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话(2)
辛子陵 崔卫平
(三)
画外音 执政党不应当是评议者。执政党最重要的是放下身价,倾听民间百姓的声音。
改革党国体制,受益的不仅是政治,更有经济、社会与民生。
《论衡》 著名学者辛子陵与崔卫平自由民主面对面。
200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民主党派举行民主协商会。胡锦涛总书记在回答民主人士提问时说:“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毛泽东在1957年说:“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好唱对台戏。”
辛子陵认为,新闻解禁应该就是解除报禁。而时至今日,政府、党的宣传部门、立法机关对胡锦涛的指示不仅置若罔闻,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反而越禁越多,越管越细,现在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连互联网也要管起来,手机通讯也要管起来,这就太过份了。
辛 我们国家执政者和评议者高度一致,都姓党,党执政,党办报纸,党办电视台,自己评议自己。
崔 自己表扬自己。
辛 在民主国家这是不允许的呀!你拿纳税人的钱办个电视台,成天吹自己怎么好,怎么好,那成吗?我说咱们的新闻改革,言论出版自由,分两步走:最高目标是取消中宣部,取消新闻出版总署,现在这个做不到,做不到为什么还要说呢?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在有些国家,大多数国家,没有中宣部,没有新闻出版总署,人家那个社会,它运作得很好,道德没有堕落,文化也没有凋零,人家比我们搞得好。比如美国,执政党没有中央机关报,没有《求实》杂志,没有中央电视台,它这个社会主旋律在哪儿?在民间。《华盛顿邮报》,那是民营报纸。水门事件就是它揭出来的。它监督总统。美国的主旋律在民间。政府要找主旋律,总统、国务卿得放下身段到民间听取意见。
崔 人家是社会各种力量交锋,折冲,融合,形成一个合力,一个平行四边形。大家共同认可某种底线,自发形成伦理价值,主流的价值观。我们这儿没有相应的东西。中宣部要出来主导,它来引导你。
辛 人家是总统、国务卿到民间去,倾听民众的声音,决定自己的执政方针。咱们呢,我这主旋律可在这儿(举起左手悬在空中示意),亘古不变的指导思想可在这,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可在这儿,谁也不能反对的指导思想可在这儿,不论大事小事,从选举国家领导人到对一部电影的看法,老百姓都得接受主旋律的指导。你不同意是你落后,〖是反动,是反党!〗得提高你的觉悟,向主旋律看齐,跟中央保持一致。
崔 这样的权力,在社会面前,在人民面前,显得过于傲慢。
辛 是啊。说轻一点儿是过于傲慢,说重点儿是一种救世主姿态。我们唱了那么多年《国际歌》,说没有救世主;另一方面,又大唱《东方红》,说中国出了大救星。这两个歌往往还一起唱,也不觉得别扭,也不觉得矛盾。
崔 我赞成您提出进一步打破对毛的个人崇拜禁区。1978年改革开放时开科学大会。当时我在大学里很受鼓舞,觉得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科学就是反对迷信,反对个人崇拜。今天仍然保留着对毛崇拜的某些禁区。不光是毛,任何人在科学面前都要接受检验。任何人说的话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能说某些结论不能动。
辛 我要在这里再放言一句。我和朋友们闲聊,咱们这个党再执政十代,这个“指导思想”就没法写了,一页纸都写不完。现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如果再发展五代十代,这个指导思想得多长啊!我就建议,从18大开始,别再搞什么新花样了,你就老老实实改善人民生活,老老实实走向民主化,这样就最好。
崔 还要把这些指导思想写进宪法。是谁说的,咱们的宪法好像八宝山,去世一个,就把他的思想写进宪法里头,不能这么做了。
辛 是。宪法不能写那些意识形态。将来中国走向民主化,这些问题全党会觉悟,会解决的。我相信,中国共产党,这么一个大党,人才济济,解放战争能够取得胜利,那确实是全国的精英都跑到共产党里头来了。我们一定能够中兴。
崔 我特别同意您的意见。过去和现在,共产党里头有很多人才,藏龙卧虎。〖精英是不少,杀了的也不少。〗只是这个体制,使他们在位置上不能动弹,不能充分地做好事。我希望政府是理性的,我不相信整个政府全是由不理性的人来控制。我看我们某些发言人非常不理性,但我想背后肯定有很多理性的人存在,不能想象,整个社会的主导,全是由非理性的人构成。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把这些理性的声音在人们听得到的平台上释放出来。关于政治改革,呼吁体制内的人们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在工作中,体现出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概念,发出他们理性的声音。
