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赠笔
由北京去阜阳，途经亳州时，我给李高松先生打电话说，我已坐在你的家门口了。他问：你在哪里？我说，在亳州车站。列车不停，几十分钟后，我将抵达阜阳。
这一番通话，告诉高松这样一个信息：我已回到了故乡。
高松是亳州人，他爱人王永红是位画家，也是亳州人，夫妻二人北漂十余年。我们彼此两家住地仅一箭之地，因是老乡，说话投缘，所以三天两头，总和高松、永红谈艺说画，推杯换盏，把酒临风。我谓高松：我虽是亳州的子民，还不曾去过亳州。高松说，什么时候我回亳州，我带你去，让你把亳州玩个遍。
愿望终于实现了。两天后，高松开车到利辛，把我拉进了亳州。
我走进了亳州，第一次走进了故乡之城。
第一次走进了常驻我心中，而眼中陌生的亳州。
走进了日牵梦想、虽又陌生而又熟知的亳州。
我走近了曹操、华佗，走近了浇灌歌喉的古井贡，走近不喝白不喝的一坛坛美酒。
亳州产好酒，而亳州本身就是一坛好酒。
我仰对一片霞云，高声喊：喂，亳州，请把酒倒出来，我喝。醉饮明月，我要把自己醉成无边的大地，把自己醉成奔流的涡河。
一
亳州位于安徽西北部，淮河的支流涡河穿城而过，自古有南北要冲、中原门户之称。
上古时，亳州属古豫州，成汤为诸侯时即居此地。商曾几度迁都，人们将汤所都之地统称为“亳”。那时，有南亳、北亳、东亳、西亳之分，南亳，即今河南商丘以南，亳州以北那个地方；北亳，即山东曹县一带；西亳，即河南偃师一带；东亳，在永城、涡阳一带。现在的亳州，系南亳故城城域。市内汤王陵公园中的“成汤故垒”，据说就是商汤王的衣冠冢。
周代，此地称“焦”。春秋时期，焦属陈国。焦夷二邑是当时东南地区与中原腹地相沟通的交通要道。公元前637年，楚将成得臣率师伐陈，夺取了焦、夷二邑，遂为楚地。尔后，楚平王筑谯城，并派太子建驻守城父，使得当时的谯、夷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秦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在此置谯县。西汉，谯县隶属豫州刺史部所辖之沛郡。东汉时，豫州刺史部置于谯。
说起亳州，曹操这个人物自然要穿越2000年的历史风云与我们会晤。曹操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出亳州南行10余公里，面积达5平方公里的曹氏家族墓群至今仍十分醒目。当地人语我，曹操的老家距此地并不遥远。如今的魏武大道据说就是当年的陵道，陵边的翠松苍柏被一望无际的田舍所包围。
据亳州文物资料记载，大路边的汉墓一号，是一位农民在自家田地里播种时，翻出一个大洞才被发现的，经考证确认为曹嵩之墓，让人惊叹的银镂玉衣就出于此墓。
汉墓一号的南面，有4个孤立的土堆掩映于林间，土堆高3米，周径30米左右，密布草木。因为登临的人较多，丘顶被踏平，斜坡上踩出的小径一直深入林地。这里，每个土堆都可能是当年曹家的一代战士，或者是一位将军。
作为亳州人，我不知道曹操为什么离开亳州而投笔从戎？他是被土豪所逼，去路无奈而离乡背井？还是抱着一腔翻天覆地、建功立业的大志而走向远方？
乱世成就了曹操，成就了这位具有远大志向的亳州人。
东汉中平六年（189年），刘辩继立为少帝。袁绍、何进等密谋尽杀宦官，并召并州董卓入洛阳为援。董卓率兵入洛阳后，尽揽朝政，废黜少帝，另立刘协为帝。
董卓的专横酿成大规模的内战。
各州郡推袁绍为盟主兴兵讨伐董卓。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避关东兵锋，挟持汉献帝刘协西迁长安。关中混乱不已。
三国鼎立之前，十八路诸侯征战中原。那是一个烽烟四起的时代，是一个谁都想说了算但谁说了也不算的时代。
而操弄聚集十八路诸侯相互讨伐的人，就是曹操。混乱的战局给这位出身低微的人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到建安元年（196年）时，全国形成许多割剧区域：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二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公孙度占据辽东；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扬州的江东部分。在这些割据者中，势力最强最活跃的则是袁绍和曹操。
董卓入洛阳后，曹操逃至陈留，聚兵反抗，成为关东联军的一支。后来，他诱降黄巾军30万众，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又陆续收纳一些豪强地主武装。殊杀董卓之后，他把汉献帝弄到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又屯田积谷，以蓄军资。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两军交战于官渡，曹以弱胜强；他利用袁绍二子的矛盾攻占了袁氏的邺城，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州之地，统一了中原地区。
