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题目为我记忆中的叶文福诗句，但翻江倒海，终未找到原诗；本文材料，来自二手，大部被叶文福博客贴出，可视为信史。若因此招致杀身之祸，有原文作者负责；因传播获罪，有传媒负责；若放在家里，自我意淫，就像有夫妻在家里看A片，也被公安闯入，加以治安处罚，我只能自认倒霉。白纸黑字，祸从口出，谁叫你好说呢。如今我大唐王朝，皇上圣明，江山一统，万民臣服，谁要你们在那里指手画脚，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仿佛自己是救世主似的，李林甫训斥道，你们没看见皇宫门前排列的那些“立仗马”吗？它们终日无声，仪仗威严，不过装腔作势，摆摆样子，就能吃到上等的饲料，而一旦有谁憋不住，定要表现表现，打个响鼻，叫唤两声，发发牢骚，泄泄私愤，就会被鞭子一顿暴打，然后撵它滚蛋，轰它出去，负驮载物，拉套驾车，做牛做马去了。老夫已朽，体力不支，不想做牛马，也做不动牛马了。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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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看到的关于叶文福较为条理的简介：
叶文福，1944年生，湖北蒲圻（现赤壁）人，曾用笔名叶蛮、叶蛮牛。1960年就读蒲圻师范，二年级时参加校百花文学社。1964年应征入伍，历任工程兵126团战士，工程兵第五十一师战士（我参军在工程兵第五十四师）、区队长、文艺宣传队员，工程兵政治部文工团专业作家。1966年开始诗歌创作，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1971年参加工程兵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1972年被借调到刚刚复刊的《解放军文艺》杂志社，任诗歌组编辑。1979年发表诗作《将军，不能这样做》，1981年发表诗作《将军，好好洗一洗》，导致被点名批判多年，并被长时间隔离审查。1983年回到家乡，家乡县委宣传部组织了批判他的动员大会。1985年在上海与巴金会面，受到巴金热情安慰和鼓励。1986年高票当选《星星》诗刊“中国十佳青年诗人”。同年转业到北京煤炭干部管理学院，不久“下岗”。1989年，因在天门广场演讲获罪。数年后复出，在《绿风》和《人民文学》发表诗歌。2001年开始，多次应邀出席诗歌活动，2009年发表长诗《青藏铁路》，2013年5月应邀到香港浸会大学演讲。主要著作有：诗集《山恋》（1978）《苦恋与墓碑》（1982）《雄性的太阳》（1986）《天鹅之死》（1986）《牛号》（1992）《叶文福诗词选》（2013）散文集《收割自己的光芒》（2010）等。其中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祖国啊！我要燃烧》《夙愿》获中国新诗奖，诗集《雄性的太阳》获全国新诗集奖。
这是我看到的关于叶文福及其诗歌创作最为切近的评价：
他秉承中国传统士大夫和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共有的担当精神，以良知作墨，直刺现实。在隐喻泛滥消解新诗潮精神内核的时刻，他以直接干预的“另类”诗作，坚守着时代迫切需要、读者喜闻乐见的批判现实主义立场，成为当代“干预诗歌”的先声。
叶文福这个名字，因他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诗作，因他直面迫害宠辱不惊的人格，因他以一己之力，与逃避主义的诗坛对峙，与走向堕落的社会抗争的无畏行动，而获得我们一致的敬意！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他对自己的评价，即2015年4月，叶文福获得《诗歌周刊》第二届“致敬诗人”，他为此以一个获奖者更是以一位中国诗人的身份，写下了“宣言”式的获奖感言：《诗人要捍卫自己的和诗的尊严》：
感谢《诗歌周刊》将第二届“致敬诗人”的荣誉授予我。与此同时，也请代我祝贺第一届“致敬诗人”得主黄翔先生。
感谢徐敬亚先生和韩庆成先生创立了“致敬诗人”这个奖项。在这个奖项面前，中国现有的任何奖项也就只能自叹其假——因为它们都是假的。我认为，这个奖项应该是中国诗坛的最高奖项。
坦率地说，当今的中国诗坛，黄翔先生和我获得这个荣誉是实至名归的。不管是纯文学成就，还是在这个残酷的时代，为捍卫诗与诗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人性和人类的尊严的搏斗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情操、风骨，当代中国任何所谓诗人都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就我个人而言，一位诗人，一生能写出一首为人民、为民族也为自己所珍爱的诗，并且为一首诗受一辈子迫害，并且在种种残酷迫害面前，在无法忍受的苦难面前，英勇地捍卫了自己的和诗的尊严，我感谢自己做到了。
