受。但由于没有对执政党的监督，没有这个监督机制，所以从反右派以后，走上了一党专政、专制独裁的道路。建国初期，与各民主党派合作，那是多好的局面哪，大家都高兴，非常欢欣鼓舞，真是从内心里相信共产党。可是，好多把心交给共产党的朋友，我们把人家推开了。比如罗隆基这个人，1946年国共和谈，他作为民盟的领导人和周恩来配合得非常默契，非常好啊。结果呢，把人家打成章罗反党联盟，这事根本就是莫须有。据民盟的朋友讲，罗隆基和章伯钧最不对付，谁和谁联盟都可能，他俩联盟不起来。
所以，党不断地犯错误，不断犯错误。后来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就是国家工业化，这个当然是对的；三改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搞错了。但直到现在我们主旋律的宣传还不敢否定这一条，还说是正确的。如果是正确的，你改革开放干什么？你把那个过渡时期总路线否定了，你重新发展私有制，你把资本家请回来了，实际你认识到不正确了，但能做不能说，你看我们这个国家……
崔 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这个思想，其实远远落后于我们的现实。
辛 意识形态的包袱太重。
崔 完全不能表达我们的现实，尤其不能表达社会进一步前进的要求。那您认为这样的党犯了这样的错误，还是要帮助他改正，推动他前进？
辛 是。所以我回到三妹的问题。我们这些人当了一辈子共产党，不能眼看着这个党烂掉，垮掉，于心不安。我们这些人的历史局限性就表现在这里。李锐老有两句诗：“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这反映了我们的心情。就是放不下这个心来。尽管我们做这些事没有什么好处，毛左骂我们，有时候中央对我们还有误解，但我们还是不屈不挠，坚持要救党。
崔 救党背后还有您的自我救赎。
辛 对。
崔 像您这样的过来人都曾经热切地投身于某些运动，但现在觉得是错误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责任。〖政治运动的责任在毛，不能说“人人有责任”。〗
辛 我年轻时候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呀！我二十几岁时，谁要说毛主席不好，我得跟他玩儿命啊。毛泽东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后来经历了三大改造、大跃进、公社化，眼见的，耳闻的，饿死了几千万人啊……
画外音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意志，最终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温家宝
大陆观察人士指出：在近两年内地经济政治舞台上高层领导者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如此高调表态的并不多见，尤其是把阻碍改革提到违背人民意志死路一条的高度可算是呼唤中的深化改革的强音。而外界也一直认为温家宝政改说话藏深意，温家宝在改革试验地深圳高举邓小平大旗，重呼解放思想，再次呼吁政改，则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崔 这样的情况您觉得这个党还有可能变好吗？还有可能继续把中国社会领到一个光明的地方吗？
辛 关键是在重新评毛的问题上，锦涛同志始终迈不开步子。他自己说了，他跟万里谈话，承诺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届，是要办这件事情的。只是现在在时间、条件上好像还不成熟。〖直到他退位，条件还不成熟！〗
崔 重新评价毛泽东，做一个全面的更加客观的评价。
辛 对。
崔 比1978年时往前走。
辛 邓留下话，那是要大进一步。
崔 走一大步，要把他彻底地……
辛 彭真、万里这些老同志认为毛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个农民革命家，是朱元璋、李自成式的人物。后来他成功了。他借来的是马列主义这张皮，这是他的一件外衣，实际上毛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基本的东西他没读过。〖继承的是列宁主义的衣钵。〗必须走出个人崇拜的误区，对毛个人崇拜的误区；再一个就是共产主义理论的误区。这是两个误区，必须走出来。
崔 这个共产主义理论，在实际上已经不成为一个限制人们的东西，因为谁都不相信这个东西了。
辛 是这样。但他还打这个旗帜。比如说，你说政治体制改革了，我们的主流媒体《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求是》杂志就连续发表文章，说咱们改革之前可得慎重，先得分清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界限。我们现在的体制是无产阶级民主制，你一改革，改成资产阶级民主制了，全盘西化了，那怎么得了！还是打列宁的旗帜……
崔 实际上可以这么说，所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目前已经完全转化为一套关于意识形态的管理系统，管理的口径，管理的指示。
辛 是。
崔 哪些事情能够碰，哪些事情不能碰，它本身已经不能说服人，不能吸引人。但是它在管理方面，实际上我们知道跟整个社会蓬蓬勃勃的新思想、新做法、新起点如此格格不入。
辛 这个旧的意识形态还代表着权贵集团，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个官僚资产阶级，权贵集团，现在他是这么个状态：既不要前进，也不要后退。政治体制改革不要搞，但是像毛派说的，回到毛时代去，也不行。
崔 这涉及到他们的利益。