建安七年，曹操被拜为汉丞相，封于邺城，从此邺城开始成为曹操的根据地。邺城即今天的邯郸。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亳州。可以想象这次返乡，他颇像刘邦返乡一样，大有一种“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豪情。《魏武志·卷一》记载：曹操“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淝水，军合肥”。显然，这是对曹操身回故乡，而心系战争的具体写照。在经济方面，曹操在谯郡颁《军谯令》，推广屯田，促进了谯城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长。
此后，谯成为曹操的可靠后方，在这里驻兵，在涡河上操练水军。我想，亳州的地下运兵道，可能就是此时所修建。此前，曹操的数万兵马，总是冲锋陷阵于战场，他没有这个精力和能力，专门抽调一支人马跑回他的故乡去修一条地下运兵道；另外，身边的文臣武将终日伴随左右，还没有哪一个专门抽出来到他的老家为他看家护院。再说，地下运兵道那么一个庞大的军事工程，需要勘测、设计、施工，也不是靠几个拍马屁的家奴家丁所能完成的。只有到了建安十四年，中原平定之后，和东吴的战争还没打起来之前，在这个相当平静的时候，怀着一腔忧患意识的曹操，才决定修建这一伟大的军事工程。
现在开放的地下运兵道，是只有700米的单行道，呈“T”字形，拐弯处均呈T形，既方便回旋，又能在敌人万一进入地道后造成障碍，让敌人一时摸不清通道，延阻兵势。进入运兵道，道内照明的电灯散发出昏暗的光晕。行走在运兵道里，里面的空气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浑浊，相反，且有一种清新感，新鲜的空气像徐徐清风一样扑面而来。此处与涡河仅有一箭之地，运兵道最深处约有七米，就是说，它的深度，远在涡水之下，可是运兵道内却不曾存留水迹，它的泄水道究竟是如何修建的？我想，早在2000年前，水草丰美的亳州，恐怕挖不了几尺深，便会有泉水涌出，那么在一个小小的谯郡城里，曹操与他的将士们究竟用什么科学的施工方法建造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地下长城？仅防水设施这一项，足让今人费思破解了。
最让我们惊奇的是，地下运兵道里，有猫耳洞、掩体、障碍墙、绊腿板、陷阱这一类的军事设施。这些，在电影《地道战》里似乎见过，但抗战时期的地道远没有这运兵道雄伟壮丽。原来，那些曾让我们折服的地道战，远在三国时期，早就被一代枭雄的曹操纯熟地运用了。
可惜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曾打到了亳州，而亳州地下运兵道，却没有留下冀中地道战那样的辉煌，无疑为亳州的小说家留下了一笔遗憾。如果有这方面的故事，加之亳州既是药都，又是酒城，加杂几个开明绅士，几个地下党员和军统特务及几个女人，那么拍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也就不成为什么问题了。
陪我参观地下运兵道的李高松，家就在运兵道旁边。他告诉我，他六、七岁时就常常和儿时的伙伴们到运兵道里玩耍。那时，也没有旅游一说，也不需要门票，一群孩子就是在这样神秘的地下工事里，推演着未来战争的神剧，人人都成了小兵张嘎。
现存的运兵道，有土木结构、砖土结构、砖结构三种类型，有单行道、转弯道、平行双道、上下两层道4种形式。地道距地面一般有2–4米，道内高度1.8米左右，道宽0.7米，并行双道之间相距2–3.5米，中间砌有方形传话孔，幽深蜿蜒，曲折不定。
运兵道以大隅首为中心，向四面延伸，分别通达城外。整个地道经纬交织，纵横交错；立体分布，结构复杂；规模宏伟，变化多样。全长达4000余米，是迄今发现历史最早、规模最大的地下军事设施。
曹操在家乡修筑这样一个地下运兵道，当然是用于打仗，当然是为了运用地道战术去取得战争的胜利。他把数量不多的士兵从地道内暗暗送出城外，再从城外开进城内，每次出城换上不同的盔甲，反复多次，迷惑敌人，使敌人不知城中到底有多少兵马。然后出奇制胜。
我对亳州的历史知之甚少，不知曹操在自己的故乡打过几次仗，也不知这个地下运兵道在枪对枪刀对刀的战斗中是否发挥过作用。但在《三国志》中曾多次记载了曹操运用地道取得胜利的事迹，如官渡之战中，“绍射营中，矢如雨下”，曹操“起土山地道”；又如攻邺城时，“为土山地道”等等。也许，因为有了官渡与邺城的胜利，才有了后来亳州的地下运兵道的建设。
我以为地下运兵道对于曹操而言，还有另一个战略意义，那就是，这里是他的“黄埔军校”。他在这里培养了一大批重要的文臣武将，以至后来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将领谋士，大都是谯郡人。若按职级算来，从谯郡走出来的文臣武将其级别职务，远高于后来的红安、兴国；金寨那些将军县的将军们。以现在眼光来看，亳州亦是历史上著名的“将军县”啊。谯，一度被封为“陪都”，与许昌、长安、洛阳、邺城等城并称“五都”，地位相当显赫。到了亳州，使人才能真正了解读书、习艺、交朋友，蓄力量、斗心机、闯天下的曹操。
二
在亳州，我走访了不少大街小巷，寻问了许多朋友，想追根溯源当年王昌龄的遇难之地。但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一致的：不知道。甚至根本就不相信王昌龄会死在亳州。
