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文笔犀利，妙论迭出，有很多难得的好文章，再转三篇）
闵良臣：有关评选中国“思想家”的闲话
|
本文摘要：当年那些被虐杀的政治犯，包括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李久莲，以及无数被虐杀却不为世人所知的人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罪名”，那就是“思想反动”。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在1949年后的中国，有很长一个时间段，一个人就因为有了一点自己的思想，并将这种思想表达了出来，就要了自己的小命！ 禁止思想的国度如何能评选出“思想家”
张维迎教授在文化老人周有光108岁“茶寿”座谈会上发言时说道：过去几十年科学精神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类就来自一个地方，包括我们中国人，而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是人，一类是中国人。不是。这个世界只有一类人。但是，中国有些人却认为中国人是独特的，并且至今“还在顽固地坚持我们有一种独特的东西，跟人类其他的不一样，这是非常地荒诞。”
或许正因了一些人的荒诞，也才有一件又一件荒诞的事件发生，而评选中国当代思想家也要算是这荒诞的一例。
中国的“思想家”还用评选吗——全世界都知道，那就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我们也一直强调要在这两个人的思想指导下生活和工作。既如此，除了这两个“思想家”，谁敢说中国还有别的“思想家”？就算有，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和毛泽东这两个人的思想“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然而，在这种钦定的思想“指导”出来的思想家，也能算吗？我不知道。也不知什么人知道并能讲得清。
在一个命令各高校（中小学校就更不用提了）的老师们只能这样或那样，在一个借口“国内和境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在高校这块阵地上联手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而对高校师生们要“加强思想教育”，在一个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大学校园，并且要永远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的国家，如果说也还有思想家产生，那真是活见鬼了！
我们知道，从1949到1977，这个国家强调一切都带有“阶级性”，而就因为一个“阶级性”，也不知有多少可怜的中国人遭到歧视，挨批斗，甚至丢了性命。几十年过去，一些人“与时俱进”，虽对阶级性有所淡化，却又强调起特色主义以及他们的“党性”来，说他们相信的东西是“大海”、是“宇宙真理”，并且还带有“神性”。
就是在这样一种国家，一天忽然要评选“思想家”，这除了会让人哭笑不得外还能有什么“收获”？你说在“境内外敌情遍布”、“敌对势力也已经渗透大学校园”的“严峻形势”下，我们还能允许马克思和毛泽东之外的思想“独树一帜”，“自由泛滥”吗？
正如四川诗人刘沙河在祝贺周有光先生108岁的贺信中所说：“前一个五四送来的民主，绕以炫目之光，哪知被什么主义一点拨，竟成了酷烈的专制。‘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这种民主，包括周有光老人在内，大家“都亲眼见过了，亲身尝过了。那是什么民主，连波尔布特都自称‘民主柬埔寨’。”贺信中还说道，在缴了学费吸取了教训之后，中国有人提倡建设公民社会的民主，回到了常识。“善良的目的规定了其程序是渐进的，其手段是温和的，其方法是简易的，其主义是常识的。遗憾的是吾小友刘晓波刚刚举趾实践，才宣了一个言，就被逮捕而判重刑，系狱至今。”一个国家，只要监狱中还关押有政治犯，只要没有新闻、言论、出版自由，只要听到常常口是心非地要大家“解放思想”，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家产生。
时至今日，天下无人不知中国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国家，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原。除了1978年到1980年代初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外，1949年后至今，中国事实上一直是禁止国民思想的。虽然也有数亿人口，但有一个毛泽东思想（所谓马克思主义只是个幌子），就足够了。不论什么思想，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面前，都一定是“反动思想”，或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当年那些被虐杀的政治犯，包括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李久莲，以及无数被虐杀却不为世人所知的人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罪名”，那就是“思想反动”。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在1949年后的中国，有很长一个时间段，一个人就因为有了一点自己的思想，并将这种思想表达了出来，就要了自己的小命！