辛 是的。我就呼吁我们这些老同志,只要身体还好,思维正常,就要发出声音,参与政治,推动历史前进。要关心我们国家的命运,关心党的前途。眼睁睁地看着它垮下去,于心不忍,于心不安。不光是老干部,知识分子,人民群众,大家都要讲话,发声。你讲话还是有作用的。我讲个例子。2009年6月,中宣部出了个小册子,叫《六个为什么?》我拜读以后,我说,坏了,又要搞社会主义改造,真要这样干,那非亡党亡国不可。情急之下,我写了篇文章《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大陆主流媒体都在中宣部控制之下,视我为异端,我没处发表。后来想了个办法,在香港出了本书,作为打头的文章发表出来,开宗明义第一篇。书是天行健出版社出版,30万字。我出这本书就是针对《六个为什么?》我说你们这么搞,必然是国进民退,最后你们再搞一次社会主义改造,吃掉民营企业,把改革开放的成果都弄到官僚资本主义这头来。还振振有词地说,我这叫以国营企业为主体,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不为主体谁为主体呀!你们要清楚,中国没资本家,你们本身的头衔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谁说企业是你们的啦,把你们的企业财富交给国家,顺理成章。我在一个会上说,对毛泽东做过的这一套,我们崇拜过,紧跟过,失败过,彷徨过,反省过,有的人甚至受过处分,坐过监牢,所以我们对这三大改造,怎么错的,错在哪里,理解最深,这是不能犯第二次的错误。再搞一次社会主义改造,肯定亡党亡国,不信你就试试。
画外音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英国BBC说,中国国民经济总量目前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最近一轮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科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辛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媒体说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说这是官话,是假话,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搞市产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
崔 您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好,特别及时,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批评反对的声音,他才可能想,噢,我这样做可能不对。假如一点声音没有,假如都不反映,不去说,他会想,噢,我是对的。这点我要反省,不大关心他们说了什么,不关心他们那些“新发展”,以为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宣传。那会助长他们的错误。你看,挺好的呀,大家都拥护。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反省自己的做法,以后有关社会政策的文章,我们要看,要关心。要构成一个平台,对话的平台,要把我们的声音传出来。
辛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应该留出些版面给反对意见,别都是你们一统天下。国家大事要允许讨论,允许批评。哪有那么专横的。明摆着我是为了党好,为了国家好,逼得我走投无路到香港去发表。等书印出来了,第一版印了1000册,还没上市,没放到书店门市的书架上,就分完了。散户买书买不到。据说很大一部分是北京买回来了,他们要研究。最后中央看着确实不能这么干了,就断然停止了《六个为什么》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淡出了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个问题。
崔 是这样。人们总是觉得自己说话不算数,不起作用,其实不然。
辛 中央有明白人。不仅停止了《六个为什么》的宣传,2010年5月13日还出台了一个新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温家宝同志主持搞的。新36条要干什么呢?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扩大民营经济的准入领域,过去不许私营经济染指的一些行业、部门,例如电讯、航空等,准入了。这样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势头。
我在《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一文中说:锦涛、家宝同志,咱们这33万亿GDP,这么大的成绩是怎么来的?你们在国际舞台上风光体面,这个舞台下面有三根柱子撑着,其中两根柱子是民营经济,换句话说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占65%;三分之一是国企。如果你搞社会主义改造,把那2/3民营经济化掉,剩下一根柱子,你还能够撑起这个局面吗? 三年之内,经济会出现大衰退。GDP不要说退到1978年的3600亿元,就是退到10万亿元,中国的日子就没法过。中央财政收入也减去2/3,你哪方面都摆不平。“左”的意识形态厉害呀。今天我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资本主义代表先进生产力。有人批我,我问他们,为什么99.9%的全民经济和集体经济时,你的GDP是3600亿元?你是用什么招发展到了33万亿呢?一扣底是国退民进,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这么个朴素的真理。叫我们主流媒体一说,大块的文章,大本的专著,云苫雾罩,越说越玄,越说离真相越远,就是避开我们改弦更张,恢复了私有制,引进了市场经济,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个事实。你有什么可避讳的呀!过去中国经济就是搞不上去,现在搞上去了,这是可喜可贺的。
