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峰巍巍，挂满苍苍黛色，峻极峰作为嵩山主峰，和周围耸立的太室、少室、玉柱、凤凰等七十二峰相拥而立，呈现一种龙马奔腾之状，把中原装点得极富气势和张力。在我国五岳中，嵩山位居中央，因而得名中岳。登嵩山之顶，俯瞰群峰，又可北望黄河。这里名胜古迹星罗棋布，有汉代嵩山三阙，北魏嵩岳寺塔，有观星台、少林寺、中岳亩、嵩阳书院等等，它们都有挽留我脚步的理由。但此次中岳之行，我与它们面晤问候之后，即挥手告别。面对无比博大纵深的嵩山，我心中反而更加焦急了，因为作为颍河的儿子，我在此寻找着母亲之河的源头，那里蕴藏着颍河儿女最伟硕的血脉的基因。
一条溪水从群山中流来，山上漫生着数不清的荆棘与荒草，从形成溪水的源头向上看去，已无流可寻了，这个无名的山坡，大概应当是颍河的源头了。在这里我看到的是原始的山野和披离的衰草，任你信马由疆地驰骋想象，无论如何也无法和颍河儿女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情调联系起来。但大地抒写的历史是不可更改的，世世代代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母亲河，就是从这里起步，择流而行，曲曲折折地奔向大海。
当然，关于它是不是颍河的唯一源头也有争议，这是因为横贯中州大地的还有一条沙河。沙河向东南流，颍河也向东南流。沙河在一个叫周口的地方汇入颍河。按照“河流惟远，方为正源”的说法，沙河的源头才是颍河的正源。沙河发源于伏牛山区的木达岭，它的长度和水量均大于颍河。它从周口汇入颍河后，人们给合二为一的这条河取了一个让历史能够接受的名字——沙颍河。这个名字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伏牛山木达岭仍为沙河的源头，二是中岳蒿山还是颍河的正源。
多少年来，我认为，沙河和颍河不能搅在一起。沙河是什么意味，一提到沙河，思维立马就和黄河联系起来，岸畔黄沙堆积如丘，河边长着几棵要死不活的杨柳，杨柳死去的枝条比活着枝条还多。残酷的阳光之下摇不动几丝活泛的春风，锄禾的老农若是累了，只能无奈地旁无选择地躲在那几棵杨柳下小憩，柳荫只是遮挡阳光的一种浮浅的形式，更具生命保护意义的则是农人掩盖脸面的那一顶草帽。
而颍河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它给人的是一首风华旖旎的诗，一支风情绰约的歌。虽是中原之水，但因名字柔美而清丽，给人们的却是江南水意的妩媚，它不仅能够以姿致胜，更能以名致胜。听听这个名字，就可以想象，岸畔与河上肯定到处呈现“草色独随孤棹远”的景象，大河上下长年是一幅颍水绘就的春意浓浓的画卷。颍河流径的这块土地，气象阔大，朴素的本色也多了，弥漫着一种纯朴的气质，绝不像江南的河流，举手投足间向人们投送一种妖娆与风情，颍河像穿着蓝青花粗布的村姑，俊俏、朴素、大方，没有欲说还休的缠绵，它把对人间的大爱藏于心里，一千年不烂，一万年不朽。
在颍河岸畔，你闻到的是嫩嫩的青草味，听不到黄河那样咆哮的涛声，也听不到姑苏河畔的吴侬软语。我认为颍河是吃高粱、大豆、红薯、小麦而成长起来的姑娘，要比受用鲜藕、菱角和茡荠而长大的江南河流，更难挺起身段，更能抗击困难，更能抚慰人类。所以，不仅是我，包括所有颍河儿女，在心中庞大的地图上，流径的是颍河，而不是沙河。如果哪个缺心眼的跑到现在的阜阳，即过去的颍州，在报上发一则更名的广告，要把颍河更名为“沙河”的话，颍州的小伙子会把粪罐子摔到他头上，平时优雅文静的姑娘们也会叉着腰骂他3天。这一更名不当紧，会让颍州上千累万人的名字失去色彩，失去诗意，失去灵魂。千百年来，颍州人把颍河挂在心上，每时每刻用自己的目光抚摸她，若是生了儿子，儿子的名字里多带有“颍”字，什么颍国、颍华、颍建等等；若是生了女儿，便取名颍河、颍萍、颍春等等。如果把颍河更名为沙河，颍州人比挨皮鞭抽还要难过。
一方水士养一方人，颍水凝聚着的是儿女的心。
谁要污染或破坏了颍州人赖以生存的那一河碧水，他们怎能不用粪罐子摔你呢。
管仲是颍河的儿子，他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水具材也”究竟如何解释？我想，它应该具有构建大河两岸物质和精神的一切功能。
无独有偶，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有一个人向世界大声宣布，他说，世界是由水构成的。世界的本源就是水！这个人就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泰勒斯。
泰勒斯和管仲，分别以其天才的智慧，把水看成世界生命万物的源泉。他们认为世界万物生命的生生不息，全在于水的平澹而盈和居下而聚，由于其居下而聚，故能生已；由于其平澹而盈，故能生它。水的本质就是生，所以，水的“唯无不流”构成了生命的永远的音乐，而河流作为众水的汇聚与流动状态与过程，则始终是生命世界的交响乐章。
河流是大地活络的血脉，有了它，人类才生活得如此充满诗意：天涯牵手，物阜通流，桑梓富绕，心智拓展……是不舍昼夜的江河，把人类从蛮荒带进了现代文明。
地球的陆地上纵横交错、涌动奔流着许多的大江大河，把整个时空编织构建成一个生命的家园，使弱小的生命存在于茫茫宇宙中，成为最伟大最经典最具创造力的群体。
尽管每一条大河的流域中，那些大大小小的水系，那些弯曲摆动线条，像一丛美丽的树枝铺展在无垠的大地上，当生命已轮回成千上万次后，我们蓦然发现，沿着同一条河流生长起来的人们，身上总流淌着与河相似的性情和品格。从古到今，黄河如此，长江如此，淮河如此，颍河亦如此。颍河岸边的华夏子孙亘古不变的是勇敢、勤劳与淳厚，每一朵浪花都高擎着对壮丽生命的礼赞、吟唱与追逐，每一层波光，都澎湃着理想主义激情和浪漫主义情韵，把两岸肥沃的土地装点的如诗如歌如画，起码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进程中，颍河之水把两岸独特地营造出一种智慧，一种灵性，一种精神和一份与众不同的激越。
二
因是母亲河之故，丙申之春，我陡生出走一走颍河的想法。当抵达颍水之源，我仿佛感到，那源头流下去的不是一条溪水，而是一条长达几百公里的磁条，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她的巨大引力。
感谢母亲河选择了这方安身立命的宝地。她的流域幅员辽阔，风景秀丽，尤以中岳嵩山最为著名。中国有多少河流，我不清楚，但河流虽多，又有几条大河是出身名门呢？从这个意义讲，出身名门的颍河是非常高贵的。
蒿山由太室山和少室山两部分组成，两山各有36峰，横列如屏。主峰峻极峰海拔1584米，被誉为“中天砥柱”。这里山奇水秀，地理位置优越，东接五代帝京的汴梁，西临九朝古都的洛阳，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学士、贤道高僧、骚人墨客慕名而来者繁多，或祭祀参禅，或传经布道、或著书讲学，因而留下大量的名胜古迹。
颍河流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请看，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最先在颍河上游的登封县告成建都，颍河两岸至今仍流传着大量关于大禹的美妙传说，据说太室、少室两山就是以禹的两位妻子命名的。禹县的钧台陂，禹王锁蛟井至今尚在。位于双洎河北侧的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国都，历时500年。故都的高大墙城，尽管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城墙仍高出地面数米，巍巍然像一列山峦，蜿蜒起伏，盘绕在新郑周围。
新郑还是轩辕故里。乾隆年所修的《新郑县志》载：“黄帝轩辕氏，生于轩辕之丘，名曰轩辕。轩辕丘在新郑城北。”现在新郑城北有明代重建的“轩辕故里祠”，其山墙上嵌有乾隆29年重修轩辕故里纪念碑。
我是颍河流域里一个走远了的孩子，离开颍河我一直还是地图上颍河身影的追星族，但我却久久没有认识颍河的容颜。我时常纳闷，黄帝本是颍河的儿子，为何死后葬在陕西而没有葬在新郑、许昌、周口或者颍州？如果轩辕魂归故里，以今天文化旅游的视觉看，那该是一种何等的气象啊。
没敢在新郑停留，追随着颍水，我匆匆赶往许昌。许昌位于颍河支流清潩河中游，是三国时期魏国的国都。许昌虽在河南，但许昌历史最辉煌的一章却是颍州人谱写的，这个人就是曹操。我想，说曹操为颍州人并不为过，他的出生地亳州，在历史上多次为颍州所治。10多年前，亳州仍是阜阳地区的一个县。若为此说，打起官司，就请阜阳的父老乡亲评理好了。
至今，许昌一带仍保留着不少三国胜迹：汉魏故城、射鹿台、受禅台、春秋楼、灞陵桥、华佗墓、藏兵洞等。曹操，我这位老老乡，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出身于农民他，没忘记水利对于土地的作用，他大兴水利，在颍河两岸“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灌田二万顷”，在许昌一带开挖的运粮河和灌渠至今仍依稀可见。