其实，客观地说，那些被虐杀的政治犯们，没有一个是已经有了“一套”的思想家。可即使如此，专制政权就已经不肯放过了。
然而，斗转星移，如今太阳似乎要打西边出来，得知中国竟然评选出了包括胡鞍钢、公方彬这等人在内的2013年度“十位中国思想家”。这真让我这个中国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能说，如果像他们这种人也能称之为“思想家”，我宁肯中国是一片“思想荒原”。
谁有资格做评选中国“思想家”的评委
三月下半月的《人民论坛》杂志早已面世，上面有一篇可称为重头之文章，题目叫《特别关注：思想家在想什么？十大思想人物把脉中国思想走向》。全文六万余字，如果有谁犯傻，想一口气读完，很有“累死”的可能。本人稍作浏览，原来是由人民日报主办的这家杂志又策划出一项大约是“奉命”的活动，即“以权威、独到、影响力和责任感为主要评选标准”，评选出“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不过，眼看一个月过去，这60000余字的“特别关注”，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甚至连一点涟漪都没起。真是可怜。
说真话，一个思想家，他在想什么，一般来说只有思想家自己清楚。思想家不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全都告诉别人，告诉统治者，尤其是不幸又生在我们这种国度，就更是不会。中国即使有真正的思想家，他们一定知道，那样的话，不仅不会有“好果子”吃，说不定因此还会要了自己小命。
本人实在想不通，一个天天在想着查封张三或李四的微博、微信的国度，一个动不动就要对有点思想的国民进行抓捕甚至判刑的政府，一个在不断增加经费大搞“维稳”甚至向着“帝国主义”进军的社会，怎么还会有心思要去评选所谓的“思想家”？在这种国度，真的还有思想家吗？思想家也真的还能在我们这种土壤中存活吗？
既如此，我们不必急于去讨论那些刚评选出的所谓“思想家”在想什么，而是应该先讨论一下中国当下到底有没有思想家？谁又有资格去做评选“思想家”的评委？如果根本就没有思想家，或说只是一些人的臆想，有人却在那儿讨论“思想家在想什么”，岂不是笑话吗？
这正好比中国五千年来从来就没有建立过一个民主政府，有些人却煞有介事地在那讨论民主政府应该做什么。
不仅如此，由《人民论坛》这样一家带有浓重官方色彩的杂志评选，那“权威、独到、影响力和责任感”是否也能算数？如果算不了数，那么，这些“思想家”中除极个别被网友们所公认的，像江平教授之外，更多的不就成了纸糊的了吗？中国要纸糊的思想家干什么？纸糊的思想家对我们这种社会而言，又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思想？
再说，所谓思想家的评选，一定要具备评选的环境和条件。即使别的一切条件都不说，至少也还要有能担当得起做评选思想家评委资格的人，而有这种资格的人本身就应该是思想家。当然喽，如果“非要瘸子里面挑将军”——尽管没有思想家，也要硬找出几个，那就由广大网友推荐，进行普选好了。本人相信，只要把这个权利交给广大网友，他们不会看走眼，也一定能评选出我们这个社会相对的思想家。
谁都知道，如果一个社会连思想家都只能近乎官定，有谁还要说这种国度也还有思想家，还说什么人有做评选思想家评委的资格，难道不应该掌嘴吗？
与其弄几个官员或有官员身份的文人在那评选中国当代思想家，倒不如放开舆论管制，放开新闻、言论、出版自由，不然，岂不是对人类中那些真正的思想家的侮辱！再说，以这种方式评选出来的除了是官家想要的“思想家”又还能是什么呢？可官家想要的“思想家”，从来就不是中国社会需要的，更不是中国民众想要的。
关键是只要你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又是一个关注中国社会的人，你也就一定知道这个国家有没有思想家，知道谁更有资格被称为思想家。这里有一个最好的例证：果真有思想家，也就不会出现既是老革命家又是经济学家的于光远先生，在其晚年还在那儿“参与”一批老干部们“创作”《我们不会思想歌》。试想，在一个连于光远这样的人物都参与创作《我们不会思想歌》的社会，一些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或是奉了什么大人命令的人们却假装着要来评选中国当代“思想家”，你说这不是绝妙地讽刺吗？
至少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人类，当然有思想家，甚至有大思想家，但没有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是由他生活的当代官家评选，而全是由后世的人们公认产生。凡是靠评选特别是靠官家评选出来的思想家，都不可能是真正的思想家，不管评选者和当选者的自我感觉有多么良好。
2014-4-18日
|
胡锡进“卖恐惧”是在“伺候”谁
近日从互联网上看到，那个经常喜欢在自己的报纸上制造点“敌对势力”甚至是“恐怖气氛”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4月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场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大陆媒体近年的变化和思考》。也许是他自己心里有鬼，“演讲结束，胡锡进对听众没有向他扔西红柿、鸡蛋表示谢意”。“事实上，听众岂止没扔西红柿与鸡蛋，还在结束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而胡锡进演讲所在地中文大学破天荒地在讲座上为其安排的数名保安，自然也就毫无用武之地。
