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话(3)
辛子陵 崔卫平
(六)
画外音 只有实行民主，国家权力才能真正属于人民，真正服务于人民。政府接受新闻媒体和其它党派监督，同样是非常必要的。
《论衡》 著名学者辛子陵和崔卫平一起倾听，无声胜有声。
有时候我可能没说出我的想法，但只要我说出来的，那么我说的都是真实的。
——温家宝
在 10月18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上，温家宝总理首次成为该杂志的封面人物，而随后的封面文章，则由两次专访温总理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资深记者马里德·扎卡里亚撰写。文章一开始就是温家宝总理在正式采访开始前的一段话，温家宝说：开始访谈之前，我想让你知道我会用发自内心的话回答你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将有一说一。我经常对人说，有时候我可能没有说出我的想法，但只要我说出来，那么我说的都是真实的。我想你正在采访的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普通人物。我习惯于对话，而不是乐于长篇大论，所以你可以随时打断我，提出你的问题，这无疑会让我们的对话更愉快。
辛 最近出了个渭南书案。就是有个叫谢朝平的，当过记者，这个人还当过检察官。他对老百姓特有同情心，报道了三门峡移民的苦难，引出了个渭南书案。
三门峡为什么修建水库？这是建国初期的事情。咱们简短捷说，就是因为一句话引起的。一句什么话？“圣人出，黄河清”。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是圣人，那黄河不清还行啊！为使黄河清，要修三门峡枢纽水利工程。黄河泥沙不能让它往下走，要在上游解决，黄河才能变清。一上马就是个政治工程。请苏联专家设计方案，周恩来总理请来七十多位水利专家论证。大家跟风叫好。只有一个水利专家黄万里，他是黄炎培的儿子，力言黄河不能清。黄河从上游裹带泥沙下来，中下游的几块冲积平原就是这么造成的，像内蒙和宁夏的河套地区，是富庶的产粮区。你把泥沙拦在上游，渭河河床越来越高，渭河两岸会洪水泛滥。这话很有力，但是黄万里绝对孤立。因为这个，毛泽东授意，清华大学把黄万里打成了右派。阻力排除，工程上马，完工后的两三年，黄万里的预言就应验了。为修水库，让库区内的30万老百姓大搬家，安置到宁夏阿拉善旗，那是个石头沙漠遍地，没有水不长草的地方。百姓无法生存，又拉家带口搬回来，来回这么一折腾，家产都踢蹬光了。对迁回来的百姓，中央政府做临时安置，发了些救济款。这些救济款，大部分被地方政府官员挪用和贪污了。谢朝平写了篇报告文学《大迁徙》，向社会报道了这件事情。为此，他触怒了地方势力，渭南市委书记梁风民动用警力上北京，找到谢朝由。
崔 把记者抓走，这样的事情在北京不止发生了一次。
辛 贪官污吏，他就敢这么干。谢朝平被抓走了二十多天，老记者铁流带头呼吁，报纸上闹得沸沸扬扬。地方势力不甘心，派人到四川谢朝平家乡做调查，想抓点历史问题转移视线，说明他们没抓错。但谢朝平当记者前是个检察官，他能有什么问题呀！实在定不了罪，只好放谢朝平，叫做“取保候审”。
我们给全国人大上书，建议制定新闻法，要保护记者，就是这么引起来的。如果让媒体监督政府，监督执政党，它的作用绝对超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我们现在，中纪委，监察部，反贪局，预防腐败局，叠床架屋，硬是管不住贪官，你看那反腐成绩一年比一年大，越反贪官越多。执政党自己监督自己，等于用一只白猫去看着花猫，结果俩猫一块儿去偷鱼吃，看不住。监督官员贪污腐败问题，民主国家有成熟的、成功的经验。比如美国，它没有中纪委，没有监察部，就是靠媒体，那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就是《华盛顿邮报》给捅出来的。克林顿的桃色新闻，就是网络、报纸、电视台捅出来的。所以，这个媒体监督太重要了。我们放着成功的办法不用，相信自己的“家法”，我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不许别人插手。这里头就有查哪些人不查哪些人的猫儿腻。
崔 事实证明，执政党自己监督自己是不行的。
辛 是啊。楚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是他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就是这个道理。
崔 必须跨出这一步，到社会中去，让社会监督自己，从社会中吸取力量。