我创造了中国诗和中国现代诗的最高荣誉。《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从发表之日起，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就在拥有两千多年诗史的中华民族，都拥有了最多的读者，上惊动了几乎所有的将军乃至最高领导层，下到几乎与诗无缘的老百姓。这绝不只是我个人的骄傲，而是中国诗、汉语诗的骄傲。在拥有两千多年诗史的中华民族，能把诗写成这样，且能把诗人做成这样，屈指可数。我必须真诚地感谢历史给我的机遇，也感谢自己。
有了这些个介绍和评价，别的，关于叶文福，“我说什么？我怎么说？……”——这是叶文福的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的开头两句，在中国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初期，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很多人都会记得这个开头。连我这个刚入道的新兵蛋子，不仅能记得这个开头，至今还能大段背诵其中部分被我视为精彩的片段。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抑或一代人所特有的言说方式和语境，叶文福对自己的评价，固然狂傲，并不虚妄，气吞山河，风骨依旧，也没有言过其实。
是的，我们说什么，我们怎么说。因为无论怎么说，一切都将过去，一切已经过去，叶文福和那个时代完成了他们自我赋予的忠诚和使命，展现了今天难得一见的青春热烈、固执和坚强。鼓与呼，欢与痛，对与错，罪与罚，对于叶文福，无愧无悔，仅仅是令他依然揪心疼痛的是，至今未有任何方面口头或文字的对他的定性和结论，想开去，这或者就是一个悲剧，或者闹剧，戏还没有演完，人已经散场，换了场景和舞台。
有人说，无须正式的平反结论，时间与人心已经为正直蒙冤的诗人昭雪。
有人说，诗人已老，但愿诗人所批判过的现实与之一道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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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先来说说北京太平路十四号吧。
北京太平路十四号是军委工程兵总部所在地，就是当时人们说的工程兵大院。工程兵总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工程兵报社》，还有叶文福当年所在的工程兵文工团就在那里。我的印象那时工程兵文艺创作似乎是部队建设中特别重要的事情，每年都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文艺创作学习班，发现和培养基层的文艺骨干分子。我一个后来入伍的新兵，一个小文青，也先后参加过在北京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在无锡举办的散文创作学习班，在重庆举办的曲艺创作学习班等等。这样强大的不遗余力的推动和培训，仿佛在大地上无尽地耕耘和播种，优异的种子就出类拔萃、脱颖而出了，其中一些人就被选拔到师团机关提拔重用，一些人就进了部队的文艺团体，还有一些人被直接选调到北京工程兵大院来，他们不仅是一个时期工程兵文艺创作的中坚和骄傲，在后来，一些人也是整个中国当代文艺创作颇具影响不可忽略的人物。
我们来看看有谁。
喻晓，在工程兵的诗人行列里，他应该是老大，年龄大，在全军名气也大，军报军刊还有党报党刊，经常能看到他发表的诗歌，我一个新兵、小文青，羡慕不已，看着他不断印成铅字的诗歌和喻晓这个名字，有许多猜想和臆想，以为哪一天自己也能这样，于是私下里开始了对他的诗歌的模仿，并想着哪一天果然能见到他，该是多么荣耀一生的事情。后来在北京还是在哪个文艺创作学习班上，刘毅然跟我说，那个人就是喻晓，一时间我惊奇得不得了。那时有了点名气的诗人跟现在的明星一样，被人崇敬着，崇拜着，自己想必也感觉良好。因此他或许知道我一些，但不会在意。上世纪80年代初大裁军之后，工程兵撤销，喻晓调入《解放军报》文化生活部，任编辑、副主编，高级编辑，中国诗歌学会理事。著有诗集《翠绿的星》《灵之烛》《喻晓诗选》《孤独的白鹭》等。作品获解放军文艺奖、金盾文艺奖、中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
从有关资料上看，喻晓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那时我还是河南固始县张广庙孙老庄子的一个小泥巴蛋孩儿。
