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
1970年，章诒和被判“现行反革命”。在狱中，章诒和学会了骂人、打架、偷东西。因为要生存。“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痛苦。说句不好听的，除了厕所里捞出来的，不吃，我什么都吃。”
1970年，章诒和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20年。
“监狱里蹲了10年，从28岁到38岁。出狱后噩梦十载。白天奔波劳碌，夜晚被人追逐残害。梦中惊魂不定，醒后大汗淋漓，再多的安眠药也是无效。”
岁月的刀剑从她年轻而充沛的身体穿过，留下了看不见的洞缺。她的私人记忆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汹涌的已经不再鲜活，而狰狞的依旧触目惊心。
她的众多作品中，最富盛名的当属《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这些沉痛之作，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人，也记录了他们的光鲜与屈辱、闪耀与消亡。
什么叫“文字”，读一读章诒和就知道了。作家毕飞宇说。
“《往事并不如烟》我读过不下3遍，起码买过10本，推荐给不同的人看。”毕飞宇从未见过章诒和，他说，“我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书写者，才华横溢、功力深厚、目光深沉，这样的人不可能被一种叫’小说’的东西难倒。”
他认为，“她的老底子很硬挣，我们这一代的作家比不了的。其实我更愿意用一句老话来谈论这个问题，’腹有诗书气自华’，章诒和的文字就是那种’气自华’的文字，靠抖机灵一辈子也学不来的。”
贺卫方也赞誉章诒和的作品，“在汉语世界里树立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
有人说她笔下有怨气。曾有署名“田继贤”的文章如此说：章诒和女士似乎仅仅只是沉浸在自己对历史的怨愤之中，却不愿意以更博大的胸怀，理解历史。
而她的行文锋利，往往带着一股“痴气”，像是习武之人的“大力金刚”。
她撰文直指当年黄苗子告密，冯亦代卧底，又炮轰梅葆玖“大师”之名，引起轩然大波。
翻译家蓝英年说：“文革期间她被投入监狱……我没有过她那样的经历，但对她的经历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有’反右’挨批判和’文革’蹲牛棚的经历。我的经历乘上几倍便是她的经历。”
痛是她自己的，别人即使理解，也未必能感同身受。
她开列了10个女囚名单，打算以她们为原型，写10个故事，也就是10个中篇小说。至今她们可能活着，也可能自杀或老死。所以，“我只能写成小说。”
“《杨氏女》写通奸杀人，再下一本书叫《邹氏女》，再下一本书叫《吴氏女》，都是通奸杀人，我最后会讲一个中国关于性问题，我会很好地讲，因为我一直在落泪，我在监狱里面和她们生活了10年。我觉得中国的性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她说，自己从不考虑书是否查禁、是否畅销。把4本小说写完之后，会重返民国，首先是写民国的伶人，会写戏班、男旦，之后重返散文。
对她而言，写作已经是最大的欲望。除此之外，人活着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有事可做，有饭可吃，还有几个朋友。事，有意义又有兴趣的事。饭，是好吃的家常饭。友，是过心的朋友。”关于生死，她说得干脆利落，轻描淡写：“死亡是生命的最后形式，等我把所有该写的都写完，我会自觉寻死。没有墓志铭。”
名门之后
章诒和说，影响她一生最大的是她的父亲章伯钧。
章伯钧早年就读于柏林大学哲学系，对于德文版的《资本论》颇有心得。1923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国后参与北伐、南昌起义，1927年底，脱离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1942年，章诒和生于重庆。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章伯钧同沈钧儒等人转移至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和与中共的合作，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主席。1957年反右之时，他被划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至今尚未平反。
5岁的章诒和随父亲旅居香港，就读于培正小学。当时战局尚未明朗，而香港相对平稳的环境，足使年幼的她免受战乱之苦。
章伯钧交游甚广，往来皆是名望之士。章诒和自小便得耳濡目染，虽不明就里，但也印象深刻。
“1948年在香港，马来的燕窝大王曾送给父亲两大口袋燕窝。回国后我爸忙，我妈也忙，谁都顾不上吃，一直搁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几十年后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里如是写道。
1948年，国民党渐落下风。章伯钧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章伯钧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举家迁至北京，住在东吉祥胡同10号–在这里，章诒和从少不经事，直至卷入大时代洪流，见证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沉浮。
章伯钧算是建国功臣，回国后受到重任，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
