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酉年九月的一天中午，我同部华、连涛、纯轩几个好友吃饭时，纯轩在谈到家乡利辛见闻时，说了句“冬青前几天也走了”，我惊愕地睁大了眼睛，连忙问他：“什么，什么，冬青怎么啦？”他平静地告诉我，“冬青病故了。”我争辩道：“不可能，中秋节他和我通电话时，还声若洪钟地说他身体很好，怎么会忽然病故了呢？”纯轩说，中秋节离这已有月把时间，这期间什么事不会发生呢？想想也是如此。但我仍然不相信这是事实，于是，连忙拨通了文友、也是冬青的同门同宗闫孔喜的电话，向他证实这个消息的准确与否。闫孔喜在电话中声音沉痛地告诉我，冬青确实走了，就是9月12日那天。听罢孔喜兄的电话，一阵悲痛使我不禁潸然泪下。
我和闫冬青兄相识于1977年，距今已整整40年了。那年春天，我因结核病复发从部队退伍，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乡。刚到家没几天，冬青就和刘俊汉驱车来到我家，说是从退伍战士的档案里知道我在部队搞过报道，非常高兴，想让我去县人武部搞通讯报道。当时的我像一个铩羽而归的斗士，心情沮丧程度可想而知，就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们。他们没有生气，开着车子就走了。又过了十来天，他们俩再一次来我家，说他们也是退伍兵，现在被抽到人武部搞新闻报道。我们身份相同，爱好相同，这就是缘份，你愿意搞新闻我们就在一块干，不愿意搞我们就在一块玩几天。几句话朴实话语一下子使我潮湿的心温暖了起来，加之父亲也劝我改变一下环境，我就和他们一块来到了县人武部。
当时的人武部报道组共有三人组成，组长刘俊汉，身份是县直工委的武装部长，在县人武部负责报道；组员一个是闫冬青，一个是朱亚东，刘是领导只负责协调工作，朱亚东负责誉写（那时没有打印机，没有电子邮箱，稿件全靠手工誉写），真正写稿的只有闫冬青一人。冬青感到自己写稿太累，就建议把我抽进去。他们三人都是退伍军人，冬青和亚东是七零年的老兵，年龄都比我大三四岁，亚东不仅与我同姓同辈，还是我的王市老乡，刘的年龄更大几岁。我自幼热爱文学，在部队搞的也是创作兼报道，以创作为主，新闻为辅，对新闻并没有多大兴趣。和他们来人武部，只是想来这里玩玩，感知一下他们生活，并没有留在这里搞新闻报道的打算。我来到人武部后，闫冬青等人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使我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尤其是冬青，知道我从部队归来后，情绪低落，就以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教育我。原来冬青是在部队正在提干时，因一件小事得罪了一位领导才被退伍的。冬青对我说，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如遇到挫折就一蹶不振，岂不是毁了自己一生。冬青等人对我的友好和劝慰，立即驱散了笼罩在我心头的阴霾，使我重新振作了起来，萌生了留在这里的愿望。刘看了我写的几篇稿件后，认为我的语言生动，适合写通讯，就分工我专搞通讯，闫专搞消息。人武部通讯组面向的是全县民兵，稿件以民兵题材为主。但这方面的稿子，又有很大的局限性，适合写通讯的并不多，刘在体裁方面就不再对冬青和我作具体分工。我们下各区社采访都是由刘带领，一般是采访两至三个区社后，就回来突击写几天稿子。冬青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能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判断和选择出有传播价值的东西。在采访和写稿上非常认真。写人，他一定要采访到本人，写事，他一定要亲临现场，哪怕采写一篇三五百字的消息，他都要进行深入细致地采访，而不轻信于道听途说。他写稿不仅出手快，而且质量高，文字之干净，之娴熟，之准确，之老道，丝毫不亚于一个媒体的专业人员。誉写稿件时（后来朱亚东因事回到了老家，稿件都由我们自己誉写），他一丝不苟，字体工整，稿面清洁。受他的感染，我的写稿积极性也很高。稿子写出来后，我们就交换着看，相互提意见，找不足，有不同意见时，就相互商量和研究，直到达成共识为止。一般稿件以邮寄为主，重要的稿件我们就直接给报社或电台送去。由于我们写得多，发稿多，稿件质量高，用稿录就很高。省内外，军内外的一些媒体都发表了我们的稿件。