崔 我们的经济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的分配出了问题。
辛 邓小平说过,不管你生产搞得如何好,如果你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开放就算失败了。
崔 随着经济的增长,物产的丰富,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分配系统。
辛 第一条是发展生产,要讲效率;第二条就是公平,分配要相对的公平。现在我们在分配上出了大问题,严重的两极分化。
我们从3600亿发展到33万亿,这是几十倍,不知翻了多少番。中国有这么大的生产能力,说老实话我没想到。当然这包括过多的消耗能源,破坏环境,民工低工资的奉献等,这些都需要改进。但我们毕竟把生产搞上去了。
崔 随着经济增长,物质丰富,还要有一个系统保持公平。
辛 分配出问题,贪污腐败,官倒,特权,是从那次政治风波后蔓延全国的。那次政治风波,本来是反贪污,反官倒,如果采纳群众的意见,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顿,是可以收到很好的成效的。镇压了学生,就保护了官倒,保护了贪污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事过之后,邓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和他的弟弟邓垦谈话说,分配处理不好,同样要出大问题。《邓选》上有这话。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开放就算失败了,这话很重啊。今天我们应该有勇气面对这个问题,挽回这个局面。
崔 如果我们上次错过了机会,二十多年后邓的话不幸言中,现在就要不回避这个问题,把这件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辛 近年以来我注意到我们中央胡温政府,在财政开支上下大力向民生倾斜,省的地方财政也在向民生倾斜,这是很好的开端。当然,还有各种因素制约,例如维稳的经费投入的就太多。你把维稳经费拿出4/5来用来改善民生,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就会大大改善。
崔 把国家财政的钱用在维稳上,是一个压制的思路。
(四)
画外音 民主社会主义是富民,科学社会主义是富官。
恩格斯晚年说,共产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论衡》 著名学者辛子陵与崔卫平探究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
恩格斯说: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经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1][1]
崔 谈到现代文明,核心是民主自由。要让人民表达自己的要求,尊重人民,根据这个来设计制度。你花了那么多钱维稳,建立的是一套管制、压制、暴力的制度,越维越不稳。
辛 要学习西北欧国家,看看人家是怎样对待人民的。首先是经济民主。我宣传民主社会主义,宣传瑞典、英国,有人说咱们不能照搬。谁让你照搬了?你学习他解决社会矛盾的思路嘛。比如瑞典,为了防止两极分化,他实行高额累进税。税前老板和工人收入差一百多倍。经过高额累进税调节以后差四倍。资本家为什么接受了呢?他求个平安。高额累进税是个高明的主意,谁发明的呢?《共产党宣言》上说的。我们过去宣传《共产党宣言》,只宣传暴力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对于高额累进税,对教育和人民福利的关注,对不起,没注意。
崔 发展是齐头并进的,赚了大钱的,回归社会,他求个平安,在一个平安、稳定的社会里,正常的赚钱,而不是压制一部分人,剥削一部分人。
辛 我接着说这个高额累进税。现在我们国家有个官僚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转型就是要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主张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用高额累进税的办法,民主转型。抗拒民主转型,镇压民主转型的要求,最后激起民变,激起革命,就是暴力转型,社会大动荡,甚至打起内战来,这叫暴力转型。灭党派说民主转型是与虎谋皮,不可能的,只能革命。两报一刊是不承认有官僚资产阶级存在的,不承认两极分化,处处和谐,谁把社会真相说出来打压谁。面对要爆炸的高压锅不作为。其结果,和灭党派殊途同归,引发暴力革命。所以我说,在推动共产党垮台上,两报一刊又立了头功。大跃进失败,饿死几千万人,刘少奇说,报纸隐瞒真相,浮夸风,共产风,你们要负一半责任。将来如果共产党不能实现民主转型,引发暴力革命,你中宣部也要负一半责任。
崔 说得好。我们都看着呢,大家都看着呢。
辛 刚才说到官僚资产阶级,这不是我随便讲的。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干部已经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全国有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的平均财产是700~2500万,他们的房子平均每人3套,建筑面积700~900平方米。
崔 这是难以想象的。
辛 前些日子,曝光了一位地委书记的官邸,富丽堂皇,不得了,真是难以想象啊。官民之间财富占有情况,悬殊太大了。2006年世界银行有个精确的统计,中国有0.4%的人掌控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掌控了70%的财富。这个数字常被人引证,有的引错了,把0.4%那个·丢了,成了4%,好像跟美国只差个1%,可不是,0.4%和5%,差着十几倍呢。中国的财富集中超过美国世界第一。我们的主流媒体还老说美国那是富人的天堂,财富怎么怎么集中,我们这儿怎么怎么公平,这不是见鬼吗。
