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文革尚未远去，人们仍须警惕！

February 18, 2016

——丙申年新春漫议之三

    毛泽东在五十年前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社会灾难。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说，这场空前残酷的十年浩劫，“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此外，在“破四旧”中毁掉的无数文化珍品，历代先贤留给我们的许多无价之宝，都在“革命”的口号下毁于一旦。至于人性泯灭、兽性泛滥所带来的精神损失，更造成中华民族的巨大创伤，直到今天都难以恢复。

    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性质及整个过程的发展、转折、变化，都有十分曲折而复杂的内容，有着非常丰富的教训，需要我们反思、研究、总结。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革作了初步的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由于文革结束未久，许多问题有所避讳、有所曲解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决议虽然承认：“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同时又指出：林彪、江青等人“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历史研究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些说辞，把文革的罪恶归之于林彪、江青等人，明显是在为毛泽东开脱罪责。决议甚至还套用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话，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对于这些问题，本来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逐步深化认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无奈几届始终讳疾忌医，拒绝反思研究。有些帮闲文人写文章论述文革，也只以《决议》为标准，不越雷池一步。这就使广大民众仍然陷于对文革的蒙昧之中，即使是经历过文革之痛的老人，多数也只是在回首往事时，有些不同程度的感受。至于那些从文革中得到好处或有一定罪行的人，不但不反思、道歉，有不少人至今仍然坚持认为文革是一场必要的、正确的革命，它捍卫了社会主义，清除了走资派，“四人帮”是真正的革命派，如此等等。在他们的蛊惑下，大量不明真相的青年人随声附和，呼吁为“四人帮”平反，重写文革历史，甚至认为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走资派还在走”，希望社会发生文革式的大动荡，回到毛泽东的时代。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前几年重庆的“唱红打黑”，近几年韶山、郑州等地纪念毛泽东的活动，毛左网上时有赞颂文革的文章，呼吁为“四人帮”平反，有些地方热衷于树立毛泽东塑像，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等等，都告诉我们，文革尚未远去！

　　这是不许反思文革、禁止讨论文革的必然后果。当局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形象、保住党的面子，坚持《决议》关于文革的定性，却无视总结文革教训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前途的重大意义。其实，一个负责的政党，只有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轻装前进，才能保住面子，赢得尊敬。我很奇怪，那些养尊处优的高官们，为什么就见不及此？

　　应该而且可以从文革吸取的教训非常丰富。我在这里只想谈一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我觉得这句名言可以引申为：“权力导致罪恶，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罪恶。”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可以最贴切地印证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毛泽东是权力欲极强的人，他毕生追求权力、维护权力、崇拜权力。早在少年时代，他就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发声”的诗句，表白了他对最高权力的向往。他获得最高权力的历史，充满了血腥的阴谋和杀戮。从通过“反AB团”屠杀李文林等上万名闽西干部和战士，到利用张浩伪造共产国际指令，镇服张国焘另立中央，再到1941年以召开七大为名，不顾抗日战争的严重局势，把各个根据地的领导人调回延安，不开七大，却集中整风，以削弱王明和周恩来的影响，拉拢白区来的刘少奇（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者）、彭真（第一个高呼毛主席万岁者）、薄一波等，到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巩固了自己的最高领导地位后，才召开七大，即所谓“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在夺取全国政权后，他在不断加强权力的同时，时时警惕地注视着足以危及他的统治权力的人物和社会力量。并且通过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清洗所有他认为不尊重他的最高权力，或有可能威胁其独裁统治的人物和群体。荦荦大者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文革是他为了维护最高统治权力所进行的最后的努力，他害死刘少奇、逼死林彪，陪绑一亿人，陪葬一千万，给社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毛泽东生前所拥有的绝对权力，使他可以不受任何制约与监督，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绝对的权力成为他犯罪作恶的来源和根据。这是一个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

　　文革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于政治权力，必须加以适当的制约与监督，务必不 要让它发展为不受制约与监督的绝对权力。所谓权力导致腐败和罪恶，只是说明权力有可能带来腐败和罪恶，并非必然会导致腐败和罪恶；只要有适当的制约与监 督，腐败和罪恶都是可以避免的。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必要的制约与监督，发展为绝对的权力，腐败和罪恶就不可避免了。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江泽民都曾把自己的权力扩大为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力，以“我在我说了算”作为行使权力的座右铭，结果带来令人痛心的社会灾难。

　　殷鉴不远，在毛邓江，掌握权力的精英们，警惕啊！

                         2016年2月13日

五柳村2016年2月16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