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秋同学
健秋是我们班的美女。
这话需要诠释，要不会有歧义。
第一得看这个班多大，女同学多少，第二还要看非美女同学的颜值（借用当下最时髦的一个词儿），才能判断出这个美女是真美还是假美。美女本无定则，全是比较出来的。
这一来问题可就复杂了。我们班(1965年山西大学历史系六五级)只有三十二个同学，女同学五个，其他四个谈不上美，也谈不上丑，可说是平平常常吧。看看看，漏底了吧。且慢，虽说没有实物参照，我仍要说，就是在全系，就是在全校，健秋仍可说是美女。我们系还有一个美女叫施雅芝，两人相比，可说各有千秋，施高挑，王也不矮，只是不那么挺拔，反有一种柔和之美。论脸型，施的也算是瓜子脸，只是不那么标准，两腮略开张些，健秋则是标准的瓜子脸，用透视法将一个瓜子投射到她的脸上，准定分毫不差。
这一段说得太多了，看下面，就知道不是跑了题，也不是走了调。
二零一三年去大同那次，当地政府的一位朋友请客，将王祥夫先生请了来。祥夫是个口无遮拦的人，喝点酒更甚，记得刚开局没多一会儿，祥夫就指着健秋对我说，老韩，这是你的初恋情人吧，我笑笑没作声。
那次北去，同行的还有谢泳，下来健秋也在场，我跟谢泳说，以当年的形势，健秋
绝不会想到我，我也绝不会想到健秋。说罢问健秋，是不是这样，健秋颔首称是。
毕竟在一起上了五年的学，开会会坐在一起，走路会碰个照面，真的就形同路人吗？
当然不是。现在能想起的情形，多半是坐在一起了，也会说两句话，路上碰见了，彼此会淡淡一笑，算是打了招呼。
只有一次，无意间我竟推了健秋一把，过后很是自责，也很是庆幸了一番。
一九六六年九月间，西安的学生运动进入一个高潮，又是静坐示威，又是发表宣言，说陕西省委和西北局党委，如何迫害他们，呼吁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给以声援。我们系有几个同学，很会抓住时机，当晚便组织几十个同学，去山西省委，要求去西安声援，省委居然就批了，拨下现款和粮票。当晚就出发。去省委前，楼道里喧哗，我出去看，正好遇见健秋，问去不去，好像她说要回去（女生楼）准备一下，说着转身走开，兴奋中我从背后使劲推了一把，说：快去吧！过后才意识到，自己也太轻狂了。夏天还没有过，隔着薄薄的衫子，能感到她肌肤的弹力。
照这么说，班上有个美女，跟没个美女，也没什么不同。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倒是认为，班上有这么个美女，跟没有这么个美女，有很多的不同。
先说一件小事，记得是战备疏散到了昔阳，去一个什么地方参观吧，在村外干河沟里站着等候消息，三个一堆，五个一伙，闲聊打闹，消磨时光。我们这一堆里，不知谁提起的，指着一块大石头，说看谁能搬得动。没什么人响应。健秋也在，惊叫说，这么大，谁能搬得动呀。这话一说，情形可就不一样了，竟有虎贲之士，使足了劲去搬。这个搬不动，那个又上去。试的人，总在七八个，记得我也上去试了下，自然是纹丝不动。最后好像是王保善同学，还真的搬动了。连平日自恃老成的王玺堂，也拉开架势去搬，动了没动，记不清了。于此可知，跟前有个美女，跟没有美女是不一样的。
我们班，总的说来，是一派，细究起来，是两派，只是不那么明显罢了。我在的这一派，可说是造反派，健秋是另一派的，不是头目，也不是积极分子，只能说，他们晋北的几个，都在这一派。我们这一派，有原来的团支书和班长，他们那一派，没什么干部。这并不是说，他们那边没有人材，有那么两三个，什么时候看去，都是“自有谋略在心头”的样子。
到昔阳后，一打三反运动中，办我的学习班，要把我整成个什么分子的，就是健秋那一派的几个人。健秋也是办班人员之一。不是专门挑的她，是他们那几个，原本就是一个组，让这个组给我办班，自然就有她了。
开过批判会，过了一个星期吧，让我作检查，同时宣布他们写的批判稿，说得具体点，就是从我日记里摘录出的反动言论。
记得是在一个农家院里，房里一盘炕，铺着木板，有的坐在炕上，有的坐在被摞上。主其事者，手持厚厚一迭稿纸，念起来抑扬顿挫，神气十足。另一个在一旁帮腔，间或补充点什么。健秋也在炕上，大概不善于盘腿而坐，就那么双腿一并斜戳着。若在平日，该是一副慵懒的样子，这会儿自然不能这么说。她的身子靠里，一组人围个大致的圆圈，我是受批评者，只能是身子背着门，坐在靠外一点的地方，这样，我与她就是个斜对面的格局。
古时西方的海伦小姐，引起了一场多少年的战争。不是现在，也不是当时，总在事情过去十多年之后吧，我忽然想到，那几个同学那样狠心地整我，或许就是为了显示他们的威武，讨得健秋的一点欢心吧。只怕他们的显示，健秋未必有欣赏的雅兴。
批判会上，那个领头喊口号的同学，喊“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类的口号时，我跟着喊，喊“韩安远必须老实交待”时，我不喊也不举手。在小组的检讨会上，更是肆口狡辩，绝不承认自己的所谓“罪行”，弄得那几个同学，一点办法也没有。
现在想来，那些整我的同学，或许有给班上的海伦看的意思，就是我，又何尝没有不能在美女面前露怯的念头？
这些都是揣猜。
最实在，也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前年的一件事。
受过批判，又发配到偏远山区，离校后，我很少主动跟班上哪个同学联系，更不要说跟整过我的那几个同学了。这是从我这边说的，从同学们那边说，也没有谁主动跟我联系过。这些，我都能理解。想不到的是，健秋会是四十多年后，第一个主动跟我联系的同班同学。
二零一三年春天，我们一家去太原的龙潭公园游玩，在一处坡地上晒太原，忽然手机响了，接通后，那边一个女人的声音：“是韩安远吧，我是健秋。”
“是王健秋吗？”我大为感动，当即说：“你是毕业这么多年来，同学里，头一个主动跟我联系的。”
到了八月，找到机会，跟谢泳、张继红两人去了趟大同。说是考察大同的边堡，一个主要的目的，还是去看看健秋。见了面，她说，先前就听人说，韩安远成了作家，没当回事，春天在《杂文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事情，就是韩安远的，这才辗转托人弄到我的手机号码，给我打了那么个电话。还说，他丈夫从网上找到我的照片，她看了说，嘴唇厚厚的，没错，就是安远。这末一句话，最是让我感动。
去年秋天，健秋来过一次太原。听说她来了，班上好多同学都赶来一聚。我在太原这么多年，同学聚会，这是来人最多的一次。陪她一起来的，还有大同的赵文生同学。
现在时不时的，我们还会通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