一家人住在大四合院中，中央配给别克小汽车、警卫、保姆、厨师。进门是阔大的庭院，迎面是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八盆腊梅在正房前廊一字排开，枝干遒桀、纵横有致，足以入画–送花者是梅兰芳。
由于章伯钧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得以保留：早餐必定是牛奶面包黄油，西餐亦是家常便饭，下午一道西式红茶配甜点。
章伯钧夫妇为人慷慨大度，酷爱文雅之事。章伯钧生平大量收集字画古玩，闲时或翻阅古籍，或看原版黑格尔。到1966年，他所藏字画达七千件，古籍20万卷，另有非常丰富的近代史资料和外文书。足够开个陈列馆了。
除了诗书文墨，章伯钧还爱花。几十年后，章诒和在文章里写：“父亲喜花草树木，庭院里养的花木数也数不清，说四季有花香，是一点不为过的。在北方，植物的越冬是个大问题。为此，父亲在西跨院修了个花房，把娇嫩的花木集中到这里。”
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写得一手漂亮书法，周恩来有所耳闻，曾点名她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字设计。章伯钧时常在家开会待客，史良、沈钧儒、储安平、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以及柳亚子、齐白石、梅兰芳、马连良等人均是座上客。
章伯钧夫妇并非奢侈之人，但注重待客之道。每次招待贵客，用餐配以清代官窑瓷器，茶点精细，而章诒和照例是不能上席的。她只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在这个屏障背后，她看到了史良的风情之美，储安平俊秀的侧面，罗隆基的风度翩翩，这些知识分子或优雅高贵，或狷介风流，穿透玻璃隔扇的缝隙，投射在她的心墙之上。
当时章伯钧夫妇的收入不低，但为人大方，时常接济朋友亲戚，而自身所用节俭，生平最大花销，无非两样：收藏字画古玩，以及招待朋友同僚。
一次待客之后，隔日史良派人送来两打簇新毛巾–她在章家做客时，看见卫生间里的毛巾已经形如带鱼，遂送来新的，敦促更换–“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
北大教授孔庆东曾对章诒和所忆叙的生活方式大加抨击：“……我们家毛巾是工厂发的，是社会主义给的福利品，一年发两条毛巾，我爸发两条，我妈发两条。而他说毛巾要天天换，不然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床单是每天一换，洗的很白。书里边赞美很多东西，都是不自觉流露出来，在我看来都是有问题的。”
山雨袭来
1957年，反右开始。
这一年章诒和15岁，在北师大附属女中念初三。读过不少诗书，见过不少名士，对于人情冷暖、时局善恶也开始略有感触。
章伯钧自建国后一直担任《光明日报》社社长。起初满胸抱负，冀望将《光明日报》办成民主党派监督性质的报纸，后因政局所致，无法大施拳脚，日渐疏懒下来。
整风运动和“鸣放”开始后，章伯钧一潭死水又被吹起，拉来九三学社的储安平，齐力对《光明日报》进行整版改革，发表了一系列轰动效应的社论，甚至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此时时局已悄然转变，由整风变为反右，储安平迎面撞枪，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此文一出，举国哗然。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应声落马，成为当时的头号大右派。
章伯钧夫妇被撤职，行政降级，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一家人生活尚无忧虑。
但人情冷暖已尽然显现。树倒猢狲散，昔日高朋满座，此时早已避而不见。
章伯钧无事可做，内心苦闷，终于一天突发奇想，立意要章诒和学习文墨书画。正是这一决定，使得章诒和结识了真正的前朝遗贵，张伯驹夫妇。章诒和师从张伯驹夫人潘素，学习国画。章家与张家至此结为淡如水而又浓于血的君子之交。
张伯驹闲云野鹤式的名士做派，潘素面慈心善的待人接物，成为章诒和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而不久之后，康有为之女康同璧，不避时局，主动结识章伯钧，也使得康章两家结成长达数十年的善缘。
章诒和原本立志于考入北大历史系，由于出身问题，只能考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文学系，因为在日记中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遭人发现，得罪了江青，1963年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艺术室工作。
文革开始后，昔日的右派遭到批斗、抄家。章伯钧一家被抄得只剩下脚底的地板和头顶上的天花板。之后，红卫兵仍频繁上门。
“……我家经过无数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类……看见我们的手腕上还有表。于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亲送给母亲的’摩凡陀’、送给姐姐的’劳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欧米茄’。他们走后，母亲发现晚饭后放在桌上的一块冰糖，也被红卫兵’洗’了……”
为了保护女儿，章伯钧夫妇决定委托康同璧收留章诒和。康同璧及女儿罗仪凤欣然应允。
在康家，章诒和见识到真正的贵族生活和贵族品格，以及在大时代之下，这一群人的抵抗、坚守和挣扎。
这些记忆在章诒和的心中一生不灭。
被批斗的知识分子惨死屡见不鲜，自杀也已经司空见惯。张伯驹夫妇也遭到批斗，储安平留下遗书，下落不明。而在康同璧的坚持和安排之下，章伯钧在康家与被批斗至重伤的挚友章乃器见了人生中最后一面。
锒铛入狱
1968年，开始抓“现行反革命”。章诒和被勒令回到成都原单位。她知道前路危机重重。回到成都，遭到批斗和审判。1969年5月，父亲去世，章诒和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8月，康同璧去世，章诒和也未能见上一面。