当然，为历史留下最为辉煌的可能是他开创的建安文学。现在，亳州人说，亳州是建安文学的发祥地，准确地说，建安文学的发祥地在许昌而不在亳州。曹操从军得志之后，家属全部随军去了，他们由亳州迁往许昌，他的儿子们大都在于许昌，而非生于亳州，当他们成为建安文学的主将时，在亳州生活的时日已经很少了。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建安时期是诗歌形式多样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诗歌的语言形式从四言发展到五言。到建安时期，五言诗已成为文人诗的主要形式，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诗歌形式特点的则是曹魏父子的诗，他们的创作技巧纯熟，不但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其作品中，四言、五言、七言、杂言无不具备，为诗歌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开启了前奏。
曹操现存的20多首诗全是乐府歌辞，作品体现出一种颍河儿女的豪迈性格，“登高必赋，及造新诗，披之管弦，皆成乐章”。可见他不仅是个诗家，而且还是个音乐的行家。在诗歌创作上，曹操继承了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用乐府旧调旧题写新的内容，把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出来，因而被喻为“汉末实录”和“诗史。”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他当了7年的皇帝。但他的抱负远不及曹操，缺乏老爹那样的雄才大略和进取精神。但他很有文才，博通群书，努力著述，写过许多辞赋、诗歌及散文，所勒成垂百篇。现存完整的诗歌约有40首左右。
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当属曹植。钟嵘在《诗品》中称其为“建安之杰”。曹植是建安诗人中现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有80多首，辞赋、散文或全或缺的共40余篇。这些作品词采华茂而劲健质朴，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和他自己的独特风格，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
在曹操的儿子中，曹植最有才气，曹操以为他“最可定大事”，曾几次想立他为太子。但由于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引起老爹的不满，结果立了曹丕为太子。曹植作太子不成，反为曹丕所猜忌。曹丕当了皇帝后，不断对他进行打击迫害，首先是除掉了一向拥护他的丁仪和丁翼，然后又借故贬了他的爵位，变换他的封地，并对他严密监视，不许他参与朝廷政事，不许他与其他封王来往。颍州一带唱大鼓书的艺人，把他们二人的不和演绎成各种各样的版本，其主流的一种说法是：曹丕将曹植关进牢里，摆放一杯七步断肠酒，命曹植走七步吟出一首诗来，若吟得出来，就不喝这杯七步断肠酒；若吟不出诗来，便饮酒而自杀。结果曹植在迈出第三步时，便吟出那首千古绝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诗诞生的环境，是否如此，后人不好断言。但其诗揭示了兄弟二人的不和则是准确无疑的。这一糟粕的遗传基因，自古以来大有发扬光大之势。为了个人私利，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拔刀相见同室操戈者不绝如缕，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其表现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战友间互相批斗，兄弟间互相撕杀，夫妻间反目为仇。这种恶劣之表现，难道皆是来自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论指导吗？有无曹丕迫害曹植这种历史文化基因传承的影响呢？我想，这种抹杀亲情的决斗，血刃亲人的屠杀，都不应该卷进颍水清清的波涛里，给后人之舌抹上挥霍的色彩与绝情的仇恨，破坏了上善如水的天道常理。
曹丕死后，明帝曹睿即位，曹植抱着报国的理想要求试事，反而引起曹睿的猜疑，所遭的打击有增无减。最后他“汲汲无欢”，又活了4年便忧愤而死，卒年41岁。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在邺城，生活比较安定，又得到曹操的宠爱，他在生活中充满了自豪、自信与活泼。这一时期的作品，情调开朗豪迈，都是诗酒流连，志得意满生活的留影。也许因为他富有才气，曹操遂有立他为太子的想法，他的人生悲剧的伏笔就此埋下。当然，我们已无可能与曹植和曹丕分别对话，曹丕究竟采取了什么卑鄙的手段，让曹操改变这一想法？但兄弟二人结下仇恨的总根源，肯定源于谁接帝位这一最本质的问题。曹丕本来就没有曹植那样的才气，没有谁来接班这个问题时，说不定曹丕隔三差五还拿些新作让曹植来点评修改呢。但是当他上位确立了太子接班之后，他当然不能容忍高于他的人在他面前晃来晃去，让他头晕了。他要集权，要立威，要装神，要称帝，必先要把曹植打入18层地狱。在他之前与在他之后的漫长的封建时代，曹丕如此，若换上李丕、王丕可能也是如此。哪一个皇帝能容下比他有本事的人在他手下称臣？哪一个皇帝能和他争夺帝位的人和谐相处？他必须置对方死地而后快！历史总是不断上演大概如此的闹剧。
对于曹植来说，这的确是人生的悲剧，但就文学来说，这又是一次飞跃升华的机遇。愤怒出诗人，在曹植抑郁不得志这一时期，他的作品较前期更加充实更加富有思想性了，一方面他表达出“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则反映他对“萁豆相煎”的苦闷于反抗。作品更多地表现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愤激之情。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曹植也不是宁断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真君子，他明明知道曹丕是他政治上的死敌，他心目中的昏君，而在效忠的诗文中，还口口称他为“明君”，这和历代没有骨气的文人恬不知耻地颂圣，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好了，我不能停留在三曹的建安文学的诗章之中了，颍水从河南的大地缓缓注入皖境，我只好收拾行囊去追赶它的脚步了。
三
由于现代交通事业的发展，颍河已失去人们乘船来去的意义。但颍河的水面上仍然行走着一些货船。自然，船舷两侧失去了长长的竹蒿，突突作响的马达，比昔日借力的风帆更有力量，让或大或小的舟船，在清风浩荡的颍水里渐行渐远地驶向它们要驶向的地方。
皖地的颍河，要比在河南境内浩阔、畅达多了。河坡上长满了紫穗槐国槐和杨柳。紫穗槐原产于北美洲，现已在我国东北至长江流域广泛引种栽培，已成为中原和北方荒山、沙荒绿化和水土保护的常用树种。至于国槐和杨柳那早已是颍水流域的固有树种了，它的树冠开展，树形美观，生长甚快。乡亲们语我：槐树就像颍河的儿子，健康而富有生机；柳树就如颍河的女儿，婷婷玉立，多姿动人。它们站立在颍水岸边，表现出一种生机勃发雍容坦荡的气度，无不凸显着颍水生命中最绿色最纯洁最原始的质感。
安徽地跨江淮，处于南北交通要冲，又是连接华中和华东的枢纽，自古即是南北和东西文化交会之地。春秋时期，随着王室衰微，大国之间的争夺日趋激烈，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现5个霸主，今安徽境内的大部分地区都卷入了旷日持久的争夺人口、土地和政治权利的战争。可以想象，在那每一次争斗中，颍河所扮演的角色了。我想，它肯定是一个战争的平台，每一次搏杀，颍河上流淌的一半是水，一半是血。
现代人对历史的感悟，最能产生共鸣。最能感到激动的文学样式是什么？是故事，是蕴涵在故事里的或欣喜或悲切或高亢或低回的场面。这些经典场面令人感慨唏嘘，荡气回肠。记住了一个故事，也就记住了一段历史。故事往往是一个民族深沉的集体记忆，容易走进读者的心灵世界，它使读者在随着故事里主人公的命运起伏跌宕之时，不知不觉地与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亲密接触与撞击，从而让历史文化的精华因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让读者从那一棵树木中见到森林，既享受了故事所带来的审美快感，同时又能寻绎历史的智慧与密码。