韩作荣，诗人，按一般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起码在“圈内”，是不需要我做太多的介绍了。他上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参军，在工程兵当过战士、排长、师政治部干事，转业后任《诗刊》编辑，《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八届全委会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著有诗集《万山军号鸣》《六角的雪花》《北方抒情诗》《静静的白桦林》《爱的花环》《少女和紫丁香》《裸体》《玻璃花瓶》《瞬间的野菊》《韩作荣自选诗》《纸上的风景》等。诗歌曾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北京文学奖。诗集《韩作荣自选诗》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好像听刘毅然说过，他当兵的时候就是和韩作荣一个连队，一个排，韩作荣是他的排长。
来说刘毅然，记得我们俩好像都是1954年生人，在我的认知里，他一直是一位诗人的。诗写得柔情、多情、深情、唯美，“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这就是他的那首用诗歌写出的十分著名的歌曲《共和国之恋》的歌词，一看，就是刘毅然的，我能认出来。刘毅然对我的写作影响最大，老实说，我的很多诗都是模仿照搬了他的。刘毅然17岁参军，在四川西部当了7年工程兵，做过班长，排长，后被调到《工程兵报 》报社作副刊编辑，我的处女作就是他给发的。想来就像崇拜一个人，“初夜”权也就给了他。记得我的那首诗是发在1976年11月份的《工程兵报》上，且不短，样报保存了很多年，也幸福珍惜了好多年，天南海北的，东藏西放的，应该没有丢的，只是不知夹在了家中乱石嶙峋破砖烂瓦的什么书籍和报刊中，再也寻不到了。工程兵撤消后，他先是到了《解放军画报》社、《解放军报》社，最后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文学系教授。1988年之后，他就不写诗了，开始写小说。很多人看过一部电影叫《摇滚青年》，就是改编自他的同名中篇小说，影响很大。他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集《摇滚青年》《流浪爵士鼓》《油麻菜籽》《我的夜晚比你们的白天好》《挥霍青春》，长篇小说《青春游戏》《欲念军规》《奔逃》等，并结集出版了四卷本《刘毅然文集》。这还不算，有一天他竟是做起了导演，作品获过飞天奖、金鹰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家级特等奖、意大利国际电影奖，以及全国歌曲创作一等奖。随便说几部：《我亲爱的祖国》《星火》《风声鹤唳》《苍天》《毛岸英》《天路》《潮》《纸船明烛照天烧》，还有他为总撰稿的大型专题片《共和国之恋》，八集传记艺术片《冰心》等，不信你没看过。
来说几个作家。马云鹏，笔名云雨，满族作家，1947年参军，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作等身，最著名的是他的长篇小说《雁塞游击队》和《最后一个冬天》，轰动一时。我说的轰动，是你没见过的轰动，是今天的作家和读者无法想象的。刘增新，著有长篇小说《美丽人生》《三口之家》《错乱》《京城人家》，以及中短篇小说集《鬼眼》等。刘增新崭露头角的时候，被许多人看好，似乎不可估量，可惜的是他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被选拔到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做了出版，才气和才华就在繁冗的阅稿编校中消磨掉了；不过他工作干得不错，曾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陈淀国，散文作家，1957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兵学院，创作成绩突出，任工程兵文化部干事、创作组专业作家。工程兵撤销后，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创作组组长、文化处副处长，直至成为《中国武警》副总编，《橄榄绿》主编。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碧血渡》《当归谣》《泥土赋》《山河醉》《神州恋》《丰碑集》等，获多种文学奖。
再就是钱富民了，笔名前涉，最具影响力的是他的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根据其情节改编的电影《小花》，轰动一时，其中的电影插曲《绒花》也成为了一首传唱至今的最优美的经典歌曲。这部电影，我们知道，还最初成就了陈冲和刘晓庆，终成一代影星、巨星。那时《小花》中的陈冲和刘晓庆，青涩美好，粉粉嫩嫩，像两朵初开的毛绒绒的绒花。我借调在工程兵文化部期间，突然有一天，他们叫上我，说是去北京电影制片厂看电影，就是去看《小花》的毛片，当时电影还没有配音，也没感觉有什么好，谁知后来配上了对白、字幕、音乐，就像一个毛妮儿，一番装扮捯饬，修饰美容，转脸看时，惊为天人，你都认不出来了。前年，《桐柏英雄》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一度热播，让老了的老钱再次大发异彩。