辛 所以这个执政党和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是不可取的。只能是粉饰太平，掩盖错误，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大错误变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毛泽东那样胡作非为，成百万、成千万饿死人，报纸如能及时揭发报道，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是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的。所以，党和政府要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错误，必须要给媒体松绑。直到现在我们没有新闻出版法。关键是言论自由，文责自负。改变审批制度。
崔 报批制度？
辛 把审批制改为追惩制。现在世界民主潮流都是实行追惩制，不需要事先申请批准。你办报、办杂志、出书，不需要政府批准，你出就是了。
崔 不需要书号？
辛 对，不需要书号。〖错。书号是要的。那是国际性的图书管理系统。〗如果有什么后果，比如有人告发作者剽窃侵权，这时候政府再介入调查审理；没有这一类的事，你就放心出书出报，没有宣传部门、出版机关要审查你的稿件，审查你的版面，这才叫言论出版自由。我们正在实行的审批制，比英国落后300年。英国要实行审批制，《共产党宣言》就出不来。宣言第一版在哪儿印的？伦敦印刷所。
崔 英国要是实行书报检查制度，会说这儿不欢迎马克思。
辛 一个社会，一种制度，只有靠不同意见才能不断改进和完善。马克思主义至今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广泛尊重，并不是他们要搞共产主义，而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改进和完善。我们不让不同意见出现，许多非常有见地的关于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的意见在审查中被扼杀。那些审批者，书报检察官，不仅不比作者高明，多是一些思想保守因循守旧的人，〖或者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听话的娃娃。〗他们的标准就是党和政府的条条框框，带着这把尺子来量，在尺子以内，通过；超过了尺子，卡住驳回。但一种新的学说、新的理论的出现，往往是惊世骇俗的，是主流意识形态，传统的观念、习俗、成见所不容的。
崔 萌芽的东西，新的理念，看上去很异己，和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你把它扼杀了；如果你让它成长起来，它很可能长成一棵大树，很可能召唤出一个非常大的局面来。审查人员的脑子没有想象力，没有未来的考虑，像您说的，拿尺子量一量，不符合就拿掉。他扼杀一篇文章，后面的一百篇文章就出不来了；取消一本杂志，后面一百本杂志就出不来了。他没有想象力，把路堵死了，不知道这后面有多么大的潜能。一个缺乏创造力的民族，一个模仿大国，一个山寨大国，无论如何是不体面的。
辛 所以在学术上，在科学上，在文学上，我们出不了诺贝尔奖得主，出不了大师级的人物。
崔 不能埋怨人民，不能埋怨知识分子，中国人不笨，是制度，是体制造成的。
辛 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专制达到了极限。全国人读四本书，看八个样板戏。
崔 文革对文化的破坏，对人的创造性的扼杀，这个后果是难以估算的，几十年后人们才从那场噩梦中醒过来。
辛 不仅产生不了新的大师，而且把原来的大师，有的从精神上，有的从肉体上扼杀了。你看那些文学大师，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陈寅恪，沈从文，建国后谁还能写出东西来呀？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是那么个悲惨的结局。老舍真是个爱党派呀。我就不明白，文化大革命你把老舍折腾死为的什么？他妨碍你什么了？他给你写《龙须沟》，歌颂共产党；他给你写《茶馆》，揭露旧社会。他哪一点对不起共产党了？没有。那时就是那么一种需要，社会上一切有名望的人都在劫难逃。以便树立毛泽东的权威，只能崇拜他，读他那四本书和语录本，别人的书不能读，全是大毒草。文化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画外音 我们需要渐进地改进我们的民主选举制度，这样国家权力才会真正属于人民，才会服务于人民。
我们需要改进司法制度，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而且我们需要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政府应当接受人民的监督，这就要求我们增强行政事务的透明度，政府接受媒体和其他党派的监督同样是非常必要的。
辛 现在这个中宣部是越演越烈，以至于连温家宝都没有言论自由了。前些日子，我去看望李锐。李锐跟我发了脾气，他说，你看我1981年写的一篇文章，纪念周小舟……
崔 “学海无涯苦作舟”那个舟。
辛 对，就是那个当过湖南省委书记，给毛主席当过秘书的。现在要出版一本纪念他的文集，要把李锐那篇文章收进去，结果审查没有通过。周小舟的老伴儿给李锐打电话说，北京方面不同意，说不能收李锐的文章。李锐为这事发了脾气，说这是什么国家！我1981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如今要出文集，怎么就不能入选了呢！