发生在颍河上最为经典的故事，当属宋代。而宋代颍河上颍州这座城市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点”，也是那个时代备受关注的关键词。然而这个点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一个有意义的叙事单位。之所以是个有意义的叙事单位，是因为它与另一个城市紧紧相连，这个城市就是开封。那时开封是北宋的首都，距开封只有200公里的颍州，虽然算不上它的卫星城，但不管怎么说也算是首都城市圈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城市了。而滚滚而来的颍河，则是连接开封和颍州重要的水上通道。开封、颍州、颍河以及奔走在颍河上的那些人物，就会构成一张历史的巨幅图画。
解读这幅图画必须先从开封说起。
开封是座屹立在豫东平原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伟大的黄河横贯其中，孕育着这里的古代文明。春秋时代，开封成为城市，郑国国君郑庄公在此修建了一座储粮城，取“开拓封疆”之意，开封由此而得名。开封历史上又称大梁、汴梁，曾是战国时代魏国、五代时期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与金国的首都，号称“七朝都会”；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合称六大古都。北宋时代的开封，水陆交通发达，人口百万，商贾云集，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我们的先辈们为什么选择开封建都？
因为开封在地貌上位于黄河冲积扇的末端。这里地势平坦，呈西高东低，北隆南伏之势，这就决定了开封周围的自然河流，自西向东或向东南作扇状注入淮河及其支流。黄河余水或汛期泛滥，也是向这一方向奔流，从而形成了开封周围河、泽、丘、冈相间的地貌形态。纵横的河流，广布的水泽和繁茂的枯草，成为先民的渔猎、耕作的好场所。
当然，从自然环境上看，开封周边地势虽然平坦辽阔，但不如西安、洛阳因有山而形成天然屏障，便于防守。宋太祖赵匡胤对这样的地理环境耿耿于怀，建国以后直至开宝九年（976年），他出巡洛阳时，仍有先迁都洛阳，再西迁到长安的打算。甚至到了宋真宗、宋仁宗时期关于择汴建都的争论仍没有结束。
秦观在他的《安都论》中，这样写道：“天下之形势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于梁则天下之冲而已……非所以万世之计……”
但是，最终北宋还是没有迁都。原因是他们看中了开封与国内其他古都相比，有着极为优越便利的水陆交通网络的优势。倘若迁都洛阳或长安，那么从全国各地，运送物资的漕运成本将大大增加，他们不能不考虑这一点。
也许，在当初关于迁都的庙堂决策会议上，颍河优越性已成为他们的重要议题之一。
开封既是国都，自然面临着漕运问题，它所需要的大米，木材、丝绸、布匹、金银漆器、桐油等等物资大部分要从江南运来。通过运河转汴河直达开封的水路便拥挤起来，不能满足物货运输的需求，这样，颍河便成为通往开封的又一条重要的水上通道。我在杨宽先生所著的《战国史》一书中，看到一份战国时期大梁、安邑地理位置图。当时被称为胡城的颍州的西北处，大约在今天界首那个部位，有一条河直达开封。若是这条河至宋代尚存的话，那么从淮河取道颍水，便可直取开封。即便宋时这条河被堵塞了，那么距开封不远的周口、淮阳等颍水上城市，都有柳荫停船，槐树驻马的港口，北上的物资一旦到达那里，就算抵达开封的家门口了。
开封的存在，使颍河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通达南北的黄金水道，每天迎来送往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官员们来了，僧侣的来了，学士们来了，商贾们来了，进京赶考的学子们来了，苏州、杭州那些靠姿色而生活的女子们也来了。总之，一批人去了，一批人来了，裘马鲜艳，有如天边的五彩云一般。颍州，这座因颍水而得名的城市，在颍水浸润之下不动声色地长胖了、长大了、长美了。颍河穿城而过，为这座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政府又没设土地管理局，盖房用地也无需报批。一些颍州富裕人家，在自家闲置的土地上便盖起粉墙的红楼，种植下芳草绿树，或做饭馆，或做客栈，或做青楼。把颍州这座小城打扮得十分有模有样，有滋有味。虽然，颍州比不上苏州、杭州、金陵、扬州，但因开封的因素，有颍水的滋润，它已成为一座辐射生命热力的城市，起码在淮河以北的土地上，鲜有能与颍州媲美的城市。一些在苏杭和开封失意的风尘女子，感到颍州才是她们更好的去处，也来到这里，带来一种醉人的明丽的时尚。因此，它的河岸与街道上长留着玉人的身影和充满着香艳的粉气。作为农耕中国的商务重镇颍州，南来北往的人到了这里，就会撕去平日里遮遮掩掩的面目，变得本真自然起来，文人的放浪形骸，商人的挥霍无度，女人的风情万种，一切都走向了随性随意，自由无拘了。这里的景观也是盛名一时的，颍州的西湖要比杭州的西湖大数倍，闻名于唐，极盛于宋。有亭、榭、楼、阁、堂、台、寺、桥，或建于崇台，或依于水际，或卧于碧波。西湖书院、飞盖桥、宜远桥、望佳桥、清风阁、六一堂、会老堂等处，每天都有官僚们在那里附庸风雅，都有盐商们在那里夸奇斗富，都有文人们在那里狎妓冶游。43岁到颍州做太守的欧阳修上任没有几日，便带着一帮官员到西湖种植瑞莲和黄杨，搞绿化，西湖的景致让他感慨万千，把西湖说成了人间仙境。
颍州是宽宏大度的，也是美丽动人的。初给欧阳修一面，便让欧阳修一见钟情了，他欣赏这座城市独特的神韵，欣赏这里的优雅和繁荣，由此便下了决心，就是死也要葬在颍州。
四
宋代与颍州有过交集的官员文人学士数不胜数，不可能一一叙述，在这里，我只能择其要者。
第一个出场的是高风亮节，文采斐然的范仲淹。范仲淹的祖先是陕西彬县人，以后迁到江苏吴县定居。范仲淹的生父范墉，在宋太宗端拱初年作过徐州节度掌书记，端拱二年（989年）范仲淹就出生在徐州。他两岁时父亲去世，以后家境衰落，无法维持生活，母亲谢氏不得不带着范仲淹改嫁到淄州长山姓朱的家里。范仲淹从此改姓朱，成为朱家的人。23岁时，范仲淹得知母亲改嫁朱家的家世后，受到很大的震惊和刺激，毅然辞别母亲，离开朱家，去南京应天府书院求学。1015年，范仲淹以其渊博的学识，一举中榜，登进士第，这年他正好27岁，从此走上仕途。他做官以后，便把老母亲接来赡养，同时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
在近千年的时间的屏幕上，在中华民族杰出人物的行列里，范仲淹始终是一位能激发瞻仰者崇高之感的英雄人物。他29岁，任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就是亳州。他的职务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亳州政法委书记。范仲淹有一位上司，是通判杨日严。此人关心民间疾苦，后任转运使。他很常识范仲淹的才干，二人关系十分融洽。多年以后，他去世时，范仲淹写了一篇《祭龙图杨给事文》，回忆他们在亳州相处的日子。仲淹感慨说道：我初来亳州时，独栖难安，孤直易摇，幸得到杨公的关照，一顾而厚，甚乎神交；思想交流亲密无间，议必以直，中无藏韬，认识一致法必在平，同心协力政事以和；把亳州治理得不理而调，下无冤号。杨公离开亳州后，仍然独不我忘，且荐且褒；终于使我羽翼有渐，界于云霄。20多年后，仍然念念不忘，恩荣屡叨。
从文中可见，范仲淹与杨日严在亳州结下的友谊，确实是深厚的是起时间的考验的。
仲淹离开亳州后，先后到泰州、兴化、楚州、陈州等地做官。1033年，他被调回汴京担任右司谏，负责对朝政缺失、百官违误，进行谏正。当时江淮一带发生大旱，种饷皆绝，人多流亡，死者十有二三。范仲淹临危受命，赈灾江淮。这样出京进京，他多次途经颍州。那年9月，他由颍州到达淮南诸州，了解到当地无钱购买调进的物资，便奏请国库借钱50万以资使用。他了解到官府向农民购买粮食，常被粮行商人从中操纵，既伤害农民利益，又虚耗大量官钱，便奏请朝廷先与农民约定合理价格，限期交纳，避免商人从中盘剥。同时，他深入民间，核实灾情，减免赋税，招集流亡者归业。他完成赈灾任务后，沿颍水而达汴京，他给皇帝带去的并不是金银财宝，玉器字画，而是农民用以充饥且是有毒的“乌昧草”，请皇帝让六宫、贵戚传观，以戒侈心。他将见闻写成《救弊八事》，严厉批评了当时的暴政、滥赏、冗官、冗吏、冗费、冗兵等腐败现象，建议裁冗节费，以宽民力。受到仁宗的嘉纳。范仲淹的江淮救灾，展示了他那颗忧国爱民的赤心。
范仲淹一度任秘阁校理，大概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成员。他的这一职务是由晏殊推荐的。真宗去世后，年仅13岁的仁宗即位，因不能亲政，便由刘太后垂帘决事，独揽大权，到了仁宗可以亲政的年龄，太后仍把皇帝当成傀儡。在刘太后61岁寿辰接受朝拜大礼时，由仁宗亲率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范仲淹却上疏反对。认为，皇帝在宫中亲事，行家人礼可以，但在朝廷上，率百官朝拜，则有损主威，有亏君体。他奏请太后撤帘还政于仁宗。晏殊被范仲淹的这种大胆举动吓坏了，怕他惹出是非连累了自己，当面斥责范仲淹狂妄。