其实，也并非没有听讲者想对其“扔鸡蛋”、“扔鞋子”。从另一篇网文中看到，港中大教授周保松在提问中就说道：我非常耐心地听了胡先生的演讲，里面大量使用了什么党的利益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代表十三亿人等等，我们现场有很多内地的老师同学，我倒想问问，现场有多少人非常不认同他的观点？据说当时有超过一半的人举了手（而胡锡进在其随后的微博中只承认有三分之一）。周教授提问完后便脱下鞋，提在手里，从第一排正面走出教室，并没有把鞋扔向胡锡进。
这就是香港。说中国是法治国家我不信，但说香港是法治地区我信。别看市民们动不动就游行示威，动不动就骂这个地区的一把手，那是两个概念。世界就是这么奇怪，可以游行示威、可以骂总统、骂特首的国家或地区，人们往往都称之为法治国家或地区，生活在这种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持不同观点者也都能以礼相待；相反，那些不可以示威游行、更不可以骂总书记骂国家主席或骂政治局常委的国家，人们非但不认同是“依法治国”，生活中对持不同政见者也常常是大打出手。
大家知道，胡锡进这么多年虽然像他在演讲中说的他“有两个老板，一个是群众，一个是党”。而他自认为也“把两个老板伺候得都不错”。可生在大陆，即使单从互联网上转载这家报纸的一些文章也能看出胡锡进长年主要是在“伺候”谁，而最有力的证据除了他编的报纸上的那些胡说八道之外，再看看总是遭到无数网友的诅咒也就再清楚不过了。
一边认为把“党和群众”都伺候好了，一边却被无数网友诅咒，这里肯定有蹊跷。有人告诉我们：胡锡进喜欢“复杂中国”这个说法，他的微博标签是“一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而《环球时报》原本“是一份很简单的报纸，但胡锡进显然不想自己的报纸给人这样的观感，他愿意把《环球时报》的成功说得很复杂，很曲折”。
如何表现呢？最能体现的就是两个字，有人替胡锡进做了总结，这就是：恐惧。这些年胡锡进做的“是恐惧的生意。他操持的这份报纸，似乎以在世界上为中国寻找敌人为己任，让一部分中国人整日绷紧神经，紧张兮兮”。
这就让人不能不说几句了。
说起来，这个世界很奇怪，越是给国民自由的国家，政府的责任越少，政府越轻松，人民生活得越快活，至少对自己的政府没有恐惧感；而越是限制自由的国家，政府的责任越大，政府也越累，反而人民生活得却越痛苦，而（在温饱之后）最大的痛苦反而是来自对政府的恐惧。
按说，一个国家的政府，同样是由一个个政府工作人员组成，而按照人的天性，自然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就是说政府工作人员同样也应该是放手让人民管理自己，而人民也不喜欢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在内的什么人过多地或叫“越俎代庖”地管理他们。
然而，在不自由的国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天性丧失了，他们在揽下很多责任的同时，带给人民的是恐惧感。但这种国家的政府不承认。政府口口声声说自己的目标就是要让自己国家的人民幸福快乐。你说这不是鬼扯吗！让人民生活在恐惧中，还有什么幸福快乐可言！
记得一年前，21世纪第一份人类按国家排列的自由度出来了，香港全球排名第3，中国大陆排名第100，而全世界也就二百来个国家，由此可以想像中国（大陆）的自由度。中国有些人可能不认可这个排序，可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国大陆的自由度在全球到底应该排多少名，套用李承鹏那个书名：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根本不用跟谁去争。
自由，是一个奇怪的元素，它的多少直接决定人是否存在恐惧感。自由的元素越多，或说自由度越高，恐惧感就越低，相反，自由的元素越少，或说自由度越低，恐惧感也就越高。比如收容制度废除后，大家也就没有了像孙志刚一样被收容后暴打至死的恐惧；取消了劳教制度，将来的中国人也就没有了自己并没有犯法也会被劳教的恐惧；若是哪一天中国真的再实行了民主自由，而且制定颁布了新闻法，规定言论、出版自由，所有喜欢做文章的人们也就不会有发表几篇文章或是几条微博乃至几首小诗也被诬蔑成要“颠覆”而被请“喝茶”甚至被抓捕被判刑的恐惧。总之，在本人看来，一个政府，在人民实现了温饱之后，如果要说还有责任，那么首先就要保证人民不会感到恐惧。这在罗斯福总统看来，是一个人必须具有的四大自由之一。如果不能保证人民免于恐惧的自由，那么即使保证了其他三项自由，人们也还是一定生活得郁郁寡欢。
这二年不时地看到读书统计，说犹太人一年读多少本，德国人一年读多少本，日本人一年读多少本，中国人一年又读多少本，统计的结果总是中国人读的最少。可想想这能怪吗？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原本就够艰难的了，也就是说，由于生存和生活的艰难，自然也就减少了很多读书的兴趣，而况外国人哪里知道，在中国还有个读书的环境问题，就是说，读书有时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读书会，在外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特别是在大学里，可在中国不是。在中国，成立一个读书会，也会有人盯着，甚至想办法捣乱，严重的，阻止你举办读书会。