1970年，章诒和被判“现行反革命”。在狱中，章诒和学会了骂人、打架、偷东西。因为要生存。“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痛苦。说句不好听的，除了厕所里捞出来的，不吃，我什么都吃。”
她看到无数年轻女囚的旺盛求生欲，善良懵懂的本性，同性群体里滋生的争斗、互陷、爱欲和憎恨，以及在厚重高墙之下绵延不断的绝望。
她曾经接受管教干事派下的任务，和其他几个罪犯一起监听记录一名女囚的反革命言论，以此立功减刑。任务完成后，女犯被判枪决。但她不原谅自己，自判有罪，感觉自己正在变成最丑恶的人。
1979年5月，在监狱外等候了十载、刚结婚半年的男人突发胰腺炎去世，就死在章诒和怀里。同年秋天，章诒和平反出狱。她已经不太会与人交流。回到北京，母亲设席庆贺，亲朋好友都来了，在王府井东来顺，章诒和一言不发，独自吃完6盘羊肉片。
女囚的故事
“我要写女囚的故事，这个心思在1979年就定下了。”那时，章诒和刚从四川返回北京，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报到。拿到借书证，就去图书馆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小说《不幸的一群》，看罢恸哭。“那时母亲健在，她抱着我，我不敢讲。她的心早已破碎。”
“散文不用设置人物关系，而小说人物关系的设置就至关重要。散文里，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在小说里，主观情感不可投入过多。一切都不熟悉，一切均需从头学起。”将真实的犯罪故事一点一点铺笔写来，情节、框架、起始、收场，她感觉写小说“很吃力”。
刘氏女杀夫的故事，章诒和讲过给吴祖光听，吴祖光激动得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其实，后来她还讲给“卧底”冯亦代听。冯亦代听罢回家，3日后打来电话，说：“两晚没睡好，小愚，你写出来吧！多么好的小说，也是一部电影。”章诒和说，自己会说，但不会写。冯亦代说：“你会写好的，如有不足，我来帮你。”
她认为自己讲的女囚故事，都属于这个范围–“是一群向男人施展魔力的美丽女人：淫荡、放肆、轻佻和凶残，像嫉妒的妖精、复仇的狐狸、缠人无数的蛇蝎，以及受人厌恨的同性恋等。她们最后大多是不堪收拾的下场。在正经人眼里，我写的都属于鬼怪类人物。”
“有些东西不可逼视，它的名字叫丑恶。但是，请不要忘记，在世界文学史上，这种’丑恶’能成为美丽的花朵。”
她以为：现代色情“表演”其恶劣性、极端性远远超过了从前。“无需举例，打开每天的报纸，你就自然明了。我们只是个表面上的现代国家，审美意识上的精神分裂症很严重。”
《往事并不如烟》未载的故事
二ＯＯ五年七月下旬，《往事并不如烟》作者、“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参加了第16届香港书展的文化论坛，和龙应台、苏童、南方朔、陈冠中一起登场，探讨跨疆域写作。行事低调、很少接受采访的章诒和的出现，轰动书展，造成引人瞩目的“章诒和热”。以优美文笔记述非人岁月的感人故事，被誉为“知识界的榜样”，章诒和的经历告诉人们：记忆是可贵的，而价值连城的是良知，她与读者的互动，在香港书展勾起盛大的集体记忆。作为书展主办机构的记者，《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江迅陪伴章诒和六天，听她讲了很多没有写进书中的故事，对她进行了专访，并将以下文字特供本报发表。
没有写进书里的故事
章诒和自称“没有其它本事，就会讲故事”。她讲的“最后的贵族”的往事“并不如烟”，而是打开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钥匙。7月下旬，她从北京到香港参与香港书展的文化论坛和讲座。作为主办机构的记者，陪伴她六天，最享受的就是听她讲了不少故事。这些故事，她都没有写进已出版的书里。
故事一：马连良为翡翠青蛙而死
文化革命期间，京剧大师马连良多次被抄家，家里几乎什么都没了。很少有人知道，马连良有个“致命一击”。他爱好收藏翡翠，他家的翡翠青蛙，据说是全中国最好的翠，全绿，青翠，当时价值上千万人民币。抄家时，他将它东藏西藏，没处藏了，就扔到家里的鱼缸里，以为这里安全。其实还不如不扔，一扔，水将那只翡翠青蛙映得格外艳丽，红卫兵一眼就瞧见了。马连良看见红卫兵眼神有异样，就匆匆走向鱼缸，用手向鱼缸里一揣。那青蛙很大，一手揣不住，而后他就背着手。这种时候，演员的本事都没了，难以处变不惊。人家说，这翡翠青蛙“价值连城”，假如出手，连房子在内，所有被抄家的东西都能换回来。此时马连良很紧张，这一动作，那一神态，令红卫兵立刻意识到什么，红卫兵训斥地一吼：“你过来！”说着，一把拉过马连良放在背后的手，又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翡翠青蛙。马连良说：“这不值钱，不值钱，是玻璃做的。”他就这么说谎。红卫兵知道这肯定是好玩意，于是往地上一甩，用脚碾成粉末。
马连良被致命一击，不久便去世了。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爱好是十分顽强的。章诒和说，艺人往往不经意间，将生活的艺术积淀为文化的蕴涵。马连良一生从事美的事业，一生爱好只是美：京剧的美，天幕的美，行头的美，声腔的美，乃至生活的美、情趣的美以及美食美景。一个爱美的人，却被丑类戕害了。
故事二：药学权威挨批斗回家首先想到的是咖啡
中国有个非常有名的药学权威，就不说他名字了。他是一所医学院院长，又是另一所医学院顾问，早年从德国回来报效祖国，文化革命时两所医学院轮流批斗，他被红卫兵斗得一塌糊涂。一次批斗回家，很累，问儿子：“咱家还有咖啡吗？”儿子回答，还有一点儿。
他说﹕“你能给煮一点吗？”家里咖啡壶早就被视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用品”被抄走了，于是，儿子就用炒菜的锅煮咖啡。小孙子在边上：“爷爷，爷爷，你喝什么呀？我也要喝一点。”爷爷用小杯子，给他喝了两口。小孙子说：“怎么这么好喝呀，这是什么东西呀？”他妈妈在一边说，这是刷锅水。