辛 怎么办呢？停下来〖保持现状〗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出现个维稳的指导方针，他们想的是维稳，干的是维稳。结果，就是稳不住。国庆60周年这一年，发生群体性事件23万起。这样党内死硬派的人也觉得这么坚持下去不一定行，信心有所动摇。所以才有米尼奇克访华的事情。那是您请来的吧？
崔 他到北京来开会，到北京后我找的他。
辛 因为咱们中国对这个颜色革命、和平演变是最敏感的，像瘟疫一样，离得远远的，能叫你沾边吗？不仅让他进来了，还允许你跟他谈话，叫上徐友渔、秦晖几位自由派学者，跟他谈话。他留下的话是中国要和平转型，你们要和当权派里面的改革派合作，争取和平转变。
崔 一切互动的关系都是为了推动我们社会，挽救我们的危机。从长远的眼光看的话，不管哪个社会，哪个民族，专制不是万岁爷。我们需要一个未来的眼光来看目前已经在进行中的事情。
辛 权力必须制衡。福建周宁县县委书记林龙飞，他在位八年，把官帽子卖光，把财政的钱花光，把本县的漂亮女人搞光。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讲什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就统一出一个新三光政策来。
崔 谁也管不了他。
辛 这个权力必须限制，只有权力才能限制权力。
崔 您有这样一些思考的基础，所以您对温家宝总理从8月21日纪念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讲话开始，就表现出非常的敏感和很大的热情。您怎么评价温总理这一系列的表述？
辛 他到9月23日为止，先后六次讲政治体制改革。
崔 还不算CNN那次。
辛 可惜的是我们广大人民不知道，这些话都被屏蔽了。
崔 哪些话被屏蔽了？
辛 就是一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比如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巩固不住，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死路一条等，这些话都屏蔽了。〖谁下的命令？居然管到总理的头上去了！〗
崔 电视新闻屏蔽了，报纸等纸媒也删节了。
辛 这是中国，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非常畸形的事情。
崔 人们接收不到总理的信息。
辛 谁有这个权力，把总理的信息和人民隔开呢？中宣部有这个权力，不让人民知道总理的讲话。
崔 是某个人的决定，是不是？
辛 他是通过这个机构来实现的，这个机构贯彻某个人的决定，才能影响全国。
崔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决定可能是错误的。
辛 那肯定是错误的，不是可能，你中宣部没有这个权力。
崔 后来8月26日的一篇报道里有文章，呼吁改革，是深化改革的信号。
辛 温总理这个讲话，从表面上看，在上层跳单人舞，很孤独，给人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温家宝同志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实际上温总理并不孤独，包括上层的有识之士，离退休的老同志，都认识到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不在前台说话就是了。
崔 对我们来说，就我这样的经历背景来说，我们不是看重温家宝个人说了什么，而是看重在他的讲话里，比如说他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而不受制约的问题，〖因为你总理的权力太大了，说话随便，所以中宣部就“制约”你了。〗要大胆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在这样的表述里，他是传递了、吸纳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要求：限制权力。这是全体人民的要求。
辛 对。所以这个权力必须得限制，只有权力才能限制权力。
崔 它要更强有力的。
辛 靠道德约束，讲什么自我完善，那是瞎扯。
（二）
画外音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2010年6月1日，温家宝总理在访问日本时接受NHK专访表示，政治体制改革概括起来应注意解决四方面的问题：
1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2 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
3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4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论衡》 著名学者辛子陵与崔卫平一起解读温总理的政改讲话。
崔 参议院的概念您从哪来的？
辛 延安时代我们就有参议会。参议院是限制执政党和政府权力的。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它变质了，不起作用了。有人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参议院。那我问你，你吴邦国委员长到欧洲国家访问，凭什么人家参议院议长出来接待你？你否认了人大的议会职能，你就找不到对应机关了。我对那句话特别有意见，说什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否认政府和执政党需要监督。实际上统一到各级党委书记那里去了，他说了算。
崔 没人能限制他。