说到电影，除了《小花》，《雷锋》《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这些为几代人所熟知的中国电影经典之作，全部出自工程兵创作人员之手。有趣的是《地道战》，军事顾问是工程兵副参谋长王耀南，红军时期的工兵连长；编剧徐国腾、王俊益、潘云山，也是来自工程兵领导机关和工程兵院校；演员高传宝的扮演者朱龙广，林霞的扮演者刘秀杰，武工队长的扮演者朱启，民兵刘娃的扮演者胡自和，淘气的扮演者于业华，大康的扮演者韩国栋，女民兵毛妮的扮演者袁根娣，包括翻译官的扮演者李三义，日军小队长的扮演者滑进法，吃鸡日本兵的扮演者田清泉，伪军汉奸的扮演者高学智，他们全部都是工程兵文工团的演职人员。
截止2012年，这部电影发行了8420个拷贝，观众人数高达30亿人次，创下了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可能是一个骄傲，也可能是一个带有悲剧意味的文艺谐谑，它恰恰反映了那个年代文艺作品的荒凉和稀缺，也反映了中国人民曾有的精神匮乏；同时，由于那个时代遵循着革命英雄主义高大全的创作原则，把日本鬼子写得过于弱智傻逼了，日本鬼子果真那样，武工队根本就不需要挖那么多地道费那么大的周折了。这当然是题外话。其实今天重温这部“经典”，我们必是还保持着当年的昂扬，把脖子伸得高高的，兴味盎然，兴致勃勃。
由此说到工程兵艺术创作方面的人才，那就多了，比如王佩琈，京城演艺界、曲艺界没有人不知道他的。我们一般人可能不会在意，他多次担任央视举办的诸多曲艺电视大赛的评委。我借调到工程兵文化部，就是他建议的，我们经常在一起，谈笑风生，他每次都会给我表演“节目”，相声，山东快书，快板书，单弦，京韵大鼓，什么都来，绘声绘色。表演后，就给我讲解、分解其中的动作、奥妙和门道，我们都快乐死了，天真的像两个孩子，一个老小孩，一个小小孩。转业后，就再没见过他，只听说工程兵撤消后，他作为名家、人才，被“挖”到二炮文工团去。有一天看电视，在央视举办的全国相声大赛的评委席上我一眼望见了他，令我激动万分，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我夫人也被我吓得跳了起来。
还有杨其峙。杨其峙是谁？不知道了吧，他就是大家熟悉的奇志。当年转业回故乡长沙，与大兵合作，成了南派相声的代表人物。俩人说学逗唱，捧哏搞怪，花样翻新，与时俱进，又把相声和戏剧、小品、地方方言、民间艺术什么的杂烩在一起，大俗大雅，令人耳目一新，有几个段子，直把人娱乐至死，完全打破了我们对没落的中国传统相声已有的概念，当然，他们的创新，让没落的传统相声更加没落。
再一个孙常文，你当然也不知道，他可是山东快书一代宗师高元钧的弟子，不知道不要紧，他的儿子孙涛，——“我骄傲”，名气就大了去，你没看过他的电视剧，也一定看过他的小品。孙涛不仅生在工程兵，长在工程兵，参军也在工程兵，并从工程兵基层业余文艺骨干成长起来。
音乐界其他名家就不说了，就说一个，便振聋发聩。谁没听过《青藏高原》《嫂子颂》《女人是老虎》，还有《走进西藏》《在那东山顶上》《相逢是首歌》，对了，他就是工程兵的音乐家张千一。其中《青藏高原》的词曲都为他一人所作。上世纪70年代，工程兵的建制有4个师，4个工兵团，常年都在西北、西南和青藏高原修建浩大的国防工程。猜想张千一一定去过那里体验生活，走访采风，且不止一次去过，否则既写不出那样的歌词，也写不出那样的曲子。如果你也去过无尽旷漠辽远的西北高原，你就能体会“哦……我看见，一座座，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的意境和情境，仿佛在空阔低矮的天底下漫无边际地一路奔驰，广袤大地，连绵群山迎面扑来，又连翩向后撤退而去，周而复始；你没有去过，就不会有那种抑或说身临其境的感觉、感受和想象。其实作为音乐家，不期然有诸多歌曲流行，并不是他音乐创造的本来，那么我们来随意挑拣几个，来看看他的那些称得经典的音乐作品：《北方森林》《大提琴协奏曲》《野斑马》《长城》《大梦敦煌》《我心飞翔》《霸王别姬》《壮士》《千手观音》《A调弦乐四重奏》、《为四把大提琴而作的乐曲》《牧歌》《英雄儿女》《云南随想》《历史拨动的心弦》《我的家园》《圆舞曲》《太阳雪》《解放》《泰山》《云南随想》《山丹丹》《复兴之路》，等等等等，不胜枚举，这里有交响乐、室内乐、声乐、歌剧、舞剧、舞蹈、电影、电视剧、说唱剧音乐等。
他的弟弟张宏光也是音乐家，就是《春天的故事》《天不刮风天不下雨》的作曲者，但他不是工程兵的
诗人叶文福，当年就是在工程兵文工团，任创作员，现在叫专业作家。我敢肯定，他未必是一位优秀的文工团创作员，起码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究竟为文工团写过什么文艺节目。但他却是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优秀的诗人。
他天生就是一位诗人，不是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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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这样回忆着、列举着，说着、笑着，时间就在身边轰轰烈烈地激荡着远去，摧枯拉朽。我们甚或弄不清是被时间推搡着前去，还是被时间抛弃在身后；我们既感到往昔时光的魔幻神奇，也感到现实的悲壮苍凉。所有人都老了。作者老了，读者也老了；演员老了，观众也老了。甚或猝不及防的，如马云鹏、韩作荣等还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作家、艺术家已带着一个时代的光芒和遗憾离开了人世。我们知道他们吗？我们能记住他们吗？我们在一些坚强或柔情的时刻，还能够想念起他们吗？
