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颍州
朱海燕
乙未中秋节前夕，我回到阜阳，受到阜阳文艺界、新闻界朋友的热情款待，文艺界的朋友约我写篇关于颍州的文章，我感到很高兴。阜阳是我的故乡，少年在家时，读《阜阳日报》，读阜阳籍作家的《向阳院的故事》，开始懂得对人世的爱和憎。后来，我离开故乡，开始了南船北马、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生活。现在我的人生旅程正指向60岁的码头，不知不觉到了“夕阳无限好”的境界，让我借此机会，向颖州对我的所识与不识的人生向导与文坛皓杰们，献上我掬自肺腑的微末的谢忱吧。这自然是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的。颍州是一部巨书，作家、诗人抑或说农人，当他翻动这部浩瀚的册页时，也许都会产生一种激动的心绪，我自然也不例外。
一
颍州即是阜阳。
颍州在古代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政府概念，现在它就是特指阜阳这座城市，并不包含阜阳市所治下的那些县城与乡村。颍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对我来说，只有仰之弥高的份，而没有漫记它的资格，因为我对颍州的过去与现在，对它的一事一物，均不能追源溯流，对这座古城的来踪去迹皆不甚明了。漫记颍州，我怕误记了它那刀火不入的历史。捉笔为文，且又是受颍州文友之托，我陡生出些许的惶恐与不安。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把这篇拙文写下去，因为我是阜阳在外求生的游子，儿不嫌母丑，母亲自然也不会嫌弃儿子书写故乡的文字拙劣而苍白的。我不甚了解阜阳，但不甚了解也有不甚了解的优势，起码能够不知天高地厚地放开写我熟悉的那一点，既便是属于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等而下之的文字，总可以作为文友们茶余饭后的清淡吧。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从百叶窗照进来的光线，一旦百叶窗完全打开之后，便不再被记得了”。我对颍州的了解和感受，就如同从百叶窗照进来的那缕缕光线，不全面也不深刻，但毕竟被自己记下了，它属于我对颍州独特的感受与理解。
颍州和阜阳虽是一个城市，但在现实社会中阜阳的名气要比颍州大得多。在某种意义上阜阳是一名片，亮出这张名片，有时可节省些无形的生命损耗。有一年，我去万里之外的新疆喀什采访，途中汽车出了毛病，想让修车师傅修一下。在喀什南郊我发现一位修车师傅，一边用撬棍橇轮胎，一边嘴里不停地喊着“我尻，我尻”那两个不太文雅的字，那似乎是他劳动的号子。我问：“你是阜阳人？”他答：“你怎么知道我是阜阳人？”我说：“除了阜阳人谁敢在大街上如此大胆喊出那么脏的话来。”他不好意思地笑一笑说：“阜阳人的口头语，阜阳人的口头语。”他放下手中的活，赶忙给我修车，因彼此皆为阜阳人，修车的30块钱他死活也不要，他说：“在喀什遇到老乡不易。”
其实，我说我是阜阳人，不说是沽名钓鱼，也有些牵强附会。我的老家并不在颍州城里，而是在离颍州东北60华里一个叫永兴集的地方。上世纪60年代初，未置利辛县时，它属阜阳县马店区。永兴集也不是给我生命的地方，我的生身之地，是阜阳县的王市区，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朱庄。永兴集是我的姑妈家，因姑妈膝下无子，我便由她养大成人。
我离开故乡已整整40年了，阜阳县的马店区与王市区划归利辛治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但在外的漂泊岁月中，当外人问及我是何方人氏时，我这个不是阜阳的人，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阜阳人。
利辛已归属于亳州，亳州是一个与阜阳平起平坐的地级城市了。40年的文字生涯，使我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所有省会城市，最少的我也去了4次，全国所有地市级城市，我走了三分之二还多，可是，作为亳州的臣民，我却没有去过亳州，而无数地进出过阜阳，事实证明，我的生命与阜阳这座故乡之城已融为一体了。
在我小时，王市、马店一带的乡人，把阜阳称为“城”，到阜阳去，他们说是“进城去”。所以，我把“城”认为是阜阳的乳名，天真的认为城外无城，天下只有一座城，这座城就是阜阳。在那个贫困落后、交通不便的时代，一个乡下的孩子鲜有进城的机会，我只能挤在冬天的牛屋里，听那些去过阜阳的人讲关于阜阳的见闻。夏夜，在打谷场上，星辰下，风露中，听大人们讲关于阜阳富丽堂皇的建筑，描金点彩的壁饰，升降旋转的戏台，变幻如梦的照明，以及梆剧团演员任葆华的唱腔与身段。他们讲颍河闸，大戏园、人民路。讲毕，他们往往指着西南方向那一片明亮的天空说：“那亮天空的地方就是阜阳，阜阳城的灯光照亮了天空。”我想，能把天空都能照亮的电灯该有多少？该有多大啊？我稚幼的心灵，无数次被60里外的阜阳所震憾，无数次如此强劲而深刻地被阜阳的繁华所吸引。