盛唐时代的王昌龄，当时即有“诗家夫子”的高名美誉，但他却命运多舛，遭逢不幸，令千年之后的我们仍不免为之扼腕叹息。王昌龄，字少伯，生于公元698年，一说他为山西太原人，又一说他是为京兆长安人，在诗的王国里，特别是在七绝的殿堂里，被誉为“七绝圣手”。他早年贫贱，困于农耕，年近而立，始中进士。公元739年，位沉下僚先作秘书省校书郎后转汜水尉的王昌龄，第一次因事遭贬南岭，开始了与其后半生相伴始终的谪宦生涯。
好在他并不孤独，一生经历险风恶浪扑打并伤痕累累的王昌龄，与李白、高适、王维、王之涣、孟浩然、岑参等交往甚厚，不幸的诗人们互相鼓励，抱团取暖，给他以活下去的勇气。开元28年，王昌龄北归，游襄阳，访著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患疽病，当时快要痊愈了，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宴席上自然少不了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孟浩然由于吃了些许海鲜而痈疽复发，竟因此而死。
这一时期，王昌龄还又结识了大诗人李白，有《巴陵送李十二》诗，还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他与李白相见，彼此又都在贬途之中，当时李白正流放于夜郎。开元28年冬，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这个职务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副处级干部，这时他与名诗人岑参相识，岑参有《送王昌龄赴江宁》诗，王昌龄也有诗留别。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郊游，也都有留诗。
王昌龄作为一代诗杰，流传下来的资料甚少。除了上文所说被贬岭南外，还曾遭过其他的人生不幸，具体原因和时间也很难说清楚。有人认为，他晚途不谨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不护细行，屡见贬斥。这些批评，也都是概念性语言。不拘小节，是生活作风问题，还是不擅团结他人？谤议沸腾，他所谤议的绝非是平民百姓，肯定是能够把握他命运的那些朝廷大臣或达官贵人，不然，不会一次一次的打击降临到他的头上。
因数次被贬，他在荒僻的岭南和湘西生活过，也曾来往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原和东南地区，并多次远赴西北边地。因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交游，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帮助。他的《出塞》诗，慨叹守将无能，意境开阔，感情深沉，又有纵横古今的气魄，确实为古代诗歌的珍品，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又如《从军行》等，也都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反映宫女们不幸遭遇的《长信秋词》、《西宫春怨》等，格调哀怨，意境超群。抒写思妇情怀和少女天真的《闺怨》、《采莲曲》等，文笔细腻生动，清新优美。送别之作《芙蓉楼送辛渐》同样为千古名作。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59岁的王昌龄由贬地辗转回老家途中，途经亳州时，竟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闾丘晓为什么要杀害王昌龄？史书记载甚少，留下千古之谜。按说，王昌龄官虽不大，但毕竟是朝廷命官，路过亳州，既便有错，也应捉拿归案，交朝廷问罪。但是，这一切在闾丘晓那里都得到了简化，他不问青红皂白，一刀就把王昌龄的头砍下来了。
元人辛文房著有《唐才子传》，在卷二王昌龄名下，有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忌而杀”。我以为这理由是很难站住脚的。文人相轻，相互嫉妒，古来有之。也不能因为你比我强，见了面就把人杀了吧？闾丘晓虽是刺史，但肯定也是一个不很纯粹的文人，笔下能写出几首歪诗，也属正常。恐怕不会因为他的诗不及王昌龄就轻而易举地把王昌龄杀了。
我们从古人对王昌龄的评价延伸一点去想：王昌龄不拘小节，总该有不拘小节的具体表现吧？也许那天，当夕阳落山之际，他来到亳州这个中原小邑，闾丘晓携带着他的情人在驿馆为王昌龄接风洗尘，酒过三巡之后，王昌龄可能对闾丘晓出言不逊，或者对闾丘晓的情人动手动脚，惹怒了闾丘晓就把他杀了。也许，王昌龄到达亳州的当晚，亳州的官方并不知道。晚餐之后，王昌龄闲逛至青楼消解时，而与同逛青楼的闾丘晓撞个满怀，因争风吃醋，他把王昌龄杀了。总之，杀人总得给人一个理由，因嫉妒杀人，总是缺少让人信服的依据，总是有些太离谱。让王昌龄不明不白地魂断亳州，实在令人痛惜。