崔 您刚才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好，给媒体松绑也好，出版自由也好，这都是政改的具体的切入点，是可以办得起来的。以前很多问题的积累，人民群众目前有强烈的要求，就可以从这些事情慢慢做起来。不要觉得就没有思路了。
辛 是的。政改并不是那样难得不得了。“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不是叫你挟持泰山越过北海，是什么呢？“为长者折枝”，你给老人作揖，这事总能办得到。你放宽一下尺度，不要卡李锐的文章，让他顺利发表，对党和国家有什么害处呢？你想办就能办得到，问题是你想不想办。
崔 你不想办，这样压制，形势也不允许。社会上这么强大的呼声，推动政改的是人民。公民社会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出自己更强的呼声，我们一起来推动政改，围观政改。
辛 社会，人民，民众，不应该是看客。不是等着党和政府恩赐政治改革的成果，是要自己去争取。要支持改革派。由此我想到对温家宝同志，社会应该理解，应该支持。他作为改革派的领袖向人民走过来了。有人发出一种声音说，你们这些改革迷，你们要注意呀，你们可不要上当啊，这温家宝是有目的的呀，他把经济搞砸了，要来过问政治……这是什么话呀，怎么总理就不能过问政治，就不能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
崔 现在不管是谁，不管他曾经做过什么，民主没有门槛，谁都可以立地成佛。只要他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人民就欢迎他。
辛 我觉得有个网友说得非常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温家宝的真诚和大度。不要等到改革派的领导人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失去权力了，甚至失去生命了，我们再来支持他，怀念他，追思他。现在就应该给他以支持，和他互动，民众不应当看客呀。
崔 我们不是说支持某一个人，而是说在这个人呼声里，体现了整个社会的脉动，包容了人民的呼声。所以，支持这个政改，是人民起来自己挺自己，是社会起来保护自己。
辛 非常好，是这个意思。中央领导人谁支持政改，我们就支持谁。
最近，周永康有个讲话非常好，他承认普世价值了，说要从世界法制国家接受新的经验。但是，周永康承认普世价值的讲话也被删掉了，过滤掉了。按外国人的说法，周永康是中国的警察头子，警察头子都没有言论自由了，你说这个国家怎么办？总理没有言论自由，警察头子也没有言论自由！
崔 不管是谁，只要他赞成政治改革，我们就支持他。
辛 现在是中宣部一统天下，他说了算，这个要打破，全党要讨论讨论这个问题。你怎么就那么正确呢？你代表谁呀？怎么就得以你的是非为是非呢、你有权力切割一切，你认为那句话不对，就把它过滤掉，这个局面必须改变，中国才有希望。
崔 这样的审查制度是中国目前改革的最大阻力，障碍。人们要搞清拦路虎在哪儿。
辛 有一种说法不一定准确。说现在的舆论宣传是红卫兵专了我们的政。正是文革中的红卫兵这个年龄段的人，后来上了工农兵大学，成了干部，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了。他（她）们知道的就是唱红歌，念语录，屏蔽掉一切和他们不一样的思想。
崔 我不太同意。因为红卫兵是野性的。
辛 广大新闻干部，以及宣传干部，有良知的还是多数，对中宣部的一些禁令也很反感，他们想说真话，想报道真实情况，主要是个领导问题。领导规定许说什么，不许说什么，你不贯彻，我撤了你，叫你下岗。
崔 一旦和个人利益、个人位置联系起来，多数人就只能屈服，不能指望个人力量冲破这张罗网。我们有义务、有权力呼吁，这个罗网对民族的未来、对国家的复兴，是非常不利的。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是发展不起来的。
（七）
画外音 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每一个人觉得安全有保障，让每一个人对未来有信心。
《论衡》 著名学者辛子陵和崔卫平一起倾听，无声胜有声。
辛 中宣部的作用要改变。要改变每天发出多少个不准，保证信息畅通，给人民提供正确的资讯。人民会分析，不用你老去引导，老是自己最高明。从毛那个时代起，老百姓连电影也不会看了。《武训传》你们会看吗？你们一看，感动得掉眼泪。叫江青一看，她看出了阶级斗争。《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在全国批判《武训传》。从那以后，老百姓不会看电影了，一部新片出来，先得听听江青怎么说的。
崔 宣传部门的存在，正确的功能应该是沟通民意，上传下达，成为一个反映人民意愿的平台，不是想办法掩盖真相，封锁消息。现在闹出这么多事情来，中宣部应负很大的责任。