上面说了，罗斯福在近七十年前就提出了国民的四大自由，而这几项自由其中一条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可已经去世近七十年的罗斯福总统怎么也想不到，近七十年后的中国国民竟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就连举办一个读书会，或是想与朋友聚个餐，都会给当事人带来恐惧感！你说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这还是生活在21世纪吗！
有人说这个世界最好卖的是恐惧：“人们买化妆品、保健品，是出于对衰老的恐惧。买电视买报纸，是为了怕比别人知道的少。”那么胡锡进大肆兜售“恐惧”，又是为了什么呢？总不能说成也是为了“伺候”中国百姓吧？
2014.4.4
闵良臣：西方颠覆只是一个传说
本文摘要：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就像一张超级圆形大床，整个人类就“睡”在这张大床上面，大家各自做着自己的梦，在梦中可以有多种“价值观”，可以不要民主自由，不要宪政，甚至把2+2说成等于100也行。然而，一旦醒来，对不起，大家就只能有一种价值观，也只有这一种价值观是正确的。这就像在这个星球上2+2的答案只能是4，再没有一个与4同样正确的答案一样，除非你就不想要正确答案。
一
对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而言，很多人都知道，谈论“颠覆”是大忌。所以，孤陋寡闻如本人，至今在大陆的网站上也很少浏览到这种话题的文章。但傻子也是人做的。我们不能说一个题目，不管它多么有意义，只要棘手，就不去做。
有关颠覆一词，自习近平执政以来，至少在公开讲话中讲过多次，而单是在新浪网站的“新浪中心”头条就看到过两回，大意是中国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这里的颠覆性错误，没人不懂，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所谓彻底改弦易帜，走上在我们一些人看来并非正确的“邪路”。只是直到今天，对于人类社会，不，对于中国这“一亩三分地”而言，到底哪种道路是真正的邪路，并没有一个权威评判。眼下的情形是，西方说了不算，美国说了不算，中国一些有识之士说了也不算，而那些对于中国而言“说了算”的人又总是与西方与美国与中国的有识之士相反。尤其也不知是太敏感还是感情上抑或利益的关系放不下，一说到这种话题，有些人就彻底失去理智。
其实，没有什么话题是绝对不能说的，只是一个说话的时机问题。话题再敏感，只要客观对待，只要公开透明，只要讲道理，也还是可以讨论。我就不信，对于中国人而言，有关“颠覆”的话题就不能说。
所谓颠覆，顾名思义，就是翻个个。其实这只是个比喻。谁都知道，所谓颠覆后的房子，绝不会顶朝地，底朝天，而每个人也都还是要用双脚走路，不会用头行走。
一个社会，如果是自己的人民想颠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估计神仙也救不了，比如南斯拉夫，比如波兰，比如东德，比如苏联。特别是从历史上来看，大凡颠覆总是与革命紧密相连，而革命的本义，就是进步。非进步，不得称之为革命。也正是从这层意思上说，颠覆也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汉朝对于秦朝就是颠覆、唐朝对于隋朝就是颠覆，而1949年的政权移手又何不是颠覆呢？尽管有些颠覆对当时社会而言，难免会造成一些破坏，可只要颠覆后真正进步了，人们就会肯定这个颠覆，甚至忘了颠覆带来的创伤。
只有不仅颠覆时血腥恐怖，尤其颠覆后非但没能进步反而还后退了，人们才诅咒那颠覆。今天很多人为什么那么怀念民国，怀念民国的新闻、言论、出版自由，甚至竟然怀念起1949年前的“蒋家王朝”，原因无他，就因为那个时候，上面提到的一些方面反而比我们今天还要进步。不然，如果当年也像今天这种新闻制度，中共的新华日报还能发挥作用吗！
民众嘛，都是俗人，就这么现实。他感觉好，就拥护；感觉不好，就反对。明里不许反对，暗中也会反对。如果再让他不堪忍受，他就会爆发。如果一个人爆发还不起作用，他就会想办法联合他人：这其实就是每一次暴力革命的起因，而今天大陆上发生的一些“群体事件”也同样是依照这个顺序来的。当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有影响的公民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因。有时候很奇怪，中国有些人最不愿看到的不是别的，竟然是中国的民众团结一心，或者说有些人就是不想让中国成为一个公民社会，不想让每个中国人发出他们的正能量。
所以说，一个社会，要想人们不去想着颠覆，就要不断进步，至少要比被自己原来颠覆的社会进步。否则，就算你嘴上抹油，说的也还是没人听。
二
说西方要颠覆中国，半个世纪来一直未绝，从毛泽东就开始。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忽然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此文正出自毛泽东之手。“光辉著作”一发表，其中有几句话就被穷得丁当响的国人记住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从毛泽东那一代算起，也不知现在要算是“中国党”的第几代。然而，这回是毛泽东的大话说得太早了，“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并没有破产。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应算作是“和平演变”的话，那么，事实上连他自己那一代都没能过去，所谓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就开始在中国实践了，哪里还需要等到什么“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