时间无情，人世悲苦，而铁戈金马，壮怀激烈，恩怨情仇的轰烈演出，早已撤换了布景，就像我们写大字报的手，拿红宝书的手，捧读叶文福诗歌的手，现在全都用来拿大屏智能手机了。在历史的千变万化中，在物事的潜移默化中，一切都悄然有了放弃、缓解和宽容，况且现时代有更多锐利和焦灼、喧哗和躁动，未知和新奇、事件和人物与我们迎面而来，直面相逢，及至我们亲历的历史也变得辽远和虚无，国策，变局，纷争，暴恐，极端组织，人体炸弹，凶杀，难民、偷渡、火拼，黑幕，绯闻，艳照，迷奸，告密，腐败，抑郁，跳楼，自焚，冤案，国家赔赏，货币，房价，股市，食品，石油，自媒体，埃博拉，禽流感，转基因，投毒，纵火，泄露，爆炸，坍塌，泥石流，雾霾，及至生老病死，柴米油盐的日常迫切，让我们的感性、知觉和好奇心都没有了，公知集体沦丧，良知已被收买，微信取代阅读，文学苟延残喘，只等待寿终正寝，最后有人来整理遗物，收拾残骸，而博物馆尚未来得及规划、征地、拆迁、融资，因此我们在这个当儿，大可“公然”来说叶文福和他的诗歌了。
叶文福今年应该是七十有二，他整整比我大了十岁，我当兵也比他晚了十年，我说我们是工程兵的战友，其实是很心虚的，甚或有攀附之嫌。作为晚辈，年岁、资历是一个方面，同为写作者，他诗歌创作的成就和时代影响力，我则望尘莫及，自是相形见绌。我是1972年底当兵，在工程兵五十四师任电影放映员，后来当电影队长，1978年被借调到北京太平路十四号工程兵大院，借调也是因为我当时大小算得上是文艺人才，写作并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小说、诗歌和曲艺作品，但借调我去不是去搞创作，我还没资格，而是让我去整理工程兵图书馆。图书馆不知从什么年代沉淀积存下来，新旧图书杂乱繁多，可以用眼花缭乱、瀚如烟海来形容，我在那里看到了大量的我从未见过的书籍，譬如彩色绣像插图版《红楼梦》，以及《金瓶梅》《蜃楼记》《十二楼》，甚至还有一本不知哪个年代出版的《蓝苹传》，里面有很多美人图片；后来才知道，蓝苹就是伟大领袖的夫人江青。我一直在想，历经无数浩劫和动乱，这些书竟能保存下来，是谁在混乱中锁了图书馆，是谁拿着那把钥匙，然后又是谁在许多年后把图书馆重新打开，及至后来在工程兵部队撤销以后，我亲手整理过的那些书又流落到何处，陈列在什么地方，为谁人所有。就像人在时间中，被时间和事件熙来攘去，身不由己，命运难卜。就像叶文福，一生因诗歌而荣耀光华，也因诗歌获罪，遭受厄运磨难。审查批判，遣送回家，投进监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这些，都是我们不能由了自己把握和安排的，我们只能伴随着时代走，跟随着时间去，不能停止，也不能重来。
我在借调到工程兵文化部时，与王佩琈、刘毅然最熟，叶文福名声震天，高山仰止，他在我眼里，就是神。我一个小兵，对他不仅是崇拜、敬仰，甚至敬畏，从来就没有胆量前去拜访他，不说求教，连见他一下真人都不敢，但在大院的朋友们的谈笑中，他却是另一副模样。譬如说他从来开会都呼呼大睡，旁若无人，叫醒了就低着头写诗，口中念念有词，领导无可奈何，长了，对他也就习惯了，只把他视为另类，或者一个疯子；再譬如说他出门上街，乃至菜市场排队买菜，灵感来了，就掏出小本子写诗，然后大声朗诵，情绪不能自制，经常泪流满面。一圈人都惊恐地看着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魂飞魄散，躲他远远的，也把他当疯子看。就在我借调去的第二年，1979年，传说他有一天去了北海，具体的位置叶文福曾说是“北海旁边那条街”，“出了小门”，“到了街口”，“……望过去”，“这才发现”“许多高大的起重机和吊塔正在紧张地施工”，热火朝天，尘土飞扬，正在拆迁大片的古建筑，据说那里有慈禧太后住过的房子，于是想起前几天他在铁道兵大院，听人说起一个地方正在拆除一座幼儿园，要给一位共和国将军修建私人住宅，一时间热血冲顶，天昏地暗，彻底触痛了诗人的心，他甚或感到旷世的悲怆，顿时伤心欲绝，痛哭流涕。这加速了他积郁于心深思许久的惊世之作的创作，而之后必是经历了无边暗夜欲生欲死的孕育、创造、生产、出怀过程，已无法想象和复述。
结果我们看到了，就是那首堪称一个时代的巅峰诗作《将军，不能这样做》。
这首诗有个题记：历史——总是解答一个又一个新的课题而前进的。据说：一位文革中遭“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建别墅，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我……我……
其实这首诗写好又反复改好之后，在拿出去发表的时候，叶文福还是有了莫名的顾虑和担忧，害怕自己一时激愤冲昏了头脑，又由于该诗毕竟是基于一则新闻素材写成的，也怕失去了基本的事实判断，于是找了朋友们探讨，朋友们在看了之后，一个个热血滚沸，摩拳擦掌，哪还管得了百般禁忌，无数教训，白骨累累，血流成河，天王老子爷，也不管他了，便一致鼓励他，纵容他，他们预感，这将是中国文学划时代的闪电和惊雷，孩子般单纯的叶文福就相信了。诗寄出去后，很快就在1979年8月号的《诗刊》刊出。