崔 这样大的张力,是一个危险的、容易倒塌的结构。
辛 这样的贫富两极对峙,怎么能稳当。他们的心里也不踏实。高干子弟2932人,平均每人占有6.7亿财富,这些数字,不能不影响我们党的性质,影响我们政权的性质。这个问题掩盖是掩盖不了的。问题是怎么解决。乌有之乡老鼓吹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走资派还在走,打倒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的办法是:老子戴高帽子游街,关进秦城监狱,孩子上山下乡,财产全部没收。那是毛时代的做法。邓小平被打倒时,他要把那个地毯、窗帘带走,汪东兴不让。暴力革命就是这个样子。
崔 文化大革命相当于准暴力。〖应该是“超暴力”。〗
辛 清朝对贪官的办法是贪官本人杀头,子女家属发配宁古塔为奴,宁古塔在黑龙江,是清朝的劳改营。
崔 暴力革命在解决一部分人时,损害了整个社会结构,人权。
辛 那是。如果毛派这一套回来,首先一条他得消灭私有制,可能保护一下贪官,先收拾民营企业,说你剥削工人,先共你的产。这个社会就乱了。所以我们说,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不能让社会乱起来。这个两极分化的严重矛盾,要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不能乱来,打人,抄家,那个不行。贪污受贿,利用特权非法所得怎么办?我提出的办法就是高额累进税,〖也就是“与虎谋皮”。〗要有严格的政策界限,制定实施的详细办法。这样子和平转变。
崔 基本思想就是尽量通过民主法制的手段,保证人们一个相对平等的收入,让社会平静下来。
辛 按高额累进税的办法,假如你非法收入两个亿,按80%征税,你把非法所得1.6亿缴回国库,给你留下20%,4000万,你还是个富人,你和你的家属回归社会,不受追究了,不是很好吗。你不接受,那就等着抄没全部家产,戴高帽子游街,宁古塔为奴吧。因为贪官太多了,揭露出来的是冰山一角,不能都抓,都杀头,给多数贪官一个出路。〖对贪官收税?太荒诞了吧?高额累进税,是对高额合法收入者而言;的“非法收入”,只能是没收,不存在“收税”问题吧?〗
崔 有些贪官揣着几个亿逃亡国外,侥幸没被抓回来,但像老鼠一样,昼夜不安,到处躲藏,过的无声无息。
辛 是啊。
崔 他们没有体面,没有尊严,他们的子孙后代,隐姓埋名,也无荣耀,社会不承认这样的人。
辛 他们的子孙可以不劳而获。
崔 人废掉了。
辛 他们可以吸毒,抽大烟,可以每天晚上泡夜总会,但人确实就废了。
崔 拿贪污受贿的钱传给儿孙,这个根基是黑的,把儿孙都害了,他们不能自立,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辛 贪污腐败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解决,党要烂掉,政权要烂掉。
画外音 1941年抗日根据地政权机构在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人员组成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它阶级阶层的代表,即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员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实质就是反对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实行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广泛的政权,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三三制的实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最突出的是使边区政府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
崔 好,辛老师谈了这么多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政治框架,用民主政治手段和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一些准暴力的手段,像文革那样。现在需要一个制度的保障。请您先从正面来谈,我们已经有哪些基础,具备哪些条件,因为有了这些所以我们能平稳地转型,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一动就乱。
辛 我几次讲,没人主张全盘西化,现在立马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参议院,明天就一人一票,全国民选国家主席。这需要条件,有个过程。但是,我们从哪里开始,怎么做?我们恢复延安精神,实行延安的一些民主政治的做法,这大概没人反对。1944 年延安民主选举成立参议会,成立边区政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崔 我们也是有政治资源的。我们在民主方面不是没有基础。
辛 这个三三制嘛,当时的参议会,共产党占三分之一,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一些右翼势力也叫他有一定的代表,那时候由“消灭地主”改变为“团结地主”抗日,出了一批开明士绅。不光是议会,政府机关也一样,三三制,你这个处九个人,共产党员只能占三个。各阶层的人,中农,开明士绅,除了汉奸,都能参加政府工作。
崔 您是说边区政府的时候?