那以后，小孙子就天天在家门口等爷爷挨斗回家，一见爷爷就嚷嚷，要喝刷锅水。生活方式就这么顽强，挨批斗回家，第一件事想到的是咖啡。西方教育给他们的一点东西难以磨灭。章诒和说，人类生活的这种感官享受，这种情感欲求和实惠的物质生活，绝对不是生物性的，而是内含很多文化的、很社会化的东西。什么时候想起他来，章诒和总好像背上挨了一记黯然销魂掌。
故事三：史良挑鞋和喝红茶
北京有一家老字号鞋帽店，在王府井大街，叫盛锡福。一天章诒和随母亲去买鞋子，一进门就发现史良（著名“七君子”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那儿。章诒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一地都是鞋子，全摆着让她选，而且全是白鞋。试鞋子的镜子是搁地上靠着墙的，一溜四周排开，所有的服务员都在为她服务，为她试鞋。当时，服务员还从其他店铺调来鞋子让她选，其实史良也只是买一双鞋。章诒和说，后来在美国、在香港、在上海，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现在大陆喜欢用“极致”形容事物，当时史良挑鞋的场景，可谓是一种“极致”了。
史良的生活比较洋派，她爱喝红茶，一定要切柠檬，要知道那是在50年代初，北京没有几家人是这样吃的。她非常独特，总要将柠檬片的肉和皮撕开，把柠檬肉放进茶里，把片皮放在盘子里，其实这皮是很有味的。我们总说，她怎么这样吃的？当我母亲把盘子要收走时，她就说，别收走，别收走，这是我的。我们全家就看着她，她把柠檬皮贴满脸，说美容。她不管，一脸的柠檬片就出门去了。这故事我当时就想写，后来还是舍去了，因为有点顾虑，按级别规定，史良是国家领导人，我写了，怕人家认为她太“资产阶级化”。
故事四：胡适对赵元任妻子说：你要写下去
名望极高的语言学大师赵元任，他妻子杨步伟写了一本书，杨步伟一辈子都是贤内助，替人张罗，替丈夫张罗，替丈夫的朋友张罗。杨步伟做得一手好菜，为人仗义热情。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留美知识分子，从大西洋回到中国，最后一餐饭是在赵元任家吃的，菜是杨步伟做的。杨步伟说，你们都写书，是不是我也写一写。一天中午，她没有事做，就拿了纸写，写什么，就写怎么做两个人的饭，怎么做七个人的饭，怎么做14个人的饭，就写这些。写着写着，胡适来找赵元任的，他见赵先生没在，却见杨步伟在写东西，于是问：你写什么呢？杨步伟慌忙要将写的纸收起来，说，你不能看。胡适问，为什么？杨就说，我在写我自己。胡适一听，出乎意料，大感兴趣，便说，一定得给我看看。胡适是什么人哪，而她是什么人哪，是家庭妇女。胡适把写了的稿子拿走了，边走边看，看了两页，激动不已，又转头回来，对杨步伟说，你要写，你要写下去，写得太好了。胡适非常吃惊。一个家庭妇女，写的是油盐酱醋，枝枝叶叶，也有意义吗？也有价值吗？原来，我们大家都可以写.
在真实面前不可退让
读章诒和笔下的故事，不哭也难。《往事并不如烟》写的大都是政坛名人，如史良、罗隆基，也有活跃政坛的文化名人，如储安平、张伯驹，以及厕身政坛侧幕或后台的文化人，如聂绀弩、翦伯赞。刚出版的《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中的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是章诒和笔下第一个戏剧舞台上的登场人物。章诒和说，前一本书的人物，写得太苦，是哭着写的。于是就写一个艺人吧，她选了马连良。马和罗隆基他们相比，与章诒和不算太接近，章家和马家也并无多少深交。有距离，写起来也许能让她轻松一些。但没想到，越写越是和泪而作，她同样抱头痛哭，以致难以续写。她投入的是真情，唯有真情才能动人。要让读者泪落一滴，作者泪满一斛。《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至少有两个情节让读者哽咽不已，为之泫然。其一是马连良之死，写的是时代的残暴。其二是梅兰芳夫人对马连良夫人的无私援助，写的是人性的温馨。
《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讲述了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章节﹕马连良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竟然要索取演出报酬每场1070万元（人民币旧币），甚至还“讨价还价”；章伯钧请马连良吃饭，马竟然将厨师、厨具、原料、作料全部带到章家，并将章家厨房擦洗得干干净净，案板洗得发白；反右期间，他被迫奉命批判他的弟子李万春，可说了两句便没词了，散会之后又马上请李万春在鸿宾楼吃饭，表示歉意。艺术上他追求尽善尽美，卓然成为老生泰斗；生活上，他极会享受，精于吃食，衣履整饬，爱好收藏，甚至吸毒。章诒和的细节和故事，使这位已去世近40年、几乎被人遗忘的京剧大师重新复活。在章诒和的笔下，马连良才有了呼吸、才有了脉搏、才有了情感，有了灵魂。
章诒和说，马连良的那种生活方式被改造，生活空间被挤压，最后，他所喜欢的，他的习惯，他的毛病，全部都被改造。她说：“故事虽然说的是马连良，实际上在那样一个时代，这样的问题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虽然是写马连良，又像是在写自己，于是写啊写，我会抱头痛哭。哀伤的不是一个人，哀伤的不是我自己，哀伤的不是马连良，而是那样的环境中所有的中国人，令人至悲至痛。”
每一个人都应该写
章诒和正是读了杨步伟的书，获得启发，受到鼓舞，于是就写下她所知道的父辈的故事。
章诒和说：“人人都应该写，不是因为我书中的那些人物个个有名才写，普通人所承受的苦难，比我的父辈，比张伯驹、罗隆基更多。我在监狱里10年。那些普通的右派，普通的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普通的小业主，普通的地主，他们的子女非常棒。在监狱里，我知道了许多普通人的生活，我真正懂得人要为别人活着，要为世界上的苦难活着，是在监狱里。即使我很苦，但这个民族原比我的苦多得多。”