其间还经历了一段插曲。
《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是1979年3月写成初稿，6月定稿，当时中越反击战已接近尾声，叶文福接到命令，要到云南中越边界采访。叶文福犹豫再三，决定出发前，把稿子送到《诗刊》社。《诗刊》社作品组组长康志强，是《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的夫人，叶文福过去的不少作品都是经她手编发的，关系一直比较好，叶文福就把稿子交给了她。军旅诗人李瑛的女儿、《诗刊》编辑李小雨当时也在场，当即把稿子抢了过去看，两眼惊喜，说哎呀，这么好的诗，可惜送来晚了。叶文福不解。小雨说《诗刊》8月号的作品今天刚排完版，明天就要送印刷厂了。叶文福当时没太在意发表时间，觉得只要能用上，不管是哪一期都可以。而到了第二天上午，小雨就给叶文福打来了电话，要他赶紧到诗刊社，有要事商量。叶文福紧赶慢赶到了《诗刊》社，小雨告诉他，诗刊社领导在昨天看了他的诗之后，当即决定把已经做好了版的稿子重新调整发排，把《将军，不能这样做》作为《诗刊》8月号主打作品推出。说《诗刊》社昨天一晚上都在连夜重新排版。
作出这个决定的所谓《诗刊》社领导，是当时《诗刊》社副主编贺敬之夫人、诗人柯岩，编辑部主任邵燕祥。
其实这首诗在那一期刊物上，位置并不靠前，也不突出，甚或为了某种不言而喻的遮掩和平衡，还专门找出铁道兵诗作者叶晓山的一首《师长下连来》放在其后，欲盖弥彰，掩耳盗铃。意想不到的是后来。《诗刊》8月底面世，9月4日，《解放军报》就全诗转载；9月8日，上海《文汇报》全诗转载；9月13日，《辽宁日报》配了一篇老诗人白桦的文章全诗转载；9月23日《青海日报》配了一篇本社评论员的文章《劝君莫当大渡河》也全诗转载，文章和诗占了整整一个版面。这下就不得了啦，全军上下、全国上下，人们像着了魔似的，传阅、传抄、背诵，奔走相告，万人空巷，掀起了中国诗歌的狂澜，成为了纸质媒体时代超乎想象的阅读景观和气象。
来说几个故事。
我最近读到当年铁道兵的一位作家刘海燕的博客，他说他当时读了《将军，不能这样做》，激动不已，立即推荐给师政治部一位首长看，那位首长看后，当即就在走廊上高呼：我建议师党委开会学习！
再就是叶文福自己记述的故事。
8月号《诗刊》出来时，他正在云南麻栗坡采访。整个采访期间，他都在惦记着这首诗，一天天地计算着什么时候出来。采访结束回北京时，路过一个小县城，他寻思这期诗刊该出来了，就专门跑到县城一个新华书店去打听。书店不大，只有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柜台里。叶文福就径直跑到她面前，请问，8月号的《诗刊》来了吗？女服务员很有礼貌地回答，来了。但是没有了。（那时新华书店卖《诗刊》，多么美好的时代！）为什么？因为这一期诗刊有一首特别好的诗，一来就抢光了。叶文福当即判断，那“一首特别好的诗”，就是他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叶文福激动得“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叶文福语）。于是挺直了胸膛，向那位女服务员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我就是那首诗的作者，刚从前线回来。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叶文福说完，已是满脸泪水。猝不及防，突如其来，年轻的女服务员不知如何是好，一下涨红了脸，立即说，我自己还留着一本——给你吧！说着就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本《诗刊》。叶文福捧过《诗刊》，急忙打开，《将军，不能这样做》赫然在目！叶文福就急忙去兜里掏钱，女服务员说，不要钱，送给你吧！说，我自己也买了一本。
叶文福带着那本《诗刊》，一路突飞猛进，而他并没有回北京，而是告假回了老家蒲圻，因为他的小爱人王粒儿当时还住在他的老家，俩人好久没有团聚了，情深意长，思念急切，谁知一进家门，还没坐下来，妻子就和他说，蒲圻闹翻了！叶文福问是啥事闹翻了，妻子说你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你不知道？叶文福笑了起来，说开玩笑，一个小县城能有几本《诗刊》。妻子说，不是《诗刊》，是《解放军报》！这个时候，叶文福才知道，他的诗被9月4日的《解放军报》转载了。叶文福听后“一下子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叶文福语）。那一霎，他说不上来，是意外，是激动，是兴奋，是害怕，是一个诗人有了读者的幸福，还是对一个未知的现实和现象忧虑和恐惧。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一次，他是真的闯祸了！