范仲淹对晏殊说，我担任这一职务，经常担心自己不称职，为知己丢脸。不意今天反因忠直在你这里得罪。晏殊默不作声。接着范仲淹又给晏殊写出一信，申述自己犯颜直谏的道理。晏殊感到惭愧，只好向范仲淹赔罪。
范仲淹在此岗位上工作不到一年，因得罪刘太后被贬为河中府通判。同僚朋友在都门为他饯行时祝贺道：“此行极其光荣。”
刘太后死后，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右司谏。但又因进谏劝阻仁宗废郭皇后而被贬知睦州。同僚朋友又为他饯行祝贺道：“此行更加光荣。”
仲淹被迫离京，带着妻子家人前往赴任，心情自然是很不愉快的。从开封出发，坐船入颍。到达颍州时，已是第5天的黄昏了，他准备在颍州小住几日。颍州的官员对范仲淹此行极为重视，将接待京官大员的驿馆收拾得十分贴切，青灰色的瓦檐悬挂起数盏彩灯，弥漫一种淡淡的温情。颍州虽属中原，但颍河岸畔驿馆却有着南方的情致与气韵、浪漫与质朴，入住驿馆的范仲淹眺望着窗外的颍河，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绿肥红瘦、杏花春雨的苏州。他感慨地对接待他的官员说：“颍州不是家乡，却胜似家乡啊。”
第二天，范仲淹及其家人在颍州官员的陪同下，浏览了西湖。西湖林林总总的名胜古迹都浸润着历史的风风雨雨，先人留下的碑刻文字依然依稀可辩，虽有些颓废但仍然是颍州人的精神家园。陪同者恳求范公能为西湖留下墨宝，却被范仲淹婉言谢绝了。
几日后，范仲淹一家离开颍州，沿颍水南下，再转道江南。进入淮河，他看到一种壮美，在苍茫的烟霞中，浩荡的锦帆接天而来，又向着天涯驶去，杨柳优美地挂在淮河两岸，时不时飞过鸣叫的暮鸦。但是，好景还没有看够，天不作美，剧烈的大风忽然在河面上掀起。险象环生，小船几致颠覆。范仲淹却临危不惧，展纸挥笔，记诗三首，描述当时的情景。其一曰：“妻子休相咎，劳生险自多；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以此告诫家人不要埋怨他，为什么不好好在京做官，偏要得罪人，以致贬官，经此遭遇风险呢。眼光应该开阔一些，人生道路上的风险本来很多，与我们同船的商人没有什么罪，不也同我们一样遭此风险吗？从这首诗我们可以推断，范仲淹贬放外地为官是不能享受“专车”待遇的，与商人同船，坐船花钱买票，一路从开封到浙江的睦州，很可能只有在重情重义的颍州和他的故乡苏州，可享受几天免费吃住的待遇。范仲淹在第二首诗中写道：“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汩罗；平生伏忠义，尽室任风波。”意思是说，今天的宋朝不是当年的楚国，清清的淮河也不是浑浊的汩罗江，我仗持忠义行事，敢与风浪搏斗，不会像屈原那样沉江做冤死鬼的。是的，虽同是封建王朝，但从楚国到大宋，历史毕竟走过了1000年的风雨征程。1000年来社会在前进，思想在升华。尽管历史前进的十分缓慢，但人们的思想还是大大地解放了，宋室王朝的当权者就是想开历史倒车也开不了。这是前进的规律所决定的。第三首诗说：“一棹危于叶，旁观亦伤神，他时不平地，无忽险中人。”意思是说，经过舟人的努力，终于化险为夷，今后不应该忘记这次共风雨同患难的人。这虽是风险中“卒然而作”的戏语，但表达了范仲淹忠义行事的原则，泽及众人的品格和临危不惧的情操。
1043年，范仲淹升为副宰相。他在上仁宗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纲纪法度，日削月侵，宫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积，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因而提出十项改革主张。
庆历新政的实施，使腐败的吏治出现生机，使暮气沉沉的官僚机构开始发挥较好的统治效率，得到许多人的称赞。
但是，任何改革都是一场斗争。庆历新政，对权贵官僚的种种特权，作了严格限制，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因而那些权贵们串通一气，散布谣言；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更为恶毒的是，竟伪造事实指控他们要另立皇帝。
这是一招刹手锏，再英明的皇帝听说要另立皇帝，篡夺自己的皇位时，他都不能够容忍。谁动摇了他的帝位，谁都会倒大老霉。因此范仲淹再次被贬往外地，担任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职务。
此后不久，他的好朋友滕子京谪守巴陵，约范仲淹撰写《岳阳楼记》，此时范公正在邓州任所。
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仁人之心”当“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正是这一思想的提出，使这篇文章成为冠绝一时而又传之永久的千古美文，以致让后世乾隆皇帝都心有所动。他在为元末画家夏永所绘扇面《岳阳楼图》的题诗中云：“先忧后乐仲淹记，至语真先获我心。”
1051年，仲淹在青州任上，由于岁饥物贵，流民在境，公务繁剧，日夜操劳，体力常感不支，便向仁宗上表《陈乞颍毫一郡》供其养疴。仲淹这时已是63岁的老人，体弱多病，希望从边远地区换移内地，自是人之常情。他渴望任职的地方就是在颍水滋润中长起来的那座小城——颍州。他为什么心向颍州呢？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那时的颍州民淳物阜，政务清简，有利于养病；第二，紧靠汴京，为通往东南的交通要道；三是风光旖旎，环境优美，历来就是文人学士心驰神往的地方；第四，挚友欧阳修曾在那里做官，一年前调任南京，即今天的商丘，但他的老人和家依然留在颍州的小城里。他曾与欧阳修多次面商，将来老了，把家也安在颍州，总还有一位说知心话的朋友。
1052年春夏之交，仲淹接到“徙知颍州”的任命，奉命即行。他在给老友韩琦的信中写道：“扶病上道，赴颍州。盖远风向，但深瞻恋之剧。”他很想早一点到达那里。可是，由于交通不便，5月20日才到达徐州。他便一病不起，医疗多日，不见好转，最终病逝于徐州。
不知是不是天意？64年前，范仲淹诞生在徐州龙云山下的一间青砖瓦房里；64年之后，他还是在徐州的青砖瓦房里撒手人寰。
200公里外的颍州，人们早已获知范仲淹不日赴任的消息。欧阳修所修建的聚星堂里经常有一帮文人相聚，还在商讨着如何接待这一位名吏、一代名臣、一代名帅、一代名士呢。在颍州人的心中，他是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如同人间仰望的北斗。
可惜！可惜！颍州没有迎来范公。
颍河听说他在徐州驾鹤西去的消息，一河哭声，一河泪水，一河悲痛。
五
东南而去的颍河昼夜不息地流着，1049年的2月，一个夕阳垂地的时刻，一只溯流而上的扁舟，停在颍河岸边，一个身影走下扁舟，踏上了颍州的青石码头。在他的身后，书童搀扶着一位白发老太，他们一身朴素的服饰映在颍河里。斜晖脉脉，垂杨依依，色调充满着一股暖意。欧阳修来了，他年迈的老母也来了。因为他的到来，颍州的历史将谱写出辉煌的一章。
欧阳修字永叔，江西庐陵人。4岁丧父，母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定让儿子成才。虽然家贫，但欧阳修敏悟过人，读书成诵。宋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曾参加范仲淹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直言敢谏。“朋党”，是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的罪名。朋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宗派”。保守派用皇帝最忌讳的“朋党”罪名来诬陷打击范仲淹等人，范仲淹、韩琦、富弼相继以党议罢去。于是，并非范仲淹核心圈内的欧阳修挺身而出，写了一篇《朋党论》，针锋相对地与之进行斗争。
欧阳修在文章中并不直接为妄加在范仲淹等人头上的“朋党”罪名辩护，而是先出人意料地承认“朋党”自古有之。指出“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分，治理国家必须“退小人之伪党，用君子之真朋”，并历数不用君子之党而遭致灭亡，用君子之党而获得大治的历史事例，反复说明君主不应该害怕“朋党”，而在于分辨贤愚。
文章写毕，他慨然上书曰：“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馋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颛权，其故何也？”
直言上谏再次触怒龙颜。庆历五年（1045年）将欧阳修从三品官的高位上，降为五品，知滁州。