闾丘晓这个人，生年不详，但他死的那一年却被人牢牢地记住了。他籍贯失考，是中唐官员。史载这家伙晓素愎戾，驭下少恩，好独任已。他处理问题，事事处处时时，总表现出一种脑袋搭错了筋那种状态，喜怒无常。可见闾丘晓是一个暴戾乖张之徒，这种人如果权力在手，其任性其恶行便可想而知了。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人，《全唐诗》居然收录了他的一首诗，题为《夜渡江》：“舟人自相报，落日下芳潭。夜火连淮市，春风满客帆。水穷沧海畔，路尽小江南。且喜乡园近，能令意味甘”。我想《全唐诗》之所以选入此人之诗，恐怕意在与王昌龄的诗让人作以比较，留下嫉妒的佐证。至于诗的艺术水准，那是根本谈不上的，与王诗相比，犹如土丘之望山岳，死水一潭之比汪洋大海。
王昌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评价自己是“本性易然诺，得罪由已招”。傲视权贵，嫉恶如仇，脱略世务，不拘小节，是王昌龄这类有才华与有骨气并兼文人的通病。亳州那个被杀的夜晚，他肯定把无情的谤议之语泼给了闾丘晓。试想，一个身处高位，在乱世中拥兵自重的刺史，何以受得一个穷酸文人的讥讽，加之他具有任性称霸的“愎戾”本性，这样王昌龄便在劫难逃了。从古至今，多少有才华有抱负有骨气而不识时务的贤者，不得扬眉吐气，而巧者愚者奸者侫者说假话空话大话的所谓智囊帝师却常常飞黄腾达。正人君子往往受制于得志猖狂的小人，秀才往往被大兵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斩杀人于大天白日之下。这才是历朝历代不断花样翻新上演的悲剧。
然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上天不能让一个天才诗人白白死去，若是那样，从古到今汉字铸成的诗也会举起刀枪造反了。就在王昌龄死后的一年，闾丘晓终于以他的罪恶之命还了王昌龄的命。历史能得出这个结局，我们应该感谢一个叫张镐的人。张镐出身布衣，为人刚正，当时任河南节度使。安史叛军合围张巡、许远死守的睢阳。睢阳就在商丘的南面，亳州的北面，距亳州仅几十里路。张巡、许远告急，六百里飞马快报将军情报告给河南节度使张镐，让他派援兵急驰睢阳。
张镐挥师昼夜兼程，并命闾丘晓克日就近赴援，但闾丘晓居然逡巡不进，待张镐赶到时睢阳已陷。张镐以军法问罪，将闾丘晓处死。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临死之前，并没有王昌龄的大义凛然，他头点的像鸡啄米似的连连求饶：“家有老母，请留我一命。”张镐的回答令九泉之下的王昌龄冤恨稍伸，也令天下有正义感的文人为之一振：“王昌龄也有老母，谁去抚养呢？”遂杖杀之。
张镐令人感动的是，他对文化人多有关照。暮年的李白以戴罪之身流放夜郎。可以想象，李白能戴什么罪呢？他一无财权，二无人权，所谓罪，就是他的那张嘴，不守纪律，不懂规矩，该议论的议论，不该议论的也总是瞎议论，于是，他被扣上“政治犯”的罪名。而由河南节度使一步一步登上宰相之位的张镐虽无法摘掉李白“政治犯”的帽子，但他没有落石下井，也没有与李白划清界限，反而不远千里赠诗于他，并寄去两件夏天的衣裳，李白在答诗中不禁感慨系之：“惭君锦绣缎，赠我慰相思。”张镐对杜甫亦有知遇之恩，杜甫逃出沦陷的长安奔往凤翔，被肃宗任命为“左拾遗”，履任才一个月，就上疏营救罢相的房琯，触怒肃宗而几遭刑戮。又幸亏张镐救助，才免于一死而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重又深入民间，他知道人间疾苦，才写出“三吏”、“三别”这样的不朽之作。我以为像张镐这样的高官，才真正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代表。他拯救了诗人，就是拯救了文化。之后，在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鲜有这样诗人的保护神出现在高官之中，不要说身居要职的宰相，就是省市这一级官员，谁也不会把制造投枪匕首的诗人当一回事。当代诗人叶文福因一首《将军不能这样做》而成戴罪之身，他的一位战友，当时大概仅相当于一个团级干部吧，不仅不给予关爱与温暖，而且放言：这样的诗人，早该枪毙。比比张镐这位封建时代的官员，此人不如一堆狗屎。
我曾语亳州的朋友，亳州是文化名城，历史悠久，人文深厚，但却缺少了对王昌龄的纪念。倘若政府或那个高远目光的企业家，在涡河之畔建一座“昌龄园”，把王昌龄的诗雕刻成一个诗的碑林，将诗人亳州遇难的实情告诉人们，那肯定会成为亳州文化建设及旅游的一个亮点。
三
在亳州没有寻得见有关王昌龄的任何信息，反过头来我又寻找关于李绅的资料。
李绅，官居唐代的宰相。他是亳州谯县人，为中书令李敬玄的曾孙。公元772年，父亲李晤任乌程县县令时，生下李绅，乌程即今天的浙江湖州。
李绅6岁时失去父亲，母亲庐氏带着他迁居润州无锡，由母亲躬授学业。27岁考中进士，与元稹、白居易交游甚密，他一生最闪光的部分在于诗歌，他是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元稹说过：“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20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元稹和了12首，白居易又写了50首，并改名《新乐府》。可见李绅创作的《新题乐府》对他们的影响。所谓“不虚为文”，不也就含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意思吗？可惜的是李绅写的《新乐府》20首今已不存。不过他早年所写的《悯农二首》，亦足以体现“不虚为文”的精神。