自己总觉得被称作“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对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又有什么不好，并没有真正去研究，更没有弄明白。他只知道所谓修正主义就是不会像他那样统治国家，因此至少在感情上不肯接受。这里限于篇幅，不去细说。最近又见有报道，说西方现在更加坚定地认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一定能改变中国。这样一来，中国一些人对所谓“境外敌对势力”这根弦也就绷得更紧了，害怕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别在一个早上真的就“颠覆”了我们。可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西方颠覆中国又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们的大小官员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并没太大区别，或说一个二个，就是大大小小的毛泽东。
试想，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铁了心不想改变，神仙都没有办法。当然喽，不改变的结果是变成今日朝鲜还是要被开除球籍，那就另讲了——但至少在很长一个时间段，谁也拿我们没有办法。别说中国了，你看一个北朝鲜，跟中国比，简直就是屁大点国家，他们六十余年前战争结束至今，可以说在制度方面不是没有丝毫改变吗？特别是当你又拥有了核武器后，再与人类进步文明对抗，民主国家往往也就只能“侧目”。毛泽东当年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要搞出核武器，而陈毅更是说把裤子当了也要造原子弹，都是这个意思。说到这里，容本人顺便替朝鲜金家妄想拥核“辩护”一句：试想，那个金三胖子如果当真拥有了核武器，他是不是要比今天更嚣张更狂妄啊！
所以说，一个国家变不变，变成什么样，往往在自己。只要不是别人赤裸裸地入侵，像当年八国联军以及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中国那样，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改变，都是自己要变。别国的情况咱不了解，对于生活了大半生的中国，自认还有点发言权。
三
你说1978年开始的这场所谓改革开放，是美国和西方要我们变的吗？肯定不是。是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几个农民要变，是无数的中国人要变，是他毛泽东的臣子邓小平要变。
3月31日，清华大学举办“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论坛&2014中信书院大讲堂”，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论坛上演讲要结束时说了这么几句：大家现在觉得邓小平南巡讲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其实当时很多老同志到深圳看了以后痛哭流涕，怎么中国变成这样了？中国怎么变成资本主义了？恨的不得了，特别愤怒。”然而，邓小平“南巡给予了肯定”。也就是说，邓小平肯定了深圳的资本主义做法，是邓小平要在深圳试验资本主义。我们总不能说邓小平也要颠覆中国吧。
如今转眼已变了三十五年之多，好像中国大多数人也都没想到要再变回去。只是变到现在又觉得还要继续变，否则就会停滞不前，停滞不前就有可能倒退，而倒退更是死路一条。这一点很像中国股市，大盘每次徘徊一段时间后几乎都不是上涨而是下跌。所以说，这么多年，每一次改变中国，如何改变都是“代表中国”的一些人自己一手操作。即使说难免受一点西方乃至美国的影响，那“主动权”也完全掌握在中共自己手里——变不变，怎么变，都是自个儿说了算。说出来有些人可能不信，在本人看来，三十多年里，即使真的受了一点西方乃至美国的影响，传递的其实也都是我们所说的“正能量”，就是让中国变得更文明，更进步。相反，每当我们大力抑制西方乃至美国的所谓影响时，中国社会文明整体就发生倒退。
别的不说，现在强调所谓“深化改革”，一次又一次简化下放多少多少项行政审批权，而除了已经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又有多个省会城市也都向中央政府递交了要搞自由贸易区的申报，你说这些都是美国、西方要我们做的吗？不可能。完全是你自己走不下去了不做不行。说得再难听点，如果再不能真正有效“深化改革”，如果还像现在这样继续忽悠，王岐山要官员们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背后意思也就真的有可能成为现实。