辛 对,就那时候,我们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不像现在政府里面清一色都是共产党员。
崔 那样也没有造成动荡,广泛地吸纳了社会上的优秀分子。
辛 那时把延安称为民主模范,比国民党统治区要好,吸引美国人到延安访问。现在,我们的人大80%是共产党员,是官员。
崔 所以人大的代表性受到质疑。
辛 现在这个人大成了安置退下来的老干部的机构。省委书记、省长退下来,刚过60岁,怎么办呢?到人大过渡三四年。
崔 这恰恰是他和底层、和人民接触最少的时候,怎么可能去倾听人民的声音。
辛 我就主张政治改革从人民代表大会入手,不是另起炉灶,就改造这部机器。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有三个功能: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错误。监督政府,监督领导人,及时弹劾纠正施政中出现的错误。
崔 人民代表通过提案表达民意,提出批评建议。
辛 要赋予他这个权力。现在事实上难以做到。咱们是党国体制。宪法写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这话对不对?不对。人大之上还有政治局常委,最高权力在那儿呢。
崔 宪法上没有。
辛 宪法上不写,实际上这么办。党国体制,党领导一切。毛当政时说,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谁代表党?我毛某人。
崔 所有组织都要置于宪法框架下活动。
辛 在党国体制下,宪法是没有地位的。1964年年底,毛泽东和刘少奇为四清的指导方针发生争论,毛竟然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果然,他动了一个小指头,就把国家主席打倒了。
崔 当国家主席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时候,写在宪法上的全国人民的权力也就没有保障了。
辛 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揪斗,当他弯腰低头,被推推搡搡,鞋都掉了的时候,他想起了宪法,他说,我是依据宪法选出来的国家主席,你们不仅是在侮辱我个人,而且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就希望现在的领导人能理解少奇这几句话。作为一个警示。现在没有保证你不落入这个境地,你可以通过黑箱作业升上来,也可以通过黑箱作业把你打下去。
崔 假如你不去保护宪法,不树立宪法的权威,宪法也不能保护你。刘少奇没有把宪法的权威树起来,宪法也就不能保护他。
辛 小平同志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在政治改革上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李锐同志说过,小平是半个毛泽东。我赞成这个说法。他最不该的是非程序地更迭、撤换两个总书记和最高领导人。
崔 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辛 这样做的结果很坏。从那以后,权贵资本主义疯狂发展,没人敢阻拦。如今羽翼丰满,反贪污、反特权这件事,没人敢提了。某位老将军说: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谁想要这个江山,拿两千万人头来换。就这话。
崔 现在提法改变啦。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非常有意思。有个切割,和革命、流血切割。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流血打江山的基础上,它希望获得一个合法性的起点。我觉得这个表述很重要,值得我们发挥。
辛 有这个要求就很好。
崔 执政党如何摆正与人民、与社会的关系位置,要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不能无限制地傲慢。
(五)
画外音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年初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释放出政改信号。
党政关系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而解决的途径是温总理在深圳讲话中提到的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论衡》 著名学者辛子陵和崔卫平一起思考人民应该由谁来代表。
早在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就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提到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是这样说的: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其它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显而易见,温家宝把政治改革列为各项改革的首位。因此,被舆论界普遍认为是中国政府释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
辛 执政党,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理由抗拒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这是保护他们。有些人就觉得现在这个体制对自己有好处,可以通过黑箱作业,避开选举,通过一定的人脉关系,我就可以升上去,真要票选,哪里轮得到我呀;可你别忘了,这个体制也可以通过黑箱作业将你打下去,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崔 没有任何人能保护你,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