好在《悯农二首》不长，我把它抄录如下：
其一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其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第一首诗一开头，就以“一粒粟”化为“万颗子”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丰收，用“种”和“收”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第三句再推而广之，描述四海之内，荒地变良田。这和前两句联起来，便构成了硕果累累，遍地“黄金”的丰收景象。“引满”是为了更有力的“发出”。这三句诗人用层层递进的笔法，表现出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这就使下文的反转变得更为凝重，更为深沉。“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丰收又怎么样呢？诗人得出的结论是“农民犹饿死”。它不仅把前后的内容连贯起来了，也把问题突显出来了。勤劳的农民以他们的双手获得了丰收，而他们自己呢，还是两手空空，惨遭饿死。使人们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思索：是谁制造了这人间的悲剧？
答案是十分清楚的，无需加以注解。
但诗人把这一切都放到了文字之后，让读者从那个吃人的社会找出答案。
要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那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替劳动者生产了洞窟。劳动生产了美，但是给劳动者生产了畸形。”
第二首诗，一开头描绘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依然在田里劳作，那一滴滴的汗水，洒在灼热的土地上。这就补叙出由“一粒粟”到“万颗子”，到“四海无闲田”，乃是千千万万个农民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这也为下文“粒粒皆辛苦”撷取了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可谓一以挡十。它概括地表现了农民不避严寒酷暑，雨雪风霜，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本来粒粒粮食，滴滴汗水是人们应该皆知的道理。但是，现实又是怎么样呢？诗人没有明说，然而，读者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现实的另一面：那“水陆罗八珍”的“人间筵宴”，那无数的粮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的罪恶和那“船中养犬长食肉”的骄奢。可见“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无病的呻吟；它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但又不仅以它的说服力取胜，而且还由于在这一深沉的慨叹之中，凝聚了诗人无限的愤懑和真挚的同情。
李绅是否懂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道理呢？他也许懂，也许不懂。但是，我们从几十年之后，唐末农民起义的“天补平均”的口号中，便不难看出这两首诗在客观上是触及到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
《悯农二首》不是通过对个别的人物、事件的描写体现它的主题，而是把整个的农民生活、命运，以及那些不合理的现实作为抒写的对象。这对于两首小诗来说，是很容易走向概念化、一般化的，然而诗篇却没有给人这种感觉。这是因为作者选择了比较典型的生活细节和人们熟知的事实，集中地刻画了那个畸形社会的矛盾，说出了人们想要说的话。所以，它亲切感人，慨括而不抽象。诗人还用虚实结合，相互对比、前后映衬的手法，增强了诗的表现力。因此，它虽然是那么通俗明白，却无单调浅薄之弊，能使人常读常新。
我儿时上学时开始读李绅的这两首诗。
孩子刚会说话时，我最先教他读的还是李绅的这两首诗。
后来得知李绅是亳州人，我把他作为是故乡的骄傲和自豪。
一次，我和诗人叶文福谈诗。他开口就大骂李绅，说他欺骗了天下的农民，认为他是一个好种，殊不知此人是唐代数一数二的喝血鬼。李绅和叶文福诗中那位经历了长征的将军一样，官做大了，悯农的意识没有了，他开始像农民收起租子，他彻底地变了。
而这种变化，从古至今，不仅是体现在李绅和叶文福笔下的那位将军身上，而是体现在千千万万人身上。
社会的悲剧就在这里！人民的悲剧就在这里！