辛 对。第一，你要保证信息流通；第二，你要保护新闻记者，恢复新闻记者“无冕之王”的地位。记者有了委屈找谁呀？到中宣部去申诉。哪里的当权派打击报复，怎么整我了。中宣部要给记者做主，撑腰。像谢朝平那样的案子，本来应该中宣部出来主持正义。可是他们不管，后来没有办法，我们几个老干部出来呼喊。
崔 假如这样的事情多了，民众除了围观谢朝平案件，还要围观中宣部，你中宣部不主持正义……
辛 学术自由，文化自由，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你主旋律就是一家，你这主旋律都对吗？你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崔 要把社会的四面八方的意见、声音，形成一个主流价值，而不是用一个主导的声音去压制、替代其他声音。
辛 我主张民间办报。现在非常需要王芸生那样的《大公报》。过去把《大公报》搞臭，说《大公报》对蒋介石政权“小骂大帮忙”。在野的民间报纸，对待政府，就是要“小骂大帮忙”，因为它不是宣传革命的报纸。它指出了政府施政中的弊病，建议你改进。政府知错能改，威信提高了，所以叫“小骂大帮忙”，这个立场是正确的。到了我党执政的时代，“小骂大帮忙”都不行，叫“恶攻”，恶毒攻击。彭德怀上书，首先承认大跃进是正确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还有一些问题，是不是应该好好总结一下呢？这就不行了。得百分之百正确，一点错误没有，结果，左风越刮越烈，错误越来越严重，连续四年饿死人，成百万、上千万饿死人。大跃进初期，邓拓主持《人民日报》，不敢跟着瞎吹，毛泽东批评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把他撤了，换上吴冷西。吴冷西胆子大，亩产13万斤稻子他也敢登《人民日报》。这可能吗？但这是主旋律，各地报纸都得转载。你翻翻旧报纸，这些如山铁证还在呀！后来刘少奇说，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你们媒体要负一半责任，就是你们煽呼起来的。对所谓主旋律不能够迷信。当时谁敢反对呀？谁不赞成谁是“小脚女人”，谁是“观潮派”，拔你的白旗！
崔 这么说来，
辛老师，我们过去的道路，释放了许多非理性的东西。这些非理性的惯性现在仍然在起作用。这样的主旋律，只能激发民间的非理性力量，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讲了半天，社会理性的力量如何跟得上、配得上、来得及和非理性力量抗衡。就在我们讲话的这两三个小时，非理性的力量以远远高于理性力量多少倍的速度在增长。一方面我们说，不能马上就怎么样，但是也确实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再耗着了，不能再扛着了。执政党、政府必须表现出他的强大的理性力量，纠错的力量，接受人民监督的力量。主旋律不能歪曲地反映现实，歪曲地反映民意。我们中华民族，配得上一个文明的政治制度，需要一场理性的对将来有所交待的政治改革。
辛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从反右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都是挨整的受压的。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改变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摘掉臭老九的帽子，把他们列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改善他们的待遇，提高他们的地位，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是权贵资产阶级有意识地收买了一些知识分子，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屁股决定脑袋。有些人坐上了权贵资产阶级的船，他的物质利益到那个份儿上了，叫他说什么他说什么，许多非理性的声音是从他们那里发出来的。例如反对普世价值的一些撰稿人，他们的学问知识绝对知道普世价值是正确的，但他们言不由衷，要跳出来反对普世价值。他们反对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却又从孔夫子的仁义礼智信找到了普世价值，要向全世界推广。
崔 在世界建了那么多孔子学院。
辛 现在我们要搞大外宣，把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推广到全世界去，拿出450个亿，在世界各地建分站、分台、分社，还建了350所孔子学院。你这内宣先搞好行不行？把总理关于政改的讲话告诉老百姓行不行？你搞大外宣，去跟黑人说去呀，本末倒置。大外宣这个指导思想就不对头。叫花重金买好话，为反对和抵制政治体制改革造势，花重金制造一股思潮，说中国现在的体制是最完美的政治体制，它哪还需要改革呢！你看看，靠这个体制，中国崛起了。有个文化人叫陈群，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文章。我专门写了篇文章批他，在《领导者》杂志发表了。他说的不对嘛。不是这个体制保证了中国的崛起，是克服了这个体制的种种障碍我们经济才发展起来了。公社化体制不废除能行吗？计划经济体制不废除能行吗？