因此，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写，不是只由伟人写，名人写，要人写，普通人都要写。历史是由普通人组合起来的。中国现实的发展，不能有记忆的断层。往事并不如烟，现实并不如烟，未来更不如烟。中共拒绝对反右运动的记忆，拒绝对文化革命的记忆，拒绝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主战场的正面作用的记忆……拒绝往事，拒绝历史，这是缺少自信的表现。
现在有些人特别希望抹去记忆，要大家都朝前看。这样的民族会不断地犯相同的错误。中共要让记忆砂子般在风中流失，记忆的砂子却渗透到千家万户。章诒和说：“拒绝遗忘，拒绝记忆断层，文化才能传承下去，才能弘扬开来。这个社会是属于普通人的，不只是名人、要人和权贵们的。如果人有种种记忆，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开口。”
往事并不如烟
香港对章诒和而言，也是一种记忆。
六岁的章诒和，曾跟随父母在香港住了三年。她在培正中学读附属的小学一二年级。当时家在胜利道，拐个弯就到了学校。她说﹕“对我而言，香港是一种感情。”
章诒和应香港《亚洲周刊》和香港贸易发展局邀请，参加7月下旬的第16届香港书展的文化论坛的。在北京她受当局监控。她的《往事并不如烟》出版发行后被当局所禁，另一部《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出版再度被禁，15万册书全被封存在书库里。她能不能到香港令人担忧。邀请方和她取得默契，她的行程保密，以免干扰。于是，香港书展盛传有一位隐名的“神秘嘉宾”，这位嘉宾的名字，在未抵达香港前不予公开。也不知是不是为了掩人耳目，她先说坐火车来香港，而后再改乘飞机，启程日子也一改再改。19日下午3点10分，她步出停靠在香港机场的飞机舱，给接机的记者打电话：“我到香港了，刚下飞机。”听到那熟悉的声音，记者长长吁了一口气。她的身影出现在接机大厅出口闸，神色有点疲累，但一见到记者就兴奋地趋前拥抱：“半年没见了，你好吗？”。
“你千万别激动”
在章诒和入住酒店的第一刻起，香港传媒就对她“穷追猛打”，先后有20多家传媒向主办机构提出对她作采访，她都婉言谢绝了。在她出现的每一个公开场合，总有读者拿着她的书求索签名，合影留念。她每次坐在下榻的酒店大堂，都不时有读者拿着刚从香港书展买的她的书要她签名。书展期间，她与龙应台、南方朔、陈冠中、苏童一起参与了《探索跨越疆界写作的秘密》论坛，她单独作了《疆界并不如烟——何必跨疆界》讲座。今届香港书展由《亚洲周刊》主办论坛和讲座，香港贸易发展局透露，参加论坛和讲座的读者多达2000多人，是书展举办以来最多的一届。有文章称，以往15届香港书展五六百个论坛和讲座，从来没有那么多的读者听众。在论坛和讲座上，每每讲到往事，她常会哽咽，令读者听众与她一起感受往事。不少读者向她提问时，不经意间会对她倾述自己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经历的磨难，读者说着说着抽泣了，章诒和说：“你千万别激动，你哭我也会与你一起掉泪的。”
一个来自北京的作家，一部讲述往事的作品，出乎意料地在香港如此受到读者拥戴。章诒和的作品，给读者带来了历史的真实和沉重，集体记忆并不如烟。
喜欢香港的自由
酷暑骄阳，章诒和与来自南京的作家苏童，一起考察了湾仔旧区。旧楼，寺庙，街市，窄道。90年楼龄的石水渠道蓝屋是香港湾仔旧区地标。在蓝屋，她见到木楼梯，便蹭蹭上楼梯席地而坐，兴奋地拍照。她说，找回了童年的感觉，当年她就是穿着木屐上下楼梯的。
谈到香港，章诒和说：“我很喜欢香港这座城市，主要觉得生活在香港很自由，这是一座城市很重要的部分。一座城市不在乎有多少立交桥，也不在乎有多少高楼和大厦。香港能让人自由，不仅是我们这一代，而且上一代，父辈这一代。自由是香港的一个传统。1947年的时候，数百名文化精英都来到香港，她能吸纳各种人，吸纳持不同政见的人，持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香港都能接纳。”
心跳两百进了三家医院
五天的活动令她有点劳累，她在香港终于病倒了，半夜被急送就近的铜锣湾圣保禄医院，再转公立律敦治医院。在救护车上，经测检，章诒和心跳210下，血压极低，血含氧量极低。急救人员摇头：“不可思议，她怎么受得了，命很硬。”章诒和却对记者说﹕“我能扛，别担心。这么大岁数了。这是10年监狱磨难留下的病。”
翌日傍晚，她坚持如期坐飞机返回北京。机组人员特别让她平躺在最前面一排座椅上。当晚她被送进北京协和医院。第二天中午，她给记者电话报平安：“我没事。别告诉香港的朋友们，免得他们担心。”不到20小时，她竟然进了香港和北京的三家医院。
低调的章诒和在香港期间，一再拒绝传媒访问。以下是记者独家专访问答的摘要。
现在的小说三页之后一定上床
Q：马连良的这些细节都纳入你的审美视野，你如何理解这些世俗欲望？
A：当下，一些人鄙弃了人类、历史、民族、国家等厚重观念，这是对过去政策的报复。
什么上升了呢？一篇短篇小说完全说泡吧。感官的享受，人的情感欲求，实惠的物质生活等世俗性社会事物，统统纳入作家审美的新视野。这好不好？没什么不好。这对不对？没什么不对。它属于个人生存的正当而合理的要求。要不，怎么我那么喜欢马连良。我不只是喜欢他的《借东风》，喜欢他的《赵氏孤儿》，我喜欢他生活的样式，沉醉于他的泡澡，遛弯，修脚，下馆子，抽大烟，摆弄翡翠、鼻烟壶。但是如果过度释放这样一些世俗的、欲望的，属于人之本能的东西，是否会产生返祖现象呢？
一位编辑告诉我：现在读小说，无论中长篇，三页之后一定上床。我不知这是文学堕入生物境地，还是生物提升到文学天空。不过，你要把欲望下面掩盖的利益关系开掘出来，对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内心的关系，做出既符合现实也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那么，就需要多维视角了，单纯世俗视角是不够的。越是世俗的生活，越是要有理性的认同。这理性不就是思想、历史、道德、政治和哲学吗？文学至少要有一点思想。但是我反对大陆一些人提出的“文学重返思想”的口号。我说这些，并非标榜自己具备“理性认同”和“人文关怀”。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像发黄的一片叶离开老树而飘落，而这树早已是无花又无果了。