更大的悲剧，是这种悲剧在历史的长剧中一幕接一幕地演着，一代接一代地演着。
让我接着把李绅的故事继续说下去。
李绅发迹后，他再也没有了悯农之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花天酒地、贪图享受之人，他当了宰相后，却因好吃鸡舌菜，每顿需杀鸡300多只供他享受，一餐的耗费多达几百贯，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与他同一时代的众多文人皆对其嗤之以鼻。
只是生活上的奢侈，倒也罢了，他发迹后，爱耍权威，对人无情无义。《云溪友议》中记载，李绅发迹之前，经常到一个叫李元将的人家中作客，每次见到李元将都称呼“叔叔”。得势之后，李元将因为要巴结他，主动降低辈分，称自己为“弟”，为“侄”，李绅都不高兴，直到李元将称自己为孙子，李绅才勉强接受。
由于李绅为官酷暴，当地百姓常常担惊受怕，很多人甚至渡过长江、淮河外出逃难，下属向他报告：“本地百姓逃走了不少。”
李绅道：“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饱满的颗粒总是在下面，那些秕糠随风而去不必报来。”
李绅热衷于拉帮结派。唐朝中晚期，士族势力逐渐衰微，庶人阶层通过科举进入了政权核心，而原来掌握大权的士族又不甘心放弃政权，于是同庶人出身的官员争夺权力。士族官员以李德裕为首，故称李党；庶人官员以牛僧孺为首，故称牛党。牛李两党水火不容，双方互相倾轧了近40年，史称“牛李党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中，李绅紧跟李党老大李德裕，是李党中的骨干分子。
李绅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是他晚年经手的“吴湘案”。公元845年，74岁的李绅出任淮南节度使。其时，扬州江都县尉吴湘被人举报贪污公款，强娶民女。李绅接报后立即将吴湘逮捕下狱，判以死刑。
但此案上报朝廷后，谏官怀疑其中有冤情，便派遣御史崔元藻前往扬州复查。调查后发现，吴湘贪赃属实，但款项不多，强娶民女之事则不实，所以罪不至死。但李绅仍一意孤行，向法律亮剑，将吴湘送上了断头台。
李绅为何处死吴湘？
起因是扬州都虞侯刘群欲娶流落广陵的美女阿颜，不料阿颜的养母却把她嫁给了江都尉吴湘。这样刘群便唆使人举报吴湘。
因这一层关系，李绅也不至于处死吴湘。有趣的故事在阿颜这个美女身上还在延长着。
《北梦琐言》中的说法是，李绅欲纳阿颜为妾，没想到却被吴湘捷足先登了，李绅勃然大怒，欲置吴湘于死地。而《册府元龟》中的说法是李绅欲夺阿颜，目的是献给李党老大李德裕，所以才干掉了吴湘。
李绅是玩弄女人的高手，而且为了一已之私，也不断地从他那私妓成群的美人中，挑一选二地赠于他人。诗人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李绅请他饮酒，并让几名家妓出来作陪，刘禹锡对其中一位一见钟情，一时诗兴大发，吟了一首《赠李司空妓》：“高髻云鬓新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李绅见刘禹锡如此着迷，便将这位家妓送给了刘禹锡。
哎，这就是为官的德性。
李绅死后1200多年，一位叫杨敬农的人来到亳州，若论职务，他和那位杀王昌龄的闾丘晓同一级别，属刺史一类的五品官。杨敬农安徽怀宁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30岁就当了处长，42岁时就升任芜湖市市长，2013年任亳州市委书记。亳州农民听说来了位“敬农”的市委书记，自然心中十分高兴。过去亳州出了个“悯农”诗人，现在又出了个“敬农”书记，怎么能不高兴呢。杨敬农在亳期间如何当百姓的公仆，如何敬重汗滴禾下土的农民，因无缘结识此人，自然不敢妄言。但我看过网上的一则报道，说他到利辛县的桃园村蹲点，抓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云云，顿时使我心生几分敬意。虽然市委书记算不上什么高干，但作为五品知州，肩上披着毛巾，手里提着锄头，在农民的田里前腿弓后腿蹬的锄地，出汗了扯过毛巾擦擦，若是累了，扶着锄头站站，和亲兄弟一般的农民唠唠家常，说说收成，那要比开市委常委会坐在办公室里学文件，出着汗检讨自己，红着脸说自己不是东西幸福多了。
我曾给乡人打电话问：“杨书记一天到晚地访贫问苦，下地劳动，他的一日三餐怎么办？现在又没有什么妇女队长了，做饭也没有什么帮手，锅上一把面，灶下一把柴，他行吗？”
乡人回话：“你替亳州太守操什么心？人家是人民公仆，老百姓都会洗衣做饭，仆人还不会洗衣做饭吗？”
那段时间，我把这位敬农书记真看成亳州的焦裕禄了。是的，亳州是安徽的西伯利亚，亳州还不富裕，毫州需要焦裕禄式的这样的干部领导着人民苦干三年五年，才能脱贫。
2016年4月9日，杨敬农离开亳州，他的离任发言引起舆论的关注。在不到千字的发言中，杨敬农回顾了任职亳州3年多的经历。他说，这3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岁月，成长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工作中最充实的一段经历。
发言基调朴实，言语也拉进了与听众、网民的距离。