这次降职，除文章与言论获罪外，还有一些官场上说不清道不明的诸多因素。此前，欧阳修曾任河北转运使，他手下的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以今天之话形容，就是抱二奶。欧阳修将冯博文逮捕，李昭亮害怕，遂供出纳妇。没想到这两个家伙带坏了一支队伍，下面部队抱二奶、抱三奶者2000多人。虽然涉事者受到应有的处分，但他毕竟得罪了一大批人。这些人在朝中谁没有三亲六故？钻营办事，又有几人不送金银财宝和女人的呢？授者与受者，无疑结成了死党。这些人对欧阳修进行疯狂的反扑，并把他外甥逮捕入狱。这些都可能是他贬降滁州的原因所在。
欧阳修在滁州主政3年，后调知扬州，仅只一年，又调知颍州。去冬以来，他在扬州时，眼疾恶化，一再上表，请求移知小郡，调治颐养身体，终得朝廷俞允。他乘船沿运河，溯淮河，经涡口、寿州，一路走来，确有几分的疲劳困顿。但当他走进“绮罗香里留佳客，弦管声来飏晚风“的颍州，长途跋涉的疲劳顿然全无了。欧公对颍州的风土人情，感到特别亲切，后来他在《思颍诗·后序》中说道：“皇祐元年春，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对这片土地，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给友人韩琦的信中说道：“汝阳西湖，天下胜绝，养愚自便，诚得其宜。”很愿意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
有人认为，欧阳修之所以对颍州那么多情，是因为他当年知滁州时，路过颍州，有过一段风流债，“眷二妓甚颍，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那时他38岁，正是血气方刚、气如斗牛之时，难忘那几宵春情。几年后，他果然有扬州徙颍，可是那两位丽人已杳无踪行，于是在撷芳亭怅然题诗，有句云“枊絮已将春去远，海棠应恨我来迟。”我认为这是杜撰出来的故事。在宋代上流社会，虽然这类艳闻司空见惯，从他在河北转运使任上严肃处理冯博文、李昭亮抱二奶问题上看，作为一个抱负宏远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品格的自律绝不会堕落那么快，既便有那一档子事，他也决不会把两个萍水相逢的妓女看得那么重。要论姿色，杨州的女子也不会比颍州的女子差到哪里去，颍州的女子，也不仅仅是那两位才貌双全，随便一座青楼都能消解他的相思之苦。
欧公所爱的绝不是那两个女子，而是颍州这片富绕美丽土地，纯厚朴实的人民。
现在诸公，研究欧阳修在颍州时期的生活，大多偏重于研究他的诗词，而忽略了他治州理政的业绩。清人张必达在《欧阳文忠公治颍政绩考》中说：“公守颍，其政不可枚举。修学校则建西湖书学以造颍土；兴民利则塞白龙沟水以溉湖田，其大略也。”
在理政方面，他说：“宽则不急迫，简则不烦索。观此言则其政可考而知矣。”
由此可见，欧阳修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都有许多可称道的地方。
衡量一个干部的政绩，不能从一时一地一言而论，要从他为官的历史中全面来看。我以为欧阳修在治州理政方面，他在颍州的做法，与在滁州、扬州的做法是一致的，他是一位了解民情，关心农业，建设文化的复合型的优秀太守。他到滁州后，在一首诗文中提到“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当了解到滁州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地僻事简，风俗安闲”，“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他便采取“休生养息”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他在《清流瑞雪》诗中写道：“清流关前一尺雪，鸟飞不渡人行绝；一尺雪，几尺泥，泥深麦苗春始肥。”反映了他非常关心农业生产。在连绵淫雨，造成百姓生产生活不便时，他写《祈晴文》一文，请求神灵保佑。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认为请求神灵保佑，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果，但多少表达了对百姓的关心，对稳定民心，安心生产还是很有好处的。好在是那个时代，若在今天，他的政敌一封信便告上去了，会说他“烧香拜佛信鬼神”。
欧阳修在词中曾称自己是“文章太守”。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途径是科举，就是考你的诗赋文章，任何一个中举的进士，想必都能写得一手漂亮的词赋文章，但向历史宣称是“文章太守”的仅此一人。我想，敢标谤自己是“文章太守”，起码应该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相当影响的人物，他生命的辉煌在于文化呈示和文化定位，至于当官或官居几品并不重要。欧阳修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他还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在散文诗词及文学评论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主张写文章要切合实用，平实相互，反对唐末五代以来的浮靡晦涩之风。苏东坡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歌似李白。”
所以，对欧阳修这样的官员，人们把他定位于文人，且从文化方面研究他对历史的影响是有道理。更准确地说，他不仅是“文章太守”，更是一个“文化太守”。一位论事切直的直肠子驴，在官场失意，被同僚一脚踹出了都门，情绪的确一落千丈。初知滁州，还不满40岁，便自号“醉翁”。但同人民同乐的日子里，他发现在基层工作还是不错的，首先不担心有人告刁状，行动自由，心灵自由。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官场的勾心斗角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他扑进大自然的怀抱，开始了利在千秋的文化建设与开发。
在滁州，他第一个开发的景点是西郊丰山幽谷的丰乐亭。他作有《丰乐亭记》，记载甚祥。他开发的另一处景点是瑯琊山醉翁亭。并作《醉翁亭记》以记其事。欧公在滁州开发了许多景点，是要“与民其乐”，可是“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有识之士之乐其乐也。”
欧阳修是庆历八年二月到扬州的，第二年正月迁知颍州，时间不到一年。史料中没有留下多少他在扬州的政绩，只有一座平山堂。但一座平山堂就够了，平山堂烟雨楼台和古城扬州的二分明月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永远不死的符号。
颍州厚重的历史文化积累曾使它成为文人墨客的向往之地。在欧阳修之前，大文学家、大词人晏殊曾在此为官，构建了颍州的文化圈子，他经常与文友们一起拈花赋诗，对酒联句，逐渐形成了情致高雅的诗风。晏殊还在此建了一座清颍亭，立于颍水之滨，以自颐息。后来苏轼与弟苏辙分别于此，有：“别泪滴清颍”之句。颍州的文人们经常在清颖亭雅聚，不少人在诗坛上已崭露头角。因此可以说，对于欧阳修来说，颍州是他人生旅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站，如同滁州一样，对于文学这里将给他同样至关重要的机遇。
当欧阳修以文坛高手的身份到达颍州太守任上时，当地的文人便向他投来极大的热情，而这一方的文风，也就在这种热情中光大而兴盛起来。到颍州不久，欧阳修为纪念前任颍州太守刘筠、蔡齐、晏殊又兴建了聚星堂，加上以前的清颍亭、会老堂、清莲阁，都成为颍州文人雅集聚会的地方。欧公除下农村视察以外，在颍州城里处理完公务，便来到这里与放浪形骸的文人们一道讨论座谈。这里没有职务高低的区别，没有官与民的界限，只有诗友、文友、老师与弟子的亲情。
从1049年2月至1050年7月，欧阳修在颍州任职满打满算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但对于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来说，颍州的生活，却是他一段充满了审美体验的浪漫人生，他所写的西湖《三桥诗》，以及《和人三桥诗绝句三首》，被他以及被颍州当时书家们写成条幅，悬挂于颍州的楼堂馆所和有脸有面人家的厅堂里，闲暇之时他散步于青石铺地的小街小巷之内，随便推开一户人家的大门，都能看到自己的作品，这使他感到十分得意。虽然他的书法有一定功底，若是在汴京开封，恐怕就是白送，有些人可能还恐避之不及呢！你是范仲淹那个“朋党”的重要一员，我挂你的书法作品，有人说我站错了队怎么办？有人打我的小报告怎么办？会不会影响我的仕途？而在颍州就没有这些了，没有人把他看成是犯过错误而外放的官员，老百姓把他看成是知心的朋友，值得崇敬的老师。在这里，他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之美，用自己的灵性去拥抱生活中的诗意诗情。这是一种人生的大放达，一种与自然与百姓和谐共处坦诚相对的大自在。