崔 改革开放的起点和1949年的起点完全是两回事。正是克服了前30年体制的最严重的弊端，才有后30年的发展。
辛 所以这个指导思想是非常糟糕的。果然用钱买回了几篇文章，《联合早报》发表过一篇郑鲁宋的文章，那也是篇代表作，说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是最好的政治体制。
崔 我觉得这个造势慢慢地偃旗息鼓了。中国崛起呀，体制最好哇，这些话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承认，他们从来不说我们好得不得了，他们也从未有中国模式这种表达，他们一直在说，我们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辛 这说明我们的领导人还是清醒的。
崔 还是能面对中国的现实的。
辛 希望他们清醒，希望他们有所作为，希望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能够统一思想，迈开步伐。这个坎是绕不过去的；老实讲，谁想绕过，谁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谁栽跟头，这是一定的。
画外音 2010年9月23日，温家宝接受美国CNN专访。他谈及中美贸易、言论自由、政治体制改革、反腐败等多个话题。其间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并对胡耀邦生前做出的贡献予以肯定。在回答CNN主持人扎卡里亚提问时，温家宝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他说，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会坚定不移地推动我的信念，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这是继深圳8月讲话之后，温家宝第五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五次谈及政改，且表示风雨不倒，至死方休，可见其用心之重，用情之切。
辛 周永康同志能说出承认普世价值的话，这很难得呀。别人也会说的，时候不到。
崔 任何人，任何时候，转身面向社会，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历史责任，愿意表达人民的利益，我们都是欢迎的。
辛 温家宝同志跟美国记者的谈话，有八个字我看了很受感动，叫做：“风雨不倒，至死方休。”这个话意思很深了，他并不是说，风雨无阻，再干二年，他是要献身于政治体制改革，民间应该呼应，改变家宝同志高处不胜寒的局面。所以我们发起“公车上书”，要求执行宪法第35条，落实言论出版自由。不讲别的，你先把这一块放开。老讲人民有知情权，结果，总理的讲话都不叫老百姓知道，这叫什么知情权哪！
崔 或者这么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总理的牺牲，如果说这次他牺牲了，那是整个社会的失败。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推动，是我们民族又一次改革的机会被耽误了。现在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要前进，要提升，每个人都要提升，宪法规定的我们的政治权利要有保障。我们要过一种有尊严的、幸福的生活。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选择，一个考验，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民主，对总理发出的民主进步的声音，我们是不是表达了恰当的回应，还是继续保持冷漠。这是对我们每个人面临的考验，我们要说到做到。
辛 所以公共知识分子要起这个作用，新的启蒙的作用。要做这个工作。通俗地说，就是要带个头吧。
崔 知识分子在带动社会进步方面，在中国民主化方面，在人权方面，担负着更多的责任。你有话语权。可以创造社会舆论，你可以把道理讲得更清楚一些，启发民众，教育民众。
辛 我还呼吁我们党内的老同志，高级干部，要做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派，出来支持温家宝同志。你要不想要我们这个党垮台就不能袖手旁观。像三妹要求我的那样，说你就别说话，别老给共产党出主意，别当减压阀，让压力锅爆炸，你就推动历史进步了。我们当了一辈子共产党，最后咱们党是这么个结局，眼看着它垮台，能挽救时不挽救，该伸手时不伸手，这个说不过去。所以，不能听任那些貌似左倾激进的理论，貌似坚持马列正统实际欺骗民众的理论，继续肆虐横行。我写了篇文章在网上发表：《挑战两报一刊，批倒划界理论》。要从根本上否定那套专制独裁的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所谓两种民主制，是资产阶级民主呢，还是无产阶级民主？政治改革之前，先要问清楚姓社姓资，不把这个界限划清楚了，贸然进行改革怎么行，就是这么一套谬论。