当时，县内有两个报道组，一个是县委通讯组，一个就是我们人武部通讯组。但无论是用稿的数量或质量上我们都超过了县委通讯组。人武部的领导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当时，正准备从优秀民兵中提拔一批武装干事，充实到区社人武部当中去，我和冬青都在他们的考虑之列。但在当年的10月份，按照中央文件，随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揭批查运动，此事便因此而搁浅。不久，人武部通讯组解散，我和冬青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冬青回到家里后，仍然笔耕不掇，不久就被抽到潘楼区搞通讯报道，我回家后则因为生计过了几年颠沛流离的日子。后来，朱亚东的父亲朱付平大叔到王市当区委副书记后，在朱亚东的推荐下，要抽我到区搞新闻报道。我当时对一切都心灰意冷，并不乐意再干这行，冬青就写信让我一定要克服这种情绪，说凭你的才能完全能在这方面干出成绩，说不定它会成为我们改变身份的敲门砖。在冬青的劝慰和鼓舞下，我来到区里，当起了一名专职通讯员。此后，他一直在这方面给予我大力支持。每当我有稿件发表，冬青就打电话向我祝贺。有时我发表了稿件找不到样报，冬青就千方百计地给我找样报，找到样报后，他要么让我到他那里去拿，要么给我送过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在省以上媒体发表了几十篇稿件，有些稿件还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使默默无闻的王市镇很是风光了一阵。当然，冬青发表的稿件就更多。后来，我被抽调县委组织部组编办帮助工作两年，录用为国家公务员后，又分配到王市工作。政务之余，我仍不忘新闻写作。那几年，我和冬青年年都被县委评为通讯报道的先进个人。冬青因为稿子写得好，发得多，有一年，县委、县政府还专门向他颁发了嘉奖令，这在我县新闻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四年后，我从王市区调到县农机局，但不到一年，又调到县委宣传部搞新闻报道。冬青在此前也被调到县保险公司搞通讯报道，后来又调到人武部当军工兼搞新闻报道。回顾我们的人生经历，冬青曾语我，我们俩有三个共同点，一、都是来自于农村，二、都是退伍军人，三、都是以笔杆子起家，并最终靠笔杆子改变了命运。我说所言极是，但我有今天这个结果，与你长期以来对我的帮助、鼓励、支持分不开。
到宣传部工作的最初一段时间，我仍以新闻工作为主，但不久就因来了新人，我就改做其他工作并兼任一媒体的副刊编辑。冬青知道此事后就打电话语我，不搞新闻了，要利用副刊编辑的条件，搞一下文学创作。冬青所言，也正是我此时的打算和愿望。我自幼热爱文学，一心想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只是早年迫于生计，才搞起了新闻。现在当一切都安定下来后，自然会移情别恋。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创作上。几年内，在各地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文学作品。2009年我第一部散文集《乡村风情》出版后，及时给冬青送去了一本。冬青看到后给予了高度赞扬，同时鼓励我再接再厉，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2011年，我的第二部散文集《乡村词典》出版后，他同样又给予了鼓励。同年七月，县委宣传部和县文联召开这部作品的研讨会，本想让冬青也来参加当面听听他的意见，他因患病未能前来，深为遗憾。但他还是通过电话谈了他的意见，“书名为《乡村词典》甚好，但没有写足写透，还需要深挖，做到应写尽写。”冬青的这一意见和研讨会许多同志的意见不谋而合。研讨会后，我根据冬青和文友的意见，又投入了对这方面的挖掘和采写工作，一年后，作为《乡村词典》补充和续编的散文集《乡村记忆》又出版了。冬青看到新书后，在给予高度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要多写，不仅写散文，还要写诗歌，写小说”。冬青，我的好兄长，我何尝不想如此呢，我的文学之旅刚刚开始，还有更多的写作计划没有付诸实施，但一场突兀而来的大病，不仅严重损伤了我的身体，更挫伤了我的锐气。每天难以忍受的头痛，使我不得不中止了我的文学之旅。