叶文福的大哥——一位公社副书记，听说弟弟回来了，就匆匆忙忙赶了过来，一眼照见叶文福，气血冲顶，怒不可遏，用手指着他，大吼：你！你什么诗不写，写这样的诗，你不怕死，我们还怕呢！叶文福最不吃这一套，浑身颤抖，急火攻心，对着他大哥，也大吼：滚！话刚落音，就直挺挺地倒在门前的走廊上，昏死过去。
在蒲圻，团聚重逢，夫妻恩爱，但叶文福内心却是忐忑不安，忧思如焚，没住几天，就急忙打马回京，直接去了《解放军报》社找编辑杜志民。杜志民什么也没说，就把收到的两大麻袋全国各地的来信交给了叶文福。叶文福什么也没说，就把两麻袋的读者来信扛回家来，一个人在暗黑的屋子里读了好几天，也自然哭了好几天。那些信，有赞扬，有呼号，有哭诉，有愤然，有雷电，有风雨，直读得他手脚冰凉，毛骨悚然。他觉得他该有事了。
一个意外，他把那些信全部给烧掉了。
这个行为，从今天看，不像是叶文福。
我们真的无法解释那个时代，也无法解释这种因一首诗而形成的狂热现象。就像一场战争，一次解放，载歌载舞，普天同庆；就像人们忍耐压抑了万年的精神大河，一下崩堤了，汪洋恣肆，大浪滔天，摧枯拉朽，所向披靡。问题是叶文福也随着这溃堤的大河奔流其中，手把红旗，挺立在峰谷浪尖上，仿佛时代弄潮儿。而他似乎在经历了一些时间之后，完全忘记了他的那些忐忑和不安，恐惧和担忧，惊世骇俗的，竟在此后不久，就又不能遏止地写作并发表了《将军，好好洗一洗》。
叶文福疯了，读者疯了，刊物也疯了。
4
叶文福在浪尖之上，巅峰之上，云端之上，不知祸之将至。“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三国时魏国文学家李康的《运命论》好像就是讲叶文福的。当然，“非之”的不是民众，而是政治威权。而政治家从来都板着面孔，冷酷无情，从不真正聆听颂歌，也不聆听诤言，更不可能接受责难和批判。就像我们的伟大领袖，为他赞扬、批判、迫害致死的文艺家及其作品，据说好多他根本就没有看过，他也不看。于是说到叶文福秉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文以载道，忧国忧民，天降大道于斯人，那么他必是要有着传统士大夫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苦难命定和渊薮吗。而在人类巨大文明进步的今天，这说起来就像笑话，或者不过是中国文人一个精神务虚，而在叶文福身上，竟成了仿佛假设的例证和事实！这正是叶文福所设想的吗？是叶文福所期望的吗？还是青春正茂，诗情勃发的叶文福根本就始料不及的？性格使然？命定如此？或者他根本就一腔热血在所不惜呢？他是自觉，还是被动？而在尘埃落定一切都过去之后，叶文福时常所能有的对当年的表述和表露，我以为，未免加诸了虚构的成分。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叶文福就是楚人，楚狂人，他一生崇拜屈原，到老还在不断背诵屈原的诗歌，屈原也是楚人，也是楚狂人。尤其是叶文福饱经沧桑和磨难之后，他自己就是屈原了，他的诗歌和文章，朗诵和演讲，姿态和神情，狂放和不羁，都在体现着屈原的精神，以死抗争的精神，忧愤忧思的精神，救国救民精神，浪漫主义精神；及至黄钟大吕，慷慨当歌，呼天怆地，泣血成诗，他希望在他的诗句里奔涌着《橘颂》优美的韵律，《抽思》伤怀的韵律，《惜诵》沉郁的韵律，《思美人》凄美的韵律，《涉江》激情的韵律，《离骚》华美的旋律，《天问》奇崛的韵律，《哀郢》凄凉的韵律，《渔父》悲绝的韵律……他可能达不到，根本就达不到，但他有着超出一般诗人高拔的志向、情怀和表现。
其实叶文福能稍微清醒和冷静一会儿，他那时应该能够预感到天雨欲来、黑云压城的风声和讯息。
先是1981年，《诗刊》社受中国作协委托，举办首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评奖，有人传出消息，他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全票当选。然后又传出消息，说在评奖结果向上级汇报时，时任中国作协要职的刘白羽，给诗歌评奖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认为此诗“对于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尊严和荣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并说“此诗发表后不久，即受到中央和军委一些领导同志的多次批评，引起部队的广大同志的反感。”反对这首诗获奖。《诗刊》社收到这封信以后，评委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而那些评委也都毕竟是文人一族，竟是给作协党组打了一个报告，据理力争，说我们召集编辑部同志开会，讨论了白羽同志给诗歌评奖委员会的信件，一致不同意信中对《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的评价，强烈要求坚持评委会评选结果。还说，如果群众公认的好诗不予评奖，这次评奖就毫无意义，建议取消！你看看那个年代的文人们，多么执著、单纯和可爱，竟是为了一首诗不惜犯上作乱，要挟逼宫。哪像现在，诗人们贿赂跑奖，厚颜无耻，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评委们笑纳红包，江湖义气，到处招摇过市；而对政治威权则是唯唯诺诺，卑躬屈膝，彻底丧失了文人最后的颜面和气节。由此说到当下那些享受着现行体制豢养快乐的中国作家、诗人，他们拿着国家的给养和俸禄，除了怀有不同目的或者狭隘功利写作自己的所谓的“作品”外，他们已忘记或不再来担负由他们特别身份所决定的超出普通民众的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以至在历史选择、时代变革、民生悲苦的大是大非、大爱大恨面前，甚或在巨大的国耻和国难的关头，我们既看不到有谁挺身而出，也听不到他们发出任何声音。