辛 是。看看刘少奇,看看胡耀邦,看看赵紫阳。我们的制度是一个不能让好人充分做好事的制度。
崔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
辛 所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条要解决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问题。党既然没有自己的私利,既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就应该有这个自觉性,要自觉地把人民顶在自己的头上。
崔 执政党把自己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辛 我是执政党,但我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不能我既在政府执政,又在人民代表大会发号施令。你干的不好,人大有权罢免你。不是叫你马上退出历史舞台,你还执政,但你得接受监督。
崔 我们不是说要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我们要结束的是中国延续这么多年的专制制度,专制思想和专制的做法。
辛 一句话,结束党国体制,党不能在国之上,党要在国之中,国家至上,人民至上。你共产党好不好?不能自己评判,你说自己伟光正,人民不承认还是不行。要让人民评判,让人民的代议机关评判,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用谁废谁,通过票决。
崔 让人民来选择,不是党代表人民选择。
辛 比如,将来选国家主席,选国务院总理,你能不能各提两个候选人呢?提名权还归你,归共产党,不是民主同盟提名。提两个候选人,让人民代表大会票选,先放开一点,当选的人就有了民意的成分,不是你领导党说谁是谁,只是走个民主形式。选票分散了怎么办?百分之百的得票率,全票当选,像萨达姆那样,强奸民意,全是假的,怎么可能百分之百呢?52%当选,相对多数,那就很好么。另一位得票率48%,落选了,但不丢人,48%的民意基础就很光荣。将来他干得不好,你就有上台的机会。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差额选举,越南都做到了,中国为什么做不到?越南走在我们前面去了。
崔 留些空间,留点儿余地,等于保留一个备用轮胎,将来有纠错的代用品。别弄得不行了,自己也没法收拾残局,没法向人民交代。
辛 所以,我们的政治改革,能不能从这里开始。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不能你提了谁就是谁。
崔 包括提名、选举,在程序上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不能绝对地、完全地控制。
辛 你这个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比如说你选120人,你能不能提180个候选人,让代表大会选择,让大家打分。据说我们已经是差额选举了,多提几名,十个八个,不起作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现在是妄议,说了不算,但是提供一个思路,你要真想改革,就从这些方面入手,动真格儿的。现在没人要求共产党总辞职,把政权交出来。大家承认,现在共产党虽然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离开共产党还不行,国家会乱。大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是希望你改好。这就是我们说的救党。
崔 救社会,救人民,从根本上说是救整个中华民族。
辛 不经过大的震荡,大的动乱,完成和平转型,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
崔 其实您定下了一个基本的起点,对不对?我们在政治上要有所作为,先从容易的地方下手,最后落实一个平等的制度。中央如果把这个大框架一定,下边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尊重民意,差额选举。一个大学,一个系,都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做,让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不是没有头绪,怎么改,从哪儿改呀?差额选举就是个抓手。政治,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纠错。当社会利益纷争的时候,不公平、不合理、不平等激发社会矛盾的时候,民主就出来调节,出来纠错。你要打击出来发声,出来纠错的人,把他们排除掉,把他们抓到牢里去,就只能使社会矛盾激化。我赞同温总理的表述,世间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这是个大框架,其余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得到解决。温总理在CNN的表述,从政治的角度,很规范,非常值得肯定。