有责任把那一代人纪录下来
Q：你怎么看待你的作品被禁？
A：中国大陆的查禁制度是不言而喻的。当初写了有关父辈几个故事请朋友看，替我掂量一下，写得行不行？顺便也以这样的方式，写文章吧，给自己过60岁生日。没想到被朋友介绍给一本杂志，刊出了。刊出后，没想到被人上了网。上网传开后，没想到有出版社的人说经过删节处理可以编成书，出版了。出版后，没想到畅销。畅销后，没想到被禁。被禁后，没想到有那么多的盗版，有人算了一下，120万册至160万册。大陆的《往事》被禁和盗版后，没想到获奖。获奖后，没想到授获者被官方传询，获奖人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
八个没有想到吧，就是这样曲曲折折起起落落。我却有个信念，在可能的情况下，自己要坚守原则，有些可以退让，有些是不可以退让的。不可退让的重要一点是，在真实面前是不可退让的。这个社会假东西已经很多了，大家一起再做假，写一些假东西，换取很实际的利益，这很可悲。我们有责任把那一代人纪录下来。压抑下人成长的非常快。如果没有“反右派”，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狱中10年，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能懂得社会。
我生活在故事和细节里
Q：作品中你评论不多，只是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为什么选择这种书写方法？
A：我是个很没出息的人，不像有些人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要著书和立说，写一个东西传世。我觉得我的环境是非常特殊的，踫到了如此之多的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他们自己就是故事，这些人聚起来，不像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讨论深刻的理论，他们充满着故事，他们讲故事也讲理论，但可惜的是，他们讲的理论，我不懂。他们可以和我父亲讲四小时佛学，和我父亲讲四个小时的抗日战争的故事，他们故事中的人物，我没见过，也不知道是谁，那可能是更有价值的历史的真实的，或者是涉及到他们的本质的一些东西，遗憾的是，当时我还小，还不懂，不懂就记不住，我懂的就是这些故事，就是这些细节，我是生活在细节中，生活在故事里，我只知道要写出这一代人的故事。
Q：有读者对你几十年前细节的记忆存疑，你如何回应？
A：我不懂文学，所有的就是一种记忆，记忆很珍贵，他们有值得你去记忆的东西。因为1957年的事情（指反右运动）发生时，我十四五岁，那以后，我一直处在被歧视、被排斥、被挤压、被孤立，后来是被管制的状态，没有人理我。当时最大的快乐，就是家里来朋友，大人说话，我就在旁边听。这就是我全部的生活，我的每一天都是空的，天天就和储安平啊，康同璧啊，罗隆基啊，陈铭枢啊这些人在一起。
我被判刑的第一天早上醒来，看见窗户外那一片天空，37年来我还记得那天空是什么颜色。由颜色想到我的家，由家想到我的母亲。什么都可以忘记，那是不会忘记的。
当时不像现在那样丰富多彩，有那么广泛的社会交往，有千头万绪的工作，还有人情应酬，每天接很多电话，看很多手机短信，生活缤纷五彩，整天闹哄哄的，记忆力肯定就不如我。
其实，我写的与我所接触的相比是挂一漏万。他们聊天是几小时几小时的，我只是记住了我当时懂的部分，大部分的话我听不懂。恰恰就是那零碎片断，我记住了。我写的只是多少多少分子之一。还有，这些人物的细节就是与众不同，有些故事我就是不敢写。就说张伯驹撒尿，他家当然有厕所，可他出门转过去就撒尿，可不管你，回到屋子里还当着你的面扣裤钮。这样的细节，你能忘吗，绝对忘不了。
同时在写四本书
Q：有读者指你的作品是“反党宣言”，你又如何回应？
A：我讲的故事都是陈年旧事，相当遥远了。我对说好（指作品是“里程碑”）说歹（指作品是“反党宣言”）的所有读者表达深深敬意。我认为我写的细节和故事是真实的，可能别人认为不真实，我的真实只是事物的一面，别人讲的故事是事物的另一面。比如我看这杯子，写的是这只杯子的这一面，别人写的是杯子的那一面，还有人写杯子的另一面。
这样加起来，这杯子不就很完整了吗？我从来不说，我写的这杯子是唯一真实的，别人写的是假的。
再说，作者是作品的起点，读者是作品的归宿。阅读是对创作的“再创作”。人家看你的书，就很好，至于他说不好，这是他的权力，我看不惯一些作家容不得别人说作家不好，还调动所有的力量对说不好作反驳。人要什么都能容，我年龄大了，遭遇的事情也多了，什么东西都能吞得下。
Q：你目前的写作情况如何？
A：我正在写，同时在写四本书。我会刻苦阅读，辛勤写作，以此回报读者。至于写得好与不好，是另一回事。直到我死，或者被人弄死，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好，从前我也把事情想得很好，结果受尽苦难。你别以为总有明天。第一本书中的人物，都没有写完，每个人都留有长长的尾巴，每一篇都可以写“续”，我很想继续写个“补”。每个人都有很多遗憾，完美的人生几乎是没有的。
最美丽的人一个个都走了
Q：过了半个世纪，你笔下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在美还存在吗？