崔 民主就是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这种绕来绕去的东西，只能放在他们的自留地里发表。一般的报纸，我要是个总编辑，就不好意思把这些东西送给读者。根本没人看，群众不欢迎，社会不欢迎。
辛 现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有多少读者呀？
崔 这就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的立场。
辛 基本是公家订，公家买。党政机关，党支部，全是公费订阅。老百姓，知识分子，包括官员，有几个自己出钱订这些报刊的？报纸送到机关学校，到了科室，有几个人认真看的？摆放一天，进入废纸堆，月终卖废报纸。完成这样一个轮回，这叫文化产业，变成GDP了。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崔 自说自话，无法面对社会。
辛 要对老百姓讲实话，讲真话，你是什么就说是什么，你想做什么就说做什么。改革开放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最没有文化的人也心知肚明。但是官方的宣传，主流媒体，就是不承认这个现实。不仅自己不承认，还试图说服群众，说你们都看错了，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没有私有制，只有非公有制；我们没有资本家，只有“社会主义建设者”。为什么出现这种不合常理的事情，有神圣的理由：为要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保持一致，毛泽东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不能再出现。给私有制和资本家改个名称，说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也是正确的。在党文化自说自话的逻辑中是理顺了，没有矛盾了，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认识，永远是分裂的，永远没有共同语言。
崔 现在发生了问题。
辛 要讲实事求是，你就从这儿做起。承认有私有制，承认有资本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组织生产。我们的生产效率比毛泽东时代翻了几十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就是这个，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但我们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资本主义，是19世纪那种最坏的资本主义，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假酒假药，毒奶粉，地沟油，还得加上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欧美等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出了野蛮资本主义阶段，克服了这些弊端，出现了新资本主义，又叫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制度。发挥资本主义的长处，保证效率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用高额累进税的办法进行再分配，兼顾公平和正义，出现了资本和劳动双赢的局面。邓小平设计改革开放时，确实不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像我们现在搞的这样，但又要走出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他设想的是王震等老干部考察过的英国、瑞典模式，把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
崔 表述意识形态的理论，完全落后于社会实际，不要说引导社会发展，他低于老百姓普遍共识的底线之下，它掉下起了，被社会抛弃了。
辛 是这样的，没错。
（黄河整理，2011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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