冬青对我的关心是多方面的。我有个愤世嫉俗又口无遮拦的毛病，对一些看不惯的事情总要说出来，有时还不分场合。那怕对一些热点问题，我也毫不在乎地一吐为快。我的这一毛病在我的几个自媒体上也有反映。和冬青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劝我改掉这一缺点。他说，有些问题，你意识到了就行，不一定非要说出来，更不可以写出来。五七年50多万知识分子因为大鸣大放被打成右派不就是个例子吗。现在更是世风日下，人心难测；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很尊重他的忠告，在此后的很多场合一般都谨言慎行。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遇到自己义愤填膺的事情，还是忍不住旧病复发。这几年，我就在微信中表达了我对一些现象的看法。由于冬青也在我的朋友圈里，他自然能看到我发的东西。每次看到我发的这些东西，他就给我发来微信说，删掉这些东西吧，它除了给自己带来麻烦外，别无一点用处。我们能有今天这个结果，来之不易，你难道非要看着它得而复失吗。尽管这些劝告，有拂本意，但我还是删掉了这些东西。这就是冬青，他时刻会为你的安全考虑，他劝告你不是用那些充斥报刊的大话，空话，假话，套话，而是说些贴心贴肺的话。就是这些肺腑之言，体现了他对战友、弟兄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关爱。这也是我多年来敬重他的地方。
冬青已患病多年，但他自始至终以顽强地精神，乐观的态度同疾病进行着斗争，自始至终没有停止他对新知识的渴求和学习，自始至终没有停止他热爱的写作。有一段时间，他病情缓解，他们同姓宗族推选他负责闫氏家谱的的编纂工作。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是记录一个家族历史沿革，世系繁衍，人口变迁，居地变迁的百科全书。编纂家谱是一项非常繁重、复杂的工作。但冬青爽快地担起了这个担子，全付身心地投入到家谱的编纂工作中。几年中，他不顾严寒酷署，一次次外出调查，一次次组织采访，他殚精竭虑，数易其稿，经过紧张，细致，艰苦地工作，终于编纂出一套详尽、全面、准确的闫氏家谱，受到了同姓宗族的一致称赞。但这几年的劳累，也使他再一次病倒了。他先后辗转到省市住院治疗，病情稳定后又回家疗养。躺在病床上的冬青写作激情不减，开始了文学创作。他坐在床上，把笔记本电脑摆在面前，一字一字艰难地写了起来。《故乡杂忆》等一篇篇文采斐然的散文就是这样写出的。最初在《亳州文艺》上看到署名闫冬青的文章，我还以为是个同姓名的人呢，当知道是他本人时，我惊喜莫名，立即向他打去祝贺电话，同时也劝他注意身体，勿过度劳累。他说累不着，我一天只写几百字，不写也急得慌。此时的冬青，已把写作当作了他生命的一种方式。
冬青生病期间，我曾多次去看望他，有时我一人去，有时和同事去。我最后一次看望他是在去年八月份。那正是我自合肥来利辛小住期间，约了一个同事就去了冬青家。卧病在床的冬青，看到我们后非常高兴。那天，他精神特别好，没有一点病态，声音也非常响亮。我问了他的病情，他说一切都好，一会半会走不了。然后他又问了我、问了我妻子和女儿的情况。中午我们要走时，他无论如何不让我们走，说你几百里路来看我，怎么也得吃过才走。我说等你病好能喝酒了我才来陪你喝两杯。他说，我现在也能喝酒，甚至比你还能喝。说罢，他立即打电话约几位好友，让他们过来陪我们。我只好留在了那里。吃饭时，他让儿子把他背下楼，然后他坐着轮椅把我们领到一家饭店。席间，他兴致特好，一个劲地劝我们喝酒，他自己也不顾我们的劝阻喝了几杯。他问我还拉板胡吗，我说拉。他说他有一个亲戚，会唱唐派豫剧，哪天他来时，你们合作一下。我说好呀，我在合肥就找不到唱豫剧的，能和他合作求之不得。我回到合肥后，他还把这位亲戚的唱段发给了我，我一听，果然有点唐派韵味。但我一直未等到他那位亲戚回来。今年中秋节，我打电话向他问好时，还谈起这件事，他说快回来了，到那时你也回来，我们在一块玩几天。他说的这件事永远不能实现了，那次和冬青的见面，也成了永诀。冬青，说好的我们玩几天的，你怎么竟先爽约了呢？
鲁迅有言，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是的，我生命中能有冬青这个兄长和朋友，此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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