A：最美丽的人一个个都走了，这种美丽，不是今天所谓穿得漂亮，挣的钱多。梁漱溟（国学大师、现代思想家）长得不漂亮，但他却非常美丽，是发自内在的美。陈铭枢（原国民党将军），他常常来我们家，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他很有风度，总是肩很平，胸很挺，行走迈标步（标准步伐），给人那种男人的儒雅和阳刚的感觉，他长得并不漂亮。他坐下后，就与我父亲谈故事，谈了故事谈诗词，谈完诗词谈佛学。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电影，一写国民党高级将领竟全是土匪，个个是草包。父亲多次对我讲，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国民党的将军，有些时候你不能看宣传，要自己去感觉这个人。那一代人带着他们的声音永远逝去了。今天的大陆，当然有很出色的人，但从整体来讲，有颇多令人失望和遗憾的。我不是追究个人，而是认为这与体制相关。知识分子常常作为一个社会良知的代表，要发出一种最正直的声音，要为很多事情去鸣不平，要告诉世人他发现而别人还没有发现的东西，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由于教育制度和其他方面的制度缺陷，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大陆确实有，但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在一种统一模式下，思考如何生活得更好，如何以自己的知识去换得社会的承认，这叫“寻找自我价值”，用不同的方法去换取利益的最大化。
“爱即惩罚”的小说
人物周刊：《刘氏女》和《杨氏女》两部作品，写的都是女囚，犯罪都是杀人，不同的地方是犯的罪情节不同。《杨氏女》描述了一场“鲜血飞溅的爱情”，而其主题也是关于“爱即惩罚”，这是否反映了您的爱情观？
章诒和：最美好的爱情应该是除了感情外，不附带任何条件。何无极与杨芬芳的情感基本不附带任何条件，属于性爱，双方都保持对情感与肉体的强烈渴望和追求，既不明来路，也不问归途。当何无极被枪决前，在手腕缠上那方手帕，刻意把杨芬芳手绣的小红花图案朝外，为的是希望死前，能让心上人看上一眼–写到这里，我停笔大哭。
正如我在“笔谈”里写的：“有这样男人爱自己，我也知足了”。如今还有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爱情吗？当下，功利因素渗透于情感生活，不是个别现象，已达到社会全覆盖。爱情变成了利益的互惠和互换、条件的权衡和平衡，“没房没车，一切免谈！”非常可怕，也异常悲哀。爱，是包装的；包装了，才好出售。它不再是放下现实的浪漫之旅。至于我嘛，大右派的女儿，谁敢接近你？之后就是坐牢。出狱后，就是解决婚姻问题。觉得彼此的条件还适合对方，就“结”了。
人物周刊：10年的牢狱生活中您收获或者反思最多的是什么？监狱中的人性往往暴露的更为彻底，这让您在人性的认识上有什么变化？
章诒和：女人犯罪，经过法律的惩处，开始服刑。在漫长的刑期里，她们绝不是穷凶极恶，天天歹毒，处处残忍。在严加看管和求生欲望双重作用下，人性的里面另外一些东西就显露出来。尤其是长刑期的（15年有期徒刑以上者），都比较踏实，肯劳动，很多人心灵手巧。虽然互相揭发检举，但当同室的犯人重病不起，或上大刑的时候，她们的同情心就表现出来。女囚们个个在暗中追求美，并在难以觉察之处表现出来。犯人相处，是不许产生感情的。其实，情况恰恰相反，狱中有不少同性恋，原来她们不是，进了监狱才成了同性恋。我的下一本书《邹氏女》，会涉及到这个问题。进了监狱，我深深地感到：人性是永远琢磨不透的，也是永远变化的。监狱泯灭不了人性。
人物周刊：您的《杨氏女》中对于罪恶似乎有一种美化的倾向，“有罪的相恋也比干净的夫妻要好”，这种罪恶仅仅是体现在情爱中的罪恶么？
章诒和：中国正式夫妻和家庭，有的打造得跟集中营相差无几。你从外面看都很好，很稳定，很幸福，里面究竟如何，只有自己知道。用台湾作家许常德的话来说，就像个罐头，新鲜是唯一没有的东西。责任远多于快乐，彼此毫无抗拒地接受了。谁能不无奈？能欺就欺，能骗就骗，没有哪个把问题端出来。况且人生之路走了大半，渐失年少时的梦想和勇气。与其这样一辈子，不如强烈地、无顾忌地相恋一阵子，不必和主流妥协。所以，我要说：“有罪的相恋也比干净的夫妻要好”。你要说“这是对罪恶的美化倾向”，我认了。我喜欢罪犯，因为自己就是罪犯。爱本身是没有罪的，从审美角度来看，是美的！
人物周刊：对一些质疑您的新作“文学性偏弱”，“不及早期作品”的声音，您怎么看？
章诒和：很严肃地写作和能把作品写得很好，是两回事。任何从事写作的人，大概都不是一部比一部好，我以为能够做到“不失水准”，所有的文字维持在同一水平上，就很难得了。说我最好的一部作品就是《往事并不如烟》的人不少，我听了，很高兴。
人物周刊：有人说，部分人物形象概念化，缺失细节描写和真实性。您怎么看？
章诒和：关于真实性问题，容我解释一句–小说中的一切、包括细节，都来自真实的生活，我缺乏的是虚构。之所以写小说，因为监狱的人大多活着，不像“往事”系列里的人都死了。所以用小说文体，免得惹麻烦。
坚持下去，智慧生存
人物周刊：当年不少大学者、知识分子之间互相揭发，兄弟阋墙，斯文扫地，人性丑恶的一面集中暴露，在人的良知面临严酷外部环境考验的情形下，个体最优的选择是什么？
章诒和：趋利避害，人之本能。当外力异常强大，人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改变，包括他的内心。对某些人来说，有些东西是永远夺不走的，由古至今皆如此。并非只是“当年大学者”才暴露人性中的弱点和丑恶，况且这与学问多少并无太大关系，是吧？即使今日，一些不错的知识分子，在看到某人受折磨的消息，不就准备移民吗？当一只大手掌握着你的身家性命且危及家人的时候，人的软弱性就表现出来了。重要的是去掉“那只大手”，而非一味地谴责人的怯懦。我还以为屈从政治和屈从金钱，从人性角度看，两者是一脉相通的。至于我，在压力面前我不会后退一步。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理由也简单：我七十了，无家无后，大牢坐过，加之，早就不想活。可以说，章诒和是个特例。比较好的选择是–坚持下去，智慧生存。
人物周刊：您的题材多取自文艺、知识界，这是你熟悉的领域，有没有考虑过扩大写作的范围，把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的经验都包括进来。因为有一种批评，认为您的写作中参入了私人的情感成分，作为“史家”，没有超脱出一家一族的限制。在个人叙事和宏大历史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张力，您是如何把握这种一种平衡的？或者说，今天的我们还能够找到这种跨越了各种政治派别和文化取向的历史共识吗？
章诒和：我没有那个本事，也没那个雄心，“把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的经验都包括进来。”我写作很痛苦，常流泪，也就是你所说的“参入了私人的情感成分”。但我总觉得，任何作品都势必“参入了私人的情感成分”。