他说，3年多来，我和广大干部没敢偷懒，不敢懈怠，唯恐有负组织的重托，唯恐有负群众的期盼。故土难离，情感难舍。此时此刻，正式与大家告别，我心中暖流涌动，百感交集，充满无限的眷恋和不舍。
但他走后不久，亳州一位朋友告诉我：杨敬农不是杨敬农，而叫杨害农，他的腐败丝毫不逊于唐代的那个李绅。
不久，杨敬农被中央纪委查处。
我感到困惑，一些腐败的官员怎么如此会作秀，如此会演戏。演员演得再好，那毕竟是舞台上屏幕上的事，演得再像都是假的；而李绅，杨敬农之类能把内心对农民的虚情假意，演得比真的还真。如果不是纪检部门拿出了水落石出、铁证如山的证据，恐怕会有很多人一直蒙在鼓里，把一个“害农”的人当成“敬农”的人呢？
四
亳州城北关，涡水南岸的花戏楼是颇有名气的。此处原名关帝庙，又称山陕会馆，不知何年何月，关帝庙和山陕会馆的名字淡去，取而代之的是花戏楼这个名字。这一改不当要紧，把名字改小气了，改庸俗了。你想山陕会馆是一种什么气派？让你会想起无商不活、无商不富、无商不能的朴素真理和商学哲理。一个山陕会馆立在亳州的大街上，无数故事，从城北涡河的码头上便冒了出来，那些商贾巨富，从山西陕西不断地涌来，于是亳州的大街小巷，商贾林立，一片片店铺，一张张笑脸，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便在皖北这座小城铺展开来。
而花戏楼是个什么东西呢？是那些晋商们、陕商们赚够钱之后，怀抱着青楼女子在那里欣赏玩耍的地方，它只是山陕会馆的一部分，以花戏楼取代山陕会馆，无疑是来了一个本末倒置。北京的故宫有戏台，戏台也有雕龙画凤，是不是将名字改为“花戏楼”，而抹去故宫这个名字呢？北京颐和园里，也有戏台，是不是将名字也改为“花戏楼”，而抹去颐和园这个名字呢？
亳州过去经济并不怎么发达，穷得只有命和骨头的农民，一年到头难得有一个乐乐呵呵的时候，也许某一天，山陕会馆的那些肥头大耳的老板们开恩了，打开大门将贫穷的农民放了进去，看了一场大戏，戏的内容没有记下，而那戏台的雕龙画凤却被他们记下了，于是便创作出“花戏楼”这个名字，从而喧染了漫长的历史长河。
关于山陕会馆，最初是叫关帝庙还是叫山陕会馆呢？以我臆想，恐怕它最早的名字叫关帝庙。据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重建关帝庙碑记》称，亳州北关大关帝庙，建于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乾隆三十一年建新大殿，增置座楼，藻采歌台，固已“极规模之宏敞，金碧之辉煌矣”。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关帝庙建于清初。但亳州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业城市可能源于更早的时期。
亳州是涡河沿岸得风气之先的城市，而从古到今，涡河所肩负的运输，不仅仅是漕粮、砖瓦及木材，还有很多南方的海盐、丝绸、瓷器、茶叶、桐油；中国人也迷上了西红柿、咖啡、胡椒；羞涩的中国美女的面庞上还涂上了用异国香料制成的香粉……凡此种种，无不归功于充满冒险精神的中国各路商贾们，他们利用涡河之便，把这些物资运到了亳州。
由于地理、政治、战争和交通条件的制约，聪明的中国商人们想出了保护自己利益和利润的绝招：结帮营商。于是一个个商帮应运而生。山西与陕西历来有秦晋之好，于是山西商帮和陕西商帮便结为一伙，占领了亳州大部分市场。他们组织严密，分工合理，艰苦倍尝。一个个商品集散地、仓储地自然形成了。年深日久，因地制宜的商品专业批发脱颖而出。他们把江南及江淮的商品转运至山西、陕西，又把那里的中药、红枣、小米转运至中原。由于落后封闭和连年匪患灾害，拉帮结伙的商人们只好选出领头羊，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同乡捆在同一条经商的生死船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同舟共济，以应付突发事件。这就是山陕商帮形成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有了商帮，自然要建商会。山陕会馆，就是山陕商帮谈商论事休闲娱乐的地方。山陕商帮与其他商帮各自形成独立体系，各据一方，组成严密的商业网络。由于经营有术，生财有道，各路商帮相继成了亳州明清时期商业资本发展的中坚力量。
我曾访问过陕西韩城的党家村，明清两代，村中既便是最穷的穷人，家中白银也过千两。他们形成互帮互助的互助组，男人外出到河南、安徽挣钱，年底将钱带回，按挣钱多少分红，老弱病残者享受“五保户”待遇。党家村那些外出经商的商人们，是否也曾在亳州的山陕会馆经营他们的生意呢？
我曾走访过晋商的所有现已开放的大院。那些乔家大院、王家大门、渠家大院的先辈们，经商的道路并非只是“走西口”一条道，他们不少人曾来到安徽的亳州，在山陕会馆的花戏楼前停身驻足。
我想，如果想更多地了解亳州先贤们经商的智慧，进一步弘扬亳州商业文化，钻通亳州的“商泉”，让潺潺清泉聚成一串串传统商业文化的珍珠，应该将“花戏楼”这个名字，重新恢复为“山陕会馆”，让人们从中得到商业文化的熏陶，悟出前人的商业灵感与商业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提振亳州不屈不挠的经商精神。
五