既是这么一种情形，怎么一不高兴，就说是西方要颠覆中国呢？近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国家，十三亿多人口，如果不是被自己的国民颠覆，谁也颠覆不了。特别是如果你搞得很好，人民着实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很有尊严，甚至比西方比美国还进步，还会担心被颠覆吗？现在有些人吃饱了喝足了甚至连美女也享受够了却整天不干正事，不是想着如何借鉴先进的管理制度把我们这个国家管理好，至少不让国民一富起来就想着如何离开生他养他的祖国，远走高飞，反而总是把心操在别人会来颠覆上，你说这不是“有病”吗！
这里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近些年美国、欧盟、日本都极力希望中国能成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可我们成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有些人总不开窍，不肯这么快就走上那条被他们称之为的“邪路”。可事实上，大家都看得很清，走上这条“邪路”的时间拖得越长，我们这个国家所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而且拖到最后，也还是无法抗拒地要成为真正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这一点，我们的后代一定能看到。
现在就因为中国一些人痞，总是在嘴上敷衍着人家，心里却做着别的“梦”，于是不仅嘴仗打个不停，也常常因此受到不公对待。比如，世贸组织日前就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争端作出不利中国的裁决，中国官方以及部分网民舆论反应强烈，认为裁决不公。可为什么会不公，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是现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我们不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世贸组织如此判决，很难说没有变相制裁的因素。倘若中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也就不可能还会遭受这种不公对待。
四
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就像一张超级圆形大床，整个人类就“睡”在这张大床上面，大家各自做着自己的梦，在梦中可以有多种“价值观”，可以不要民主自由，不要宪政，甚至把2+2说成等于100也行。然而，一旦醒来，对不起，大家就只能有一种价值观，也只有这一种价值观是正确的。这就像在这个星球上2+2的答案只能是4，再没有一个与4同样正确的答案一样，除非你就不想要正确答案。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想一想，西方包括美国颠覆中国能得到什么好处？现在毕竟不是八国联军入侵时代，颠覆之后，像当年那样把颐和园抢了之后又给烧了。现在不可能。我们有些人所说的颠覆，其实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人家不过就是希望中国能与西方的价值观大差不离，因为意识形态往往决定一个人乃至一个政府的思维方式。说到这里，有些中国人可能不高兴：我们凭什么要和他们的价值观相同？其实，这很好回答，这就是因为人家社会比我们进步。如果你的社会比人家进步，人家也一定会向你学习。中国大唐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这个世界上总是落后学习先进，没听说过先进反而要向落后学习。
另外，人家担心因为意识形态不同，打起交道难免扯皮，甚至害怕被你欺骗，而根本不是说中国改变意识形态后要占中国什么便宜。如果过去这样说，也许还有一些因为闭塞而无知的中国人相信，现在再这样说，即使有相信的中国人，也一定很少了。当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大差不离后，人们的心态也就渐趋相同，这样，遵守同一个规则，同一个标准，人家也就不再担心你玩什么心眼耍什么花招了。
可以说，当真中国有一天真正转型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连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都公开说如果一个早上中国能变成美国，他没意见），实行的是完全市场经济，中国人只会得到更多的实惠。这一点，不管有多少中国人不信，本人完全有理由相信。
孟德斯鸠两百多年前就在他那本《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认为，中国商人在与西方人做生意时喜欢欺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把别人当傻子，欺骗人家。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人家不跟你玩，甚至不仅不跟你玩，还要监督你，控制你，甚至挤兑你。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待遇”或叫“歧视”，于是，就炮制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敌对势力”总是想要颠覆中国的神话，来掩盖有些人的愚蠢以及瞒和骗。当真把所谓西方颠覆中国的真相说出来，你就会觉得原来不过是一个笑话，一个传说。
2014-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