辛 有这样的说法：胡温政权政令不出中南海。经过省市县，到了基层，就变了样了。贪官只要把上边说了算的人，能升他的职也能免他职的人打点好了，就行了。我贪污100万，给你60万，我捞40万，这够朋友吧。那个掌握任免权的上级就保护他。他再怎么胡作非为，谁拿他也没办法。任命制而不是选举制，层层依附，坏就坏在这里了。
崔 这样的机制对干部本身也没有好处，最终是害了他。网上传是谁临死前留下遗言，说假如有个好制度，我就不至于沦为阶下囚了。他还埋怨组织不够关心他。
辛 那是江西的胡长清说的。另一个就更发人深省了，就是四川的文强。他临死前说什么呢？他说：现在揭发我贪污腐败，如今在官场上混，不贪不色，谁敢用你呀？本来在共产党内，一个贪污，一个搞女人，腐败堕落，顶风臭30里。现在居然成了官场潜规则了。
崔 非常通行，快成明规则了。没人对此表示异议，没人批评揭露。你要批评揭发，想法把你弄走，把你弄得远远的。温总理限制权力的讲话，反映了社会的问题，传达了社会的呼声。所以，我们支持温家宝总理推动政改的一系列讲话。
辛 必须政改，不政改，你想共产党还能执政下去吗？
崔 你是不是觉得温总理提出这样的问题，意味着当下出现的一个转折？不是说他个人马上付诸行动，我们社会是不是真的会有大转变的来临？
辛 我希望温家宝同志成为政治改革开放的头雁，第一只大雁。我想，只要人民支持，就能开启政治改革。他讲的好啊，最终历史是人民决定的。别看你现在是什么“长尾”、“短尾”，那只是几年的事情，人民不拥护你，多强大的力量也得垮台。
崔 反过来对人民来说，要自觉地加入到这个呼声中去。这个政权，这个系统，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人民也是如此，只关心自己的直接利益，这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大家都在抱怨，另一方面，当需要你说话，需要你出力的时候，谁都不来关心，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说，这也是长期以来把人民排除在外造成的情况，这样一种现实。
辛 这个冷漠，是89年那场政治风波造成的。很多人对国事失望了。有人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很多灭党派在那以前还都是救党派呢，在那以后就成了灭党派了。我们还是要推动和平转型。据我判断，今后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了。那种事情的发生，一个重要条件是特殊的政治强人的存在。这样的强人没有了，他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在我赠给您的那本书（《放言救党论国事》）里特别讲到，谁要想再重复一遍那场政治风波的事情，谁就要准备当齐奥塞斯库！军队不会听他的。因为军队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工人和市民。齐奥塞斯库出事之前还在大礼堂发表演说，暴风雨般的掌声几次将他的演说打断。两个礼拜以后，就被起义人民抓住，一阵乱枪，就死在那里了。这样的火没人敢玩儿了。就是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只能是和平演变。有人说，这个词不好，修正主义呀！我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反对和平演变，这个概念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五几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会和平演变。毛很紧张，提醒全党注意，要培养革命接班人。毛的办法是加强政治灌输，防止和平演变。美国人的办法是发展经济，提高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
崔 都在改革，在转型，和平的，非暴力的，不流血的，都得往前走，都得符合人民的意愿。
辛 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当时德国分为两半，东德西德在对峙。东德的工人挣500马克，西德的工人挣2000马克。东德共产党教育工人，你在这边干活，是当家作主，给自己干；到了西边，是给资本家干，是当奴隶。老百姓是务实的。政治说教没用。工人们想，我当家作主，得挣钱多、生活好才行，我宁可到西边“当奴隶”，去挣2000马克，也不在你这边当家作主，挣500马克。他们用脚投票，纷纷往西德跑。修柏林墙也挡不住。最后还是物质战胜了精神。
画外音 1957年7月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预言，社会主义国家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可能是衍生性的。
195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印发杜勒斯的讲话，强调要加强思想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在中国得逞。
辛 我给你讲一件事情。深圳改革前，并不是中央给设计了一个完整的蓝图，工厂怎么搞，企业怎么搞，银行怎么搞，没有。中央把习仲勋派去当广东第一书记。习仲勋到了深圳视察，正赶上逃港潮。深圳这边的老百姓就往香港跑，开枪打死、掉河里淹死也拦不住。当时有个意见说，他那边挣钱那么容易，打一年工回来能盖个小楼，我们当然争不过他。干脆，把它（指香港）拿过来，灭了它，老百姓就不往那边跑了。