有时，他自觉不自觉地感到自己变了，仿佛像晋代隐逸的陶渊明，十分欣羡向往东篱下的菊花，西湖风姿绰约的情韵，颍河垂柳依依的烟水。他把颍州视为归隐的田园，他渴望告老还乡之年回到颍州，既可观赏门前的五柳，又可漫步后园的三径。他在颍州一年多的时间里，留下50余首诗篇，可称为“知颍诗”。大多是游山玩水亲情逸致之作。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关心百姓疾苦的作品，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就是一例。子华学士，即韩绛，与欧阳修同知礼部贡举。庆历末年，韩绛以户部尚书出使江南安抚使，到安徽等地巡察吏治民情。他写诗给欧阳修叙述人民的困苦，请教治理的方法，欧阳修以诗作答。诗中有“百姓病已久，一言难遽陈”，“昔而安且富，今也迫以贫”，“牧羊而去狼，未为不仁人”，“家至与户到，饱饥而衣寒”之句，皆是报忧不报喜的真言实话，目的是让朝廷真正了解到真实的民情。作为地委书记这一级别的地方官员，一反“报喜不报忧”的官场惯例，古来少见。好在韩绛这位钦差大臣开明，没有给他扣上扩大负能量，妄议方针大计的帽子，且作为解决问题的实际抓手，宽减财力，赈救于民，对贪暴不法的官员给予严肃的处理。
欧阳修《再和圣俞见答》的诗里，也表现他对农民的关切与深情，如“儿啼妻噤午未饭，得米宁择秕与稊”的诗句，如果不是深入农村，深入到农民之中，走进农民的家庭，是无法得到这些见心见骨见血见情的诗句的。圣俞，即梅尧臣，是欧阳修的挚友。大概是梅尧臣问他在颍州做官还要多长时间吧，他在此诗的结尾处作答：“问我居留亦何事，方春苦旱忧民犁”，他把百姓的疾苦始终挂于心上，这对于封建时代的士大夫而言，是何等的胸怀与境界啊。他在《祈雨晓过湖上》、《喜雨》等诗中，都流露出他对农民的大爱之情。
1050年7月的一天清晨，欧阳修由颍州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应天府即现在的河南商丘。颍州的官员及绅士们把他送至颍河的码头，才依依与之告别。这本该是一次伤情的离别，会产生很多霸桥折柳般的惜别的悲情佳句，可是欧阳修一路有说有笑，再三对送行的人们说：我很快就会回来，老母还在颍州，这里是我的家了。他离开颍州之际，没有一点流离奔波之感，却充满着对颍州的深深依恋。
到达应天后，他在《与张职方书》中说：“道途无阻，行已及陈，时时得雨，舟中不热。自过界沟，地土卑薄，桑枯萧条，始知颍真乐土，益令人眷眷尔。”哪里知道，离开颍州，他与颍州的历史大戏才刚刚进入高潮。他的《思颍》这部辉煌的诗册开始着墨起笔了。他在给梅尧臣的诗中，写下“行当买田清颍上，与子相伴把锄犁”之句；在《答杜相公宠示去思堂诗》，以及后来所作的诸多诗作中，都流露出强烈的“思颍”情绪。如“谁为寄声清颍客，此生终不负渔竿”；“吾已买田清颍上，更欲临流作钓矶”；“有田清颍间，尚可事桑麻”；“待君归日我何为，手把锄犁汝阴叟”；“终当卷簟携枕去，筑室买田清颍尾”；“买书载舟归，筑室颍水岸”；“君不见颍水东岸村陂阔，山禽野鸟常嘲哳”；“何时遂买颍东田，归去结茅临野水”；“买地淮山北，垂竿颍水东”；“终当自驾柴车去，独结茅庐颍水西”；“鹿车终自驾，归去颍东田”；“决计不宜晚，归耕颍尾田”；“一自苏梅闭九泉，始闻东颍播新篇”；“明年今日如寻我，颍水东西问老农”；“颍人莫怪归来晚，新向君前乞得身”；“谁言颍水似潇湘，一笑相逢乐未央”；“三年解组来归日，吾已先耕颍水头”；“若无颍水肥鱼蟹，终老仙乡作醉乡”；“惟应思颍梦，先过穆陵关”；“颍田二顷春芜没，安得柴车自驾还”；“君君天地不违物，归去行歌颍水旁”；“自怜思颍意，无异旅人愁”；“共载一舟浮野水，焦陂四面百花开”；“漱流羡颍水，振衣嗟洛尘”等等。
自欧阳修1050年7月离开颍州，而后知亳州、青州、蔡州长达21年，写下大量的“思颍”之作。这时的欧阳修身体多病，仕途的险恶使他心灰意冷。他所写的“思颍”诗大多都是颍州给他留下的美好回忆。诗中体现出一种历尽沧桑后的悲慨和解悟，“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不论是繁荣宴赏还是治平功业都已成为过去，在晚年的孤寂中他以静观平和的心态去思索回味了。
在这21年期间，欧阳修还是几次回到颍州的，一是1052年3月17日，欧阳修因老母病故，他从应天回颍州奔丧。本打算买地安葬于颍西40里一处土厚水甘、略依山水向背之地。但后来又决定归葬江西老家。1053年7月，欧阳修从颍州护母亲郑氏归葬江西吉州的沙溪。是冬，复至颍州。至1054年6月，他在颍又留下不少诗作。
1071年7月，欧阳修由青州改知蔡州。这是欧阳修仕途上的最后一站。这时，他得知皇帝已批准他致仕离休，回颍州以老终年。他心情格外高兴，随即写下《忆焦陂》一诗：
焦陂荷花照水光，
未到十里闻花香。
焦陂八月新洒热，
秋水鱼肥脍如玉。
清河两岸柳鸣蝉，
直到焦陂不下船。
笑向渔翁洒家保，
金龟可能不须钱。
明日君恩许归去，
白头酣咏太平年。
从诗中看，此时他心情格外愉快，一扫以前“思颍”诗中的沉闷气氛。焦陂在颍州城西南40里处，现属阜南县地。不管怎么说，致仕离休的欧阳修有一种归心似箭之感，虽为知州太守，因为曾一段任副宰相，享受的待遇却是朝中二品大员的待遇，但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了，他欣幸的是，从肮脏的官场终于走向了山村水郭和寻常巷陌，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从而接纳乡野的呼唤和百姓的歌哭。清清的颍水对他的晚年可能来一次更大的洗礼。
他走向颍州，他将在那里等待一位文学天才的到来。
六
这是一段文坛的千古神话，勾勒出欧阳修与苏轼的深厚友情。
1056年，苏洵携二子赴京，遍访著名学者，其文章才学，震惊学界，更使一帮来京赴考的学子自惭而归。1057年，苏轼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中进士，年仅22岁。弟弟苏辙也在同年高中。欧阳修把苏洵所著的20多篇文章献给朝廷，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也被朝廷委以修书重任。于是苏氏父子名声鹊起，形成“三苏文章动天下”的盛况。当时士人间传诵一首歌谣：“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
在那次考试中，苏轼本来可以中第一，主考官欧阳修读到他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大为欣赏。但这次考生中有欧阳修的门生曾巩，而这份考卷与曾巩的文风颇为接近，欧阳修唯恐将自己的弟子录为第一会招来非议，于是将这份卷子定为第二。后来揭晓，才知作者是苏轼。欧阳修称赞道：“此人善读书，善用书，才学比我高出一头，他日文章必独歩天下。”
遂后，将苏轼安排在翰林院，知制诰。
宰相韩琦说：“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
宋代继“盛唐”之后号称“隆宋”，它在经济与文化上取得的成绩，在许多方面超越汉唐。但是较之汉唐来说，宋代一开始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来自北方与西方的威胁使人无法安枕，而朝廷中长盛不衰的朋党之争与奸权当道，也使国家正气日丧，元气大伤。苏轼，既是这个时代的弄潮者，也是这个时代祭坛上的牺牲品。再加上苏轼本是一纯粹的文人，信仰和性格决定他达观豪放，口无遮拦。官场之忌，他不仅完全具有而且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毫无保留。他既反对王安石激进而任用非人的革新主张，也不同意全面废除新潮的保守派，这个不随风趋时而耿介独立的性情中人，曾当面斥责大权在握的司马光为“司马牛”，意指司马光笨得像“牛”一样。熙宁四年，王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苏轼上奏皇帝，对王安石进行严厉的批评；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再次论其不便。王安石震怒，让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发配外地，做杭州通判。
1071年9月，苏轼离开京师，他当时的“秘书”高俅本来就是一个投机钻营的小人，苏轼得志之时，他在主人面前拍马溜须，好话说尽，想吃甜的，他会送蜜；想吃酸的，他会提醋。弄得苏轼心里痒痒的、甜甜的。当他看到主人得罪了当朝宰相王安石，其大势已去时，他连送上几步的情感都没有了，不是胆小怕事，而是绝情，过河拆桥，要与苏轼一刀两断，这让苏轼感到心寒。苏轼想都不敢想，这个无耻的小人在以后的岁月中居然爬上太尉的高位。
小人没来，真正的君子来了。这个人就是在朝中担当要职的文彦博，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与苏轼是政治上的“朋党”，他赶到都门特意为苏轼送行，劝他不要乱说话，不要乱写诗了，以免再找麻烦。这时苏轼已经登船，他很理解老一辈的这番好心，也知道有一帮小人始终睁着眼睛死盯着他，始终对他的话、对他的诗有意曲解，达到将他一棍子打死的目的。苏轼勉强一笑，继而又流下两行热泪。这次他选择水路到陈州，准备在那里小住数日，然后沿颍水入淮而去杭州。