到亳州，不能不说酒，不能不喝酒，不能不写酒。亳州是药都，也是酒城，一说仅亳州酒厂就有165家，又一说酒厂有225家。当然在众家酒厂之中，当数古井贡酒名气最大。古井贡属于亳州特产的大曲浓香型白酒，有“酒中牡丹”之称，被称为中国八大名酒之一。
古井就是毫州的历史，夏商周秦可能此地就产白酒，因没有历史记载，不好给古井续上家谱。有史记载的是，公元196年曹操将家乡亳州的“九酝春酒”和酿造方法进献给汉献帝刘协。以“色清和水晶，香纯似幽兰，入口甘美醇和、回味经久不息”的独特风格，赢得世人的一致赞誉，从此，作为宫廷用酒。这样，皇帝一说好，一方市场也就形成了，亳州一带酿酒作坊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
南北朝时，在亳州的减店集，人们发展有一口古井，井水清洌甜美，人们用此井水酿酒、泡茶，回味无穷。相传，有一位将军因作战失利，临死前将所用的兵器投入井里。谁知此后井水比先前更清淳透明，爽口润喉，所酿之酒，十里飘香，古井名声大噪，人们称之为“天下名井”。
到了宋代，减店集已成了有名的产酒地，当地百姓至今还有“涡水鳜鱼苏水鲤，胡芹减酒宴贵宾”的说法。
明代万历年间，礼部尚书沈鲤在万历皇帝的庆典上，把“减酒”当作家乡酒进贡朝廷，万历皇帝饮后连连叫好，钦定此酒为贡品，命其年年进贡，“贡酒”之名由此而来。
其实，沈鲤并非为亳州人，他是河南商丘人，因商丘距亳州较近，商丘亦无名酒，他就把亳州的古井贡酒献给了皇帝，为亳州名酒大大地做了一个广告。沈鲤一生方正刚介，未听说他在为官之道上干了什么乌七八糟的事情。大学士高拱，是他的主考官和同乡，沈从未因私事拜访过他，但为亳州的古井，他却破天荒地向皇帝进了一次贡，这一贡不当要紧，便使古井贡酒名扬天下了。
张居正任职首辅时，满朝官员为讨好张居正，争相为之设坛祈祷，而沈鲤独不前往。万历帝喜爱珍宝，曾为买一颗宝珠花银2000万两，那些欲想升官发财的朝臣纷纷为万历捐俸，并自以为得意，沈鲤却说：“我只知养谦，不知逢君之欲”。闻之无不惭愧。有人上奏，光山产麒麟，万历闻奏大喜，欲取而观之。沈鲤奏道：“圣上喜欢什么是小事，而传播出去就成了大事。此物一进，天下千奇百怪的东西纷纷进献，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岂不有损盛法”。万历只好作罢。
万历年间，黄河中下游多次决口泛滥，民不聊生。沈鲤为民请命，修筑两道大堤。一道西起荥城，东止洪子湖，全长400公里。另一道北顶黄河大堤，南由商丘古城向东南方向，经夏邑至永城曹家洼，全长90公里，后人称为“沈堤”。由于修筑了这两道大堤，河南州县始免冲决。
无疑，沈鲤是喝古井长大的好官、正官、清官，他把古井酒的来历和过程一点一点地讲给了那些喝酒者，那些权贵们，并被他们一点一点地记在了心里。古井是亳州的文化，是亳州人做人的正气歌。沈鲤将酒的渊源一件一件地献给有心人，又被那些有心人一件一件地藏进脑里，刻进心里。
古井是人文骚客，是曹操、华佗、李白、苏东坡，古井将酒的韵味一滴一滴地舒展给远道而来的宾客，之后又被远道而来的宾客一滴一滴地带走。
古井贡，“贡”的已不是朝廷，“贡”的而是天下，它将土地上的粮，地下的水，酿成一滴滴美酒，让美味在人们的血脉里扎根，在血液里成长。
在亳州饮酒，最好不要在宾馆里，不要在酒店里，最好选择一个瑞雪般的梨园中，或一个万紫千红的桃花园内。既是农民又是老板的主人，在那里搭数间茅棚，放几条长凳，再请来二三位唱豫剧的演员，随着电子音乐的响起，一出穆桂英挂帅就可以登场了。城里来的游客如痴如醉，他们随着演员的声调，摇头晃脑地哼着，两只手富有节奏地拍着。而舞台的背后，则是酿酒的作坊。游客一边听着戏，一边到酒坊里品尝着刚刚出锅的原浆酒，或抿，或咂，皆为一种滋味的前缀。60度芬芳的酒香徐徐覆盖皖北平原。酒的醇厚，酒的历史在舌尖上且歌且行，那乡村，那小溪，那陌道，那摇花弄彩的果树都留下平平仄仄的美味。
中午用餐时，认识的不认识的，凑够八个人一桌，一桌土菜，一桌酒香，你给我斟酒，我给他倒酒，壶觞斟酌，意境深远，讲不完的亳州故事，道不尽的典故轶闻，把酒临风，手上的一把酒樽，像是握住了亳州的古旧与沧桑。
亳州城不大，但作为一介平头百姓，也不是说在这个不大的小城里，就能使动风的。若是某个星期假日，在郊外某一个乡村的酒宴上，作为平头市民认识了市里的某一个科长、局长，酒桌上你兄我弟，相交恨晚。敬你一杯，保持联系，有空来坐坐；散席时相拥倾诉，难舍难分，互留电话，又加微信，再来一个有事说话，把官与民的关系和谐了不少。
也有这种现象，一个单位，一个街上，由于职务的不对等，平时很少交心，很少小坐。某一次郊外的野游上，大家坐在了一个桌上，这样趁着杯酒，借着酒劲，涨着脖子，红着脸，也不喊书记、局长，大胆地喊出张哥、王兄，说出了平时不敢或者不能轻易说出的那句话。你若无情，就当我白话，或者说错了地方；你若有意，就算我酒后吐真言，酒后的真言，或许就交上了一个一生的朋友。
我不擅酒，但在亳州小住的几日里，与朋友相聚，不管对居庙堂之高者，还是对处江湖之远者，我也学会了酒桌上温柔和热烈，不管微醺，还是酩酊复酩酊，一时性起时，我也壮起胆，敢问太白：诗为何物？心叩易安；词在哪里？怕醉，仍如山捧啜；醉了，仍似海畅饮。
亳州古井，我的故乡之酒啊，一本大书百读不厌，一部经典千载流传。人是历史之过客，不也是美酒之过客吗。
2017年5月1日于素心山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