习仲勋是另外一个思路：咱们把香港那套搬过来行不行！后来习仲勋到中央汇报，见到邓小平，说：“中央给我个特殊政策，几年我叫深圳变个样。”这才有邓小平那个话：“中央没有钱，给你们政策，你们自己干，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就是这么搞起来的。习仲勋提出来，邓小平拍板支持。没有邓的支持不行，邓大人功不可没。把特区搞起来，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的是习仲勋，以及他的主要助手梁湘他们。但后来梁湘同志受到不公正对待，习仲勋同志也受到不公正对待。
现在我们讲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流媒体没一个能说明白，越说越云苫雾罩，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把清楚的事情说朦胧了。赵紫阳下台以后，敢说实话了。在台上时候也不敢说，也是高举什么旗帜那一套。下台以后他说“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就这么简单，但没人敢说明白。越不说清楚越被动。马克思一条，列宁一条，毛泽东一条，绕来绕去，说我们还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你现在国民生产总值33万亿，65%是私营企业的贡献，35%是国企的贡献，主体在哪儿？后来又说不能光看这个，得看控股的力量。当然，全国公私企业，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你是执政党，是政府，这么说你永远是主体。但你不实事求是，说假话欺骗老百姓，老百姓不服，你就失掉了人心。其实，就实话实说，我们搞了30年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计划经济，越搞越穷，实践证明那一套行不通。资本主义有效率，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我们改革开放，就是要走一条新的道路。
崔 您提到了主体。我认为党作为主体，他在社会面前应该是谦卑的，不能凌驾于社会。只有符合、找出人民的意愿，根据这个架构社会，才是符合政党的架构。主体是人民。
辛 您说到点子上了。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也应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不能老是解放者、救世主、恩赐者，那样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过年了，省委书记在一帮随从的簇拥下，带着一袋面粉，两床军被，来到穷人家。过不去年的穷百姓感动得流泪，感谢党，感谢政府。拍下记录片，电视上一播，政绩就出来了。这一动人场面的背后是什么？你执政几十年了，你建设几十年了，据说成绩还很大，为什么你这个地方的百姓还有过不去年的？这个不能说，只说送温暖，从这个角度切入，体现党的伟光正。这是执政党要从根本上改变的意识形态。人民是主体，是主人。现在不是讲执政观吗？要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怎么转变啊，首先这个观念要转变，人民是主人，你是服务的，是公仆，不能干一点事，就叫百姓山呼万岁，犯了错误，谁也不许讲，那哪儿行啊！
崔 执政党不能把和群众的关系变成慈善关系，逢年过节，送点儿面，送点儿肉，而应该从制度上保证，让不一样背景的人们都能平等地享受建设成果，是个制度建设问题。这么大的国家，穷人那么多，送也送不过来呀。
辛 今年春节我在上海，朋友们让我讲话，我讲了那个救党三策，共产党必须大规模地让利于民，才能保持执政党的地位。土地财政，买地卖地，逼迫拆迁，引出了那么多群体性事件，这样子与民争利还得了啊！
崔 党作为架构的代表者，你本身没有利益，你的利益就是架构好，把制度架构好，把政策架构好，让大家都得到利益。怎么能抡胳臂踢腿，去争抢头把利益呢！这样，就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了。
辛 地方财政，中央不拨款，让它自筹。它这台机器要运转，还要向上报功，怎么办？只有土地财政，这也是逼出来的。年终要比GDP，我这个地方不能比别的地方落后，钢筋水泥开路，盖房子，盖大楼，六个亿盖个县政府，成了GDP，成了政绩。
崔 自己给自己盖房子，成为发展经济的政绩表现。
辛 房子盖的不少，但多是高档住宅，别墅，老百姓买不起，几千万套房子空置，没房住的却越来越多。现在提出来盖经济适用房，照顾老百姓，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方向没扭过来。我现在特别担心这个房市。房市如果托不住，一旦泡沫化，一旦崩盘，经济要出大问题。出现一大批烂尾楼，四五千万建筑工人失业，社会怎么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说了这么些年，就是转不过来，为什么？老百姓穷。咱们国家的制造业，造出东西来是为了卖给外国，给欧美国家提供廉价消费品。一旦人家经济出了问题，危机了，不买了，我们怎么办？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就是这么个状态。要是我们农民有这个购买力，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九亿农民，等于两个欧洲，三个美国，这是多大的市场啊！
崔 现在把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生活——如温总理所说，把人民的幸福作为衡量工作和政绩的标准。一些政策、一些做法，统统放到社会中去，让人民检验，把人民这个主体地位增强。
源自括苍山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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