苏辙正在陈州为官，小聚于陈州，兄弟也可一吐胸中块垒。虽是7月，陈州因靠着颍水，并不怎么炎热。入朝为官之后，兄弟俩一起度过近两个月的时光，这还是第一次，柔婉的颍水，同胞的亲情，为苏轼洗去了一腔的烦忧。9月，苏辙送哥哥一家由陈州赴颍州。这时，他们的老师欧阳修以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闲居颍州已近3个月了。
苏轼择颍水而中途停留颍州的书信，到达欧阳修手中已经多日，他对弟子在颍州的活动已作了精心的安排。虽然他已经没有了职务，失去了权力，只是一位离休的老人，但依照他的人品和在文学上的巨大影响，在颍州这座小城，仍不失呼风唤雨的能量。颍州那些“业余文联”、“业余诗社”的文人们、小吏们早已在欧公面前拍着胸脯表态了：你出个嘴，一切由我们来办。一些师从欧阳修的弟子们说话更是掏心掏肺，他们把大文学家、大诗人苏轼称为师兄，他们对欧阳修说：大师兄来颍州，我们绝不让老师出一个子，一切我们全包了。颍州人对文化人的慷慨与热情，被他们发挥到了极致。
欧阳修廉洁，早就发话接待苏轼不花颍州政府的一分公款。现任的颍州太守不干了，跑到欧阳修面前苦苦哀求：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苏轼兄虽然是来看您老人家的，但我与他毕竟同朝为官，他到颍州，我怎么也得尽地主之谊献上一杯薄酒吧。为接待这位头号大文豪，颍州太守也不怕所谓的纪律处分了。这样，苏轼与苏辙抵达颍州的第一餐晚宴的主办权，还是被颍州太守抢夺去了。
接待苏氏兄弟的宴会被安排在聚星堂。虽是颍州太守出钱，但坐在首席位置的却是欧阳修，苏轼与苏辙分坐两旁。颍州的文人们按年龄大小依次而席。太守谦虚，坐在买单的位置上。苏轼在汴京多年没有获得这样的放松和自由了，他喝得很多，说得很多，说到动情处，热泪横流。具体说了哪些内容，阜阳研究欧苏二人的著名学者王秋生等人没有挖出可考证的文字，我在这里也不敢妄言惴测了。
次日，欧阳修陪同苏氏兄弟与家人游览西湖，午宴自然被欧阳修的弟子安排妥当了。苏轼满怀兴致地游览了女郎台、清涟阁、西湖书院、飞盖桥、宜远桥、望佳桥、清风阁、六一堂与会老堂等处。三杯美酒下肚之后，苏轼突然大呼：赶快拿笔伺侯，我要写诗，慢了诗就跑了。
待送上笔墨纸砚之后，苏轼一挥而就，写下《陪欧阳公宴西湖》一诗：“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湖边草木新着霜，芙蓉晚菊争煌煌。扦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欧阳修欣佩之情。苏轼一诗写毕，旁人开始激将苏辙了：你也要写一首献给老师啊。于是苏辙挥笔写下《陪欧阳少师永叔宴颍州西湖》一诗。他们在西湖饮酒赋诗，畅谈竞日，直到夕阳西下，才回到颍州城里。
一日，欧阳修将苏氏兄弟请到自己的寓所，让其瞻观自己珍藏多年的石屏风。对这个石屏风，欧阳修嘉祐治平年间在《与陈比部书》一文有云：“石屏大是奇物，可珍可珍。但不得中间一片，则不成器，千万早取之。此物他处未尝见。石屏世故多有，未有若此简易而工妙也。”虽然，此屏少了一片，但也令苏轼大为感叹。观后，按欧阳修之意，即书《欧阳少师令岈所蓄石屏》一诗。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
不画长林与巨植，
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
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
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
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上，骨可朽烂心难穷。
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
愿公作诗尉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这首诗是苏轼写下的很有名的咏物诗，与他在凤翔时期所作的《石鼓歌》，同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名篇。应欧阳修之请，苏辙也作了《欧阳公所蓄石屏》诗一首。
在颍州的日子里，苏轼为颍州通判杨褒还写下了《次韵杨褒早春》一诗。杨是苏轼的四川老乡，爱好书画金石奇玩。除此，苏氏兄弟还为颍州的文人们写下大量的书法作品，那时舞文弄墨的人不像现在所谓的书家，把钱看得那么重要。旷达的苏轼看重的是情谊，加之苏轼即豪放仗义的性格，展纸挥笔之间，便慷慨地满足了文友们的要求。我曾与阜阳学者王秋生先生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钻窟窿打洞，想方设法在阜阳那些老户人家里，寻找欧阳修的石屏风，以及欧苏二人的书法作品，哪怕寻得一平尺的小幅作品，在嘉德或保利拍卖，也可拍它个七亿八亿元，那么我们就在聚星堂或清颍亭的旧址上，建一座“欧苏文化博物馆”。秋生大笑：“恐怕挖地三尺，也难寻得先贤片纸墨迹，千年历史风雨的吹袭，使那极其珍贵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了。”我感到十分怅然：颍州啊颍州，在你发展了、繁荣了的同时，你失去的太多、太多……
苏氏兄弟在颍州盘桓20余日，苏轼要南下杭州，苏辙也要北返陈州了。苏轼挥泪写下《颍州初别子由二首》。在第一首诗中，写道：“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留连知无益，借此须臾景。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此诗含血泣泪，悲怆切至，悱恻至深，感人肺腑，读之无不让人心碎。
9月底，苏轼由颍州登舟顺水直下，欧阳修率颍州众弟子在码头挥泪送别。颍水浩荡，木舟平稳，第3天，小船驶出颍口，进入淮河，向东远远望着，但见两岸枫叶芦花茂盛，一派中秋景象。南岸的八公山，渐渐驶进眼帘。于是他诗意大发，又写下《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一诗，诗云：“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岗。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1071年11月28日，苏轼到达杭州，而颍州的一幕却让他久久不能忘怀，颍州已成为他心灵的港湾，精神的家园，一切的不快和磨难，在那里都得到颍水的慰贴与冲洗，颍河的西湖是悬挂他心头的一幅期羡的风景画。在杭州他写下不少关于颍州的诗作，这其中有《和欧阳少师会老堂次韵》、《和欧阳少师寄赵少师次韵》、《寄汝阴少师》等等。
1072年7月23日，欧阳修病逝于颍州，享年66岁。噩耗传来，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在杭州孤山举哀祭师，作有《祭欧阳文忠公文》云：“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的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并赋诗《哭欧阳公，孤山僧惠恩示小诗，次韵》一首：“故人已为土，衰鬓亦惊秋。犹喜孤山下，相逢说旧游。”表达了对欧阳修至深的怀念之情。
苏轼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也是倒霉的一生。为官多少年，挨整多少年，很少有舒心的时候。从杭州通判任上，他又徙知密州，后徙知徐州，再后又徙知湖州。1079年4月，他到湖州任上，凳子还没有坐热，一场灾祸便从天而降。朝廷御史台机构，因设在乌台那个地方，被人称之乌台，派人将苏轼逮捕，押送汴京，罪名是作诗讽刺朝廷。《宋史·苏轼传》记载，此事是御史台谏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沆瀣一气，在苏轼的诗文中断章取义、择其表语、罗织罪名，以致死地之后快。而另有一说，罪证是别人为苏轼刻的一部诗集，而最先把这部诗集作为罪证的正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将这两个历史信息组接起来，问题看得就更加清晰了。李定、舒亶、何正臣作为御史台的三位高官不可能整天翻书查找苏轼的罪征，真正的元凶则是沈括。文人相轻，进而相轧相害，从来都是毫不手软的。那时沈括不管怎么说在文学上也算是一个人物了，但他在光芒万丈的苏轼面前，身段就矮了半截，干掉苏轼，他沈括不就是文坛的霸主了吗！本来沈括在我心目中也算是一个有模有样的人物，但获知他陷害苏轼这个信息后，我突然觉得他是一个十分恶心的小人。当然，苏轼也不是没有把柄可抓。他仗着自己文才过人，经常在诗文中讥讽朝政，妄议朝廷，贬斥新法，这些诗文传诵一时，影响不小。当然也就留下不少小辫子，让人抓住。