画外音 一个优良的政治体制,必须服从于民意,而公权必须受到监督和制衡。温家宝总理在年初的政治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说明中共高层其实很清楚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政府没有受到监督而异化,后果堪虞。问题是该如何创造条件,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舆论认为,近年来大陆地区的网络民主和媒体监督,在批评监督政府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这些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最终还应该回到制度上来,如果能创造条件,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难题,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让人大在最大范围内代表民意,使人民能真正通过人大行使人民的意志。
辛 人民代表的选举,领导提名,群众投票,实际上指定谁是谁,走个民主投票形式。
崔 像我们学校,要在老师中选出一个30岁以下的女性,非党员,实际上领导早已有了人选,用外在的条件锁定在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然后有倾向地排序提出候选人。不是以这个人能不能代表群众的利益,反映群众中的意见,而是是不是听招呼,关键时候站在政府一边说话。像这样的选举,对不起,我不参加。
辛 人民代表是个神圣的职责,不是党的领导人赏给部下的恩赐。哎,这个老部下跟了自己多少年,党的系统没位子了,政府也没位子了,给你来个人民代表吧!不能这样。人民代表要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我们树立了一个参政议政的标兵,叫申纪兰,山西劳模李顺达合作社的,从五几年就当全国人大代表,当了50年,哪届都有她,是农民的代表。后来记者采访她,她说:“我这一辈子听党的话,从来没投过反对票,从来不跟党唱反调。”她就是这么监督执政党的。什么叫假民主,这就叫假民主。这样的代表完全不代表人民。
崔 她只是代表她自己,不能代表人民。
辛 人民代表的职责是要监督政府,防止错误,防止腐败,防止独裁。你不是足球场上的啦啦队呀!鼓掌、举手、投赞成票,就会干这三件事。我们不说美国民主,就说台湾,那是中国地,中国人,我们可以借鉴。社科院有个于建嵘,去台湾访问,回来作报告说,按计划日程访问完毕以后,他提了个额外要求。说你给我派部车子,我随便访问一些地方行不行?人家说行,哪都可以去。他真就到各县去转悠,按自己的意见定行止。每到一个地方,找到他自己选定的访问对象,就问一个问题:假如你的房子被政府通知要拆迁,你不同意,你怎么办?被访者说这不可能,他不事先经过我同意,怎么能拆迁呢?于又问:假如,这是假设的情况,政府就是不经过你同意,就带着警察,带着推土机,带着搬迁队来了,假如出了这事你怎么办?受访者说,我有办法,立刻打电话给联系我的参议员,我们县的,我有他的名片,一叫他准到。他一看到这个情况,就会弹劾我们这个县的县长。于问:参议员会那么听话?受访者说,不信咱们试试。当场打了个电话,参议员真来了。参议员瞪大眼睛盯着县长。他参倒一个贪官是他的政绩,能树立他的威信,将来就有竞选县长的资本。人家那个参议会、参议员,是起这个作用的。如果我们的人大有这个机制,我们的人大代表能这样替百姓说话,那些被征地,被拆迁的唐福珍们何苦要把石头、汽油桶、煤气罐搬到楼上去打防卫战?何苦最后绝望到自焚!
崔 对。跟老百姓的联系最为重要。
辛 你是人民代表,你得代表人民啊。你从来不给政府提意见,不建言,不得罪,就会鼓掌、举手,那不是人民代表,那是啦啦队。
崔 民主国家的议员,敢于面对政府的弊政……
辛 印度有个学者叫阿玛蒂亚·森,是诺贝尔奖得主。他说,中国为什么连续四年成百万、成千万地饿死人,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政府马上改组,领导人马上下台。像我们第一年饿死五百多万,第二年一千一百多万,第三年一千三百多万,第四年七百多万。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没有监督机制,没有反对党,没有媒体监督,媒体的任务是掩盖错误,粉饰太平,成天说形势大好。所以,给媒体松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前些日子,我们发起搞了一个“公车上书”,500个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编辑、记者,还有很多干部和普通公民,上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要求落实宪法第35条,制定保护言论自由的新闻法。这件事情是李锐、胡绩伟、江平、李普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牵头,他们都是资深的媒体人啊。我们的宪法第35条写了给人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的自由,实际上一条也没有落实。下面的执行部门,通过各种执行细则和条例,使宪法第35条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一套愚弄人民的先给后收的民主游戏。
崔 全面克扣。
辛 执行条例变成了否定宪法35条的东西。所以,82宪法从来没有兑现过。讲个传闻,姑妄听之啊。奥运会期间,说我们要开放民主了,指定在月坛公园可以游行示威。两个老夫妇想去试试,真到月坛游行去了,结果真被抓起来了。当局发这个消息是给外国人听的,他预期不会有中国人真去,真去就真抓了。政府说一套做一套,能建立威信吗?胡锦涛一上台就对民主党派讲,要通过立法解决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我们的执行机关〖错。不是“执行机关”,而是“宣传部门”!〗对国家主席的政策主张可以不理,搞自己的一套,对舆论的管制越来越紧,越来越严,越来越狠。
[1][1] 恩格斯:《工人政黨》(1881年7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5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