关于“史家”一词，这是个误会，我很早就声明了：我不是史家，也不是作家，写的东西属于“非文非史”。去年开了微博，在自我介绍里也讲得很清楚：自己是一个讲老故事的老人。朋友们愿意听就听，不想听就别听。不少作家能在“个人叙事和宏大历史之间”游刃有余，我很羡慕。但是，跨越各种政治派别和文化取向，达成共识，并以文学方式呈现出来，在大陆我现在还没见到。像《巨流河》那样作品，我们这儿没有。因为现行的教育制度培育不出齐邦媛来。
人物周刊：您的身份，可以说是作家，但写的又是历史，您如何规避文学表现力和历史真实之间的矛盾？
章诒和：我只管讲故事，从不想它是属于文学还是历史，由于根本不想这个问题，所以感受不到“文学表现力和历史真实之间的矛盾”。
我的经历和我所知道的故事，一辈子也写不完。所谓表达的技巧，我以为能把内心的东西写出来，就是最好的表达技巧。我所写的东西当然存在着许多毛病和缺陷，我一直缺乏自信，从不觉得自己的东西有多好。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人物周刊：您笔下的那些人物，无论是储安平、史良、马连良，他们的生活或精神特质在当下我们的生存环境中还存在吗？您认为真正的贵族是不是他们那样的？如果存在，是存在于哪些人身上？
章诒和：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史良、张伯驹以及马连良一辈人永远消失了，以后也不会有类似的人出现。比如，现在的收藏家不少，藏品也是极好。但没有一个人像张伯驹。如今办报纸杂志的人也不少，有的人在左右夹击下突围，搞的也是颇有些声色，但再好也不是储安平。
人物周刊：记录这些往事，您认为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否可以作为对后来人的一种警醒？
章诒和：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父辈一个个含冤而去，罗隆基还没有子女，他的亲戚到北京，拿走了他的藏品，独独不要他的骨灰。简直悲凉入骨！“文革”中的我就暗中发誓：一定要活着走出监狱，一定要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是我写作的动机，同时也是我写作的意义。
人物周刊：我看到一些文章说，您因为在《南方周末》发表这样的文章也被人诟病，还会被人攻击，您遭遇了什么吗?
章诒和：受攻击的文章有两篇，《告密》、《卧底》。攻击吧，也许还不只是攻击，准确的说是对我“五路包抄”，一路就是告状，每次都成功。对此，我当然有烦恼，但我不畏惧，也决不妥协。也许有一天大陆的秘密档案向社会开放，大家就一定能看到更“惊心动魄”的故事。
人物周刊：有人读《往事》，也从一些篇章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您似乎有一种强烈的精英贵族意识，比如当年饮食的细琐，有人认为几近于炫耀了。有人将您称为“最后的贵族”，您对贵族的理解是怎样的？
章诒和：储安平在《英国风情录》一书里，有专门一章谈贵族。我以为他说得不错。归结起来有：英国人以为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他人而牺牲自己；不仅是个有荣誉感的人，并且是个有良知的人；他们很富有，非如此不能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但另一方面，又看不起钱，认为一天到晚想着钱的人不是贵族。英国贵族一般对收藏、艺术、设立博物馆和慈善事业，很热心。
人物周刊：看到您接受采访时说到，能够从10年牢狱中活下来，只是因为想把父辈的生活展现出来。在真正回归常人生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其实还有些别的什么是值得眷恋的？
章诒和：除了写作，我没有别的兴趣和欲望。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为人慷慨大方，慷慨大方来自一个目的–一定要赶在死前把家里的东西都处理干净。不信，可以问我的律师浦志强，跟他交代过的。我一人独处，有时会上微博，就等于串门，和街坊邻里聊天，感觉身边有个群体，有人间温暖。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写一本自传去讲自己的故事？
章诒和：我现在写作，常常是泪流不止；将来若写自己，则很可能哭死过去。所以，至今没有勇气说：章诒和会讲自己的故事。
人物周刊：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章诒和：父母，影响我的一生。我性格和知识都是源于他们。因为政治原因，我受到牵连，但我引以为荣！用朋友的话来说，就是“章诒和以前的痛苦和耻辱现在都成了她创作的资源和财富”。
人物周刊：在经历了如此多的风雨之后，死亡对您意味着什么？
章诒和：死是生的一部分，写完就去死，死很幸福！我好到天堂见父母，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章诒和小档案
章诒和1942年9月6日生于重庆，安徽桐城（今枞阳）人，“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次女。1954年起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60年起就读于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文学系，1963年起就职于四川省川剧院艺术室。
1968至1978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8至1979年，获平反、无罪释放，恢复名誉，后在四川省文化厅剧目室工作。1979年起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2002年至今，退休，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