主审官或与苏轼有私仇，或因政见不同，把苏轼中这些讽刺新法的文字，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放大对神宗的不满。苏轼《咏桧》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有人在神宗面前挑拨道：“陛下飞龙在天，苏轼反欲求地下蛰龙，他不是想造反吗？”好在神宗还算明白，回答道：“诗人的词怎可以这样理解，他咏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
从8月18日入狱到12月28日接到贬官黄州的通知，4个多月中，他被提审11次，而且照例严刑逼供，屈打成招，阳间的小人恶魔硬是将苏轼押到了鬼门关前，差一点一命呜呼。此中情味，凡经过甚至只要风闻过现代文字狱的人，均不难想象，因为现代文字狱，也都是古代封建极权与小人弄权的翻板。苏轼是幸运的，他一生得到三位太后的赏识。仁宗皇后病重时，神宗为了老太后病势的好转，打算进行一次赦免。仁宗皇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只要放了苏轼一个人就行了。”这样苏轼才得以死里逃生。
出狱后，他忍不住作诗道：“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可转念一想，不由心有余悸，骂自己道：“真是文人劣根性难改。”
苏轼至黄州，与田父野老，相从溪水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几年后，徙知登州，再徙知杭州。1091年2月28日，苏东坡由杭州被召，5月26日入京师，任翰林学士。苏东坡的进用，使具有个人野心的政客们惊慌不安，不断制造事端，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弹劾，以悖逆大罪治罪东坡于死地。这样他兼济天下的使命不得不消磨在壮志难酬的扼腕之中，如果他在汴京再待下去，汴河将成为沉没他灵魂的汩罗江。尽管他背负着政治失恋的巨大痛苦，他还是不愿蹈屈原的脚步而去。在此人心险恶的环境下，东坡不愿再留朝中，频频上书坚求外任，最后终于获准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
东坡再次乘船而来。船到陈州，驶入颍水，帆悬风劲，一路向颍州进发。8月16日，船入界沟，即是今天的界首。因系皖境边沿的首集，明末改为界首集。此地算是进入颍州的地界了，这天东坡早早醒来，诗意大发，即写《早至颍上》诗一首：“夜发晚未至，独行淮水西，明知寒草露，暗湿骢马蹄。半灭竹林火，数闻茅尾鸡。秋天畏残暑，不为月光迷。”
22日，东坡到达颍州。颍州地位虽不如杭州，但他在《颍州谢到任表》中说：“汝颍为州，邦畿称首。土风备于南北，人物推于古今。宾主俱贤，盖宗资、范孟博之旧治；文献相续，有晏殊、欧阳修之遗风。”他很喜欢这个地方。
颍州西湖的美好风光给东坡心灵以极大的慰藉，他说话、写诗也都注意多了，秉持着“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的政治理念，很少妄议朝政。来到颍州之初，他终日泛舟，留连于西湖的浩淼湖水之上，写下《泛颍》一诗。诗云：“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在外放漂泊的道路上，日暮乡关何处是，颍水苍茫是我家。和小人打斗了大半辈子，且屡战屡败的东坡又一次在颍州找到了家的感觉，传统的乡土意识把这位大诗人拴系在颍水之旁的杨柳树上，让他的狂放与浪漫再一次任性起来。
东坡相继在杭州、颍州任职，二地皆有西湖。他曾作诗比较：“泰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出相形中；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两处西湖不分高低，都得到东坡的青睐。
2016年4月，追随着颍水的脚步，我来到一个叫界首的小城，在这里听到不少关于东坡兴修水利、除弊免灾的故事。东坡到任之后不久，听说上游的陈州，动员18万民工和征收37万贯石钱米，准备开挖八丈沟，将大水引向颍河。八丈沟又名蔡河，源于河南扶沟古浪荡。若开挖八丈沟，水入颍河，再入淮河，到了大水季节，淮水可能会倒入颍河、入八丈沟。这样既不能解除陈州的水患，而上、下来的洪水还将在颍州横流，使颍州加倍受害。东坡到实地考察后，三次上疏，并把工程人员“以水平准之”的数据上报，指出这是“以邻为壑”，“使颍人代陈受患”，“决不可为”。上奏报告有理有据，无可辩驳，朝廷只得同意，使颍州人民避免了一场人为的灾难。
这年冬天阴雨多雪，东坡心里想到贫民的饥寒，夜不能寐，准备拿出自己的俸银造饼救济。妻子认为他一个人的作用有限，应该向有赈济经验的签判赵德麟请教，问他有何更好的办法。赵德麟说，义仓尚有谷数千石，可以运用；作院有炭数万称，酒务有柴数十万称，可依原价买之。赵德麟是宋太祖次子赵德昭的玄孙，东坡知颍州时，他是东坡最为得力的助手。东坡采纳了赵的意见，使陷于饥寒交迫的贫民度过了难关。
东坡还发现“淮浙累岁灾伤，来年春夏必有流民。颍州正当南北孔道，万一扶老携幼，纷集境内，理难斥遣，若饥毙道路，影响必坏。”他便上疏《乞赐度牒，粜斛斗，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得到朝廷恩准，对稳定颍州社会秩序起到很好的作用。
1091年秋冬之季，颍州大旱，东坡忧心如焚。11月1日祈雨，居然得雪，特会宾客于聚星堂，赋诗相庆：“窗前暗响鸣枯叶，龙公试手初行雪。映空先集疑有无，作态斜飞正愁绝。众宾起舞风竹乱，老守先醉霜松折……。”之后又写诗一首：“占雨又得雪，龟宁欺我哉。似知吾辈喜，故及醉中来。”他始终把自己的欢乐与年景的丰收联系在一起，把心与目光投向百姓立命之根本的颍州大地。
1092年1月28日，朝廷下旨，东坡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满打满算，他在颍州任职也仅有半年时光。他所制定的治理西湖的计划正在实施中，完工尚待时日，竣工剪彩的仪式只有他的下任来去主持了。
赵德麟闻东坡离去，感情负载自然沉重了许多，为老友饯行，他特邀东坡至西湖小舟对月畅饮。
东坡借着月光，放眼湖上，可以清晰地望到湖上的数楹老屋、楼阁庭院，但其间的一木一石都凝聚着几任有识之士的艰辛和希冀，甚至还有成千上万颍州小民百姓毕生的成就感。而相对而坐的赵德麟就是治理西湖的主管，他要求赵要义无返顾地完成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小舟驶过一排又一排岸柳。岸上那一株一株的老柳仿佛是他人生的界碑，从眉山进京赶考开始，一站一站走来，他不知走过了多少地方，往下，一站一站地走去，他不知还要去多少地方。历数自己所至岁月，唯颍为少，而在颍留诗反多。德麟仿佛看透了东坡的心思，谓之：“东坡兄今晚是否为西湖月夜泛舟留诗？”东坡一笑：“写下几句给你留个纪念吧。”随后口占一首：“老守惜春意，主人留客情，官余闲日月，湖上好清明……”
次日，下起了春雨。又是深夜，东坡仍无困意，这时，他忽然想起弟弟苏辙。赴颍以来，他已半年没见弟弟了，而眼下已接近弟弟的生日，顿生怀念之情。致仕30多年与弟弟的分聚离别，几多志向，几多心愿，让他感慨万千。他坐在案头，展纸挥笔，写下一首《满江红·怀子由》：
清颍东流，愁来送，征鸿去翮。情乱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辜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凋华发。
一尊酒，黄河侧，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昨，许多年月。衣上旧痕余苦泪，眉间喜色添黄色。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
东坡离开颍州这天，码头上早早就站满了送行的人群。颍州那些酷爱书法的人看来早已准备好了，把东坡于1076年所写的《水调歌关》中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书写在白色的绢纸上，用两根竹竿撑起一条横幅，十分醒目。东坡看着禁不住滴下两行热泪。只有此刻，人们方能体会到其深刻的含义。他登上小船，向不同的方向作揖，再作揖，小船依依不舍地离岸，船上的东坡依依不舍的招手，岸上送行的人依依不舍的招手，清清的颍水录下那空前的“人有悲欢离合”的悲壮时刻。
颍河岸边有一排茂盛的梧桐树，常年飞舞盘旋着数千只白鹭。这天白鹭似乎有情，展翅飞行在颍河的上空，为东坡的小船领航，一声一声叫喊，裂人心肺，仿佛是送行的悲歌。
木头小船上银白色的帆篷升起来了，孤帆远影渐渐消失在远去的颍河上。至此，颍州历史上壮丽辉煌的文学大幕徐徐落了下来。在之后近千年的岁月中，又有多少太守从颍州去去来来，又有多少文人在颖州来来去去，他们终究无力去圆颍州文学复兴的梦想。
为什么？人们在思考，颍水在思考，中国也在思考……
2016年6月10日于京西素心山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