这是一个集体的腐败和沦丧，一个群类的溃散和逃亡。
当然，叶文福评奖，当年那些文人们的凛然大义天地良心，对于权力是没用的，无效的，几个回合的抗辩和较量，终于败下阵来，最后的结果还算不错，将叶文福的另一首诗《祖国啊，我要燃烧》评为优秀获奖新诗。至今想来，我们仍然倒吸一口凉气，难道叶文福从不去认真来思考一下吗？文人与权力，诗歌与政治，境遇与时势，进攻与退守，历史和现实。他可能思考过，无数次思考过，但他赤子一般，可能只从诗人和诗歌自身来思考，“以无畏之渺小/领万古悲风/以浩然之大气/吐万里长虹/任你投金颗玉粒/骗不了充血的眼睛/直至咯血而死/气绝而终/渺小决无媚骨/决不附庸”“我的诗弯起来是花环/竖起来是枪刺”（叶文福诗句）他或者认为他就是屈原的化身，缪斯的化身，战士的化身，英雄的化身，神的化身，担当人间的悲苦和上天的使命，他觉得他已别无选择。
许多年后，叶文福在接受《诗歌周刊》访谈时说，活着的我不是我。
那么接下来，事情就变得有些严重了，或者说并不那么好玩了。
我们知道，叶文福在《将军，不能这样做》之后，又写了《将军，好好洗一洗》，可以视为《将军，不能这样做》的姊妹篇。这首诗初稿于1980年4月，定稿于1980年11月，面世于1981年。和《将军，不能这样做》一样，同样是以一则新闻素材写就的诗歌，该诗也有一个题记：华清池的涓涓泉水，竟冲毁了一个大唐王朝……一位高级将领在殊死争斗中，终于打倒了对手——四人帮在军内的一个走卒——取代了他之后，竟动用了一个施工连（再配属一个相应的机械分队），花一年多时间，在他私人住宅的地下，修了一座辉煌的地下室，其设计要求是全天候——抗得住原子弹的垂直冲击和九级以上的地震。仅地下室里一个现代化澡盆，就花了近一万元币——我实在不忍心在此处写上‘人民’二字！
这种诗歌新闻，今天说是“爆料”，再一次引起全国性的关注和轰动。那么既然是“新闻”，它是不是事实呢？其实不止我在追问，以致后来“上级”派人也来向叶文福反复追问，所有的读者除了借叶文福的诗歌群氓似的做某种情绪的无度宣泄外，对诗中的将军尤其那个昂贵的现代化“澡盆”更感兴趣，也在大加质疑和追问。按叶文福说，无需怀疑，也不必追问，包括来追查他的“上级”，包括后来连篇累牍批判他的那些文章的作者，——叶文福称之为“军内豢养的职业打手”，他们都明明知道这样的澡盆的存在。后来发现，追问澡盆的真假存在，都不过是一个发难的借口，根本的是叶文福和他的诗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威权公然示威、进逼和挑战，把官方彻底给激怒了。然而，说白了，不就是一首诗嘛，如果一个诗人因一首诗获罪，官方也觉得不妥，弄不好还会给燃烧沸腾的民怨和情绪火上浇油，况且叶文福这两首诗的内容，固然锐利尖刻，情绪激昂，但你也难以说它有多么反动恶毒，按今天的话说，它甚或满满的正能量。
他们只能等待机会，而这个机会来了。
1981年4月6日，叶文福应北师大学生会的邀请到北师大分院去讲演。叶文福说：“我没有讲稿，在讲台上像自己对自己说话似地踱着步子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反响极为热烈。第二天，又邀请我到北师大本部去讲演。前面几排都是教授，都是坐的小凳子。我又讲了4个小时。讲的过程中，人越来越多，讲演完了挤得教授们站都站不起来……”叶文福在北师大两次长达8个小时的演讲究竟讲了什么，如何波澜壮阔，振聋发聩，醍醐灌顶，又引起了怎么的轰动和效应，从后来的情况看，那已经不是一个精彩的演讲，而是一个严重的事态。先是北师大教育系的一个女学生——叶文福称她为“告密者”——给校方写信，说叶文福的讲演与四项基本原则背道而驰，校方并没回应，但后来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上面，中央（1981）三十号文件转载的邓小平《在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没有指名道姓点到了他，大意是说，要是按照叶文福“放肆”的“自由化”言论，那我们要亡党亡国了。云云。至于后来坊说间流传说邓小平在《将军，不能这样做》的后面写了：诗人，不能这样写。叶文福说，纯属子虚乌有，不过民间用它独有的智慧和幽默，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而自此之后，对叶文福铺天盖地的有组织的批判及至长达6年的被迫检讨生涯可不是玩笑，黑暗和灾难同时降临。那些年遭受批判的不是叶文福一个人，而是一批，有思想界的、文艺界的，文化界的，他们以对知识分子个体打压和惩戒，来清理新生政权所需要的政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