我第一次去阜阳是1963年，那年我7岁。不是专程，而是顺便。姑父有位堂妹，早年远嫁插花镇上，她的儿子结婚，我作为远房表弟去给结婚的表哥“挂对子”，以示祝贺。这种礼仪随着世态的浸淫和岁月的推移，早已不复存在。临行前，姑父给我3块钱，嘱咐我，待表哥的婚事完毕后，让与我一起去“挂对子”的同村哥哥带我去阜阳遛遛。永兴集距插花镇25华里，为土路；插花镇距阜阳35华里，为公路。这样，我从插花就去了阜阳。
自行车刚上阜蚌公路，迎面驶来一辆汽车，我感觉那汽车直直向我冲来。畏惧也出力量，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不知怎的，突然就站到了车杠上，又从车杠上跳到车把上，然后从车把上飞身跳下，显些把自行车蹬倒。骑车带我的大哥高喊：“你怎么了？”我说：“我害怕。”他批评我：“公路上的车多，到了阜阳城里车更多，你这样跳自行车太危险。”这是我第一次行走公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汽车。而这荒唐的一幕，又都缘于我第一次进“城”。
离阜阳还有七、八华里，在阜蚌公路的北侧，我看到阜阳发电厂那一片建筑，烟囱粗得比农村一间房子还大，把我这个乡下孩子吓了一跳。
继而，到进水闸。进水闸是一个高高的黄土岭子，汽车向上攀爬速度减慢了许多，若骑自行车带人上去，就更显得艰难了，我只好下车，在后面推着车子往上走。走到顶部往下一看，感觉自己像是站在高高的山顶上，巍乎高哉。下进水闸向南数里至颍河闸。颍河从西北奔来，又向东南奔去，一派万千气象。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的大河，我不知它来自何方，亦不知它流向哪里，大，是我的直觉印象。走在一侧的人行道上，桥下流水湍急，白浪滔天，涛声如雷，石破天惊，使人毛骨悚然。当时，我认为，这可能是天下最雄伟最壮观的水利工程了。与我同行的大哥说：“它算不上大，它的流量级别还远不能发电呢。
这时，我才知道，天下还有比颍河闸更为雄伟的水利工程。站在桥上，向颍河的上游举目，但见两岸河床上树木葱笼，白墙青顶的渔家泛宅点缀其间，升腾着一种浓郁的诗意。颍州的快速发展，虽然这一景象早已消失不存，但那时这个片刻的印象，却像精湛的艺术品一样雕镂般刻在我的记忆里，至今历历如画。
以现在的眼光看，颍州仅算是一座小城，可第一次去颍州，竟把我迷得分不清东西南北，虽然转向了，但一些景物却满足了我精神上的饥渴。阜阳面粉厂，楼高七层，是当时阜阳最高的建筑；颍河大旅社，楼高三层，是当时阜阳最豪华的旅社；不知是哪一所中学树尤其多，青砖建筑，碧绿的草地，树冠如云，遮天敝日，每棵树上都垒着三个或四个鸟窝，每个鸟窝若是捅下来作柴烧，足够农人做几顿饭的。
那次，我在颍州呆了两天，最大的收获是看了两场电影。因为，对于乡下孩子来说，那时，一年也看不到一次电影，多看一次电影，能把电影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就多了一份骄傲自豪的资本。一场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另一场是什么，由于年深日久忘记了。两个夜晚皆住在三里湾的一家旅馆里，夜间醒来小解，我问城里人为何不用煤油灯，还被旅馆的人把我笑话一通。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独自一人骑自行车，曾多次去过颍州，每每第二天天不亮离开颍州时，却感到十分孤独与惆怅，我觉得颍州对我来说，可能是一面混沌的镜子，我可以走进它，可以擦试它，也可以在镜前呈现我这个阜阳乡下人的容颜，但我永远不能拥有它，它也不可能走向我的内心。60华里从乡村到城里的距离，不知道深藏着几个人生的万里长征。对于颍州，这座故乡之城，我只能静下心来，用上全部的热情与想象，小心地伺奉它，以最新鲜的词藻，最有营养的句子来歌颂它，它是皖北平原上一颗灿烂的明珠，由于城市与乡村各有各的秩序，我还无法分享到它的光芒。也许，正是这一点城乡差距，我与颍州之间，且远又近，且近又远，近一点，觉得它是那么亲切，远一点，又觉得它是那么美不可及。
再后，青阜铁路建成通车，花几毛钱，我便从永兴集站登车经插花而至颍州。这座家门口的城市，虽没有我的学校，虽没有教过我的老师，但不经意间这座千年古城却给我注进了不安分的因子。我想，颍州以外的城市到底有多大？颍河从哪里注入淮河？淮河入洪泽湖后，又是从哪里流入长江？长江入海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作为乡下的阜阳人有无随颍水而去，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的人生机缘？我觉得那时的颍州，仿佛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上一架望远镜，它让我开始不满足现状了，它给我带来青春期的渴望与迷惘。我深知，推开颍州故乡之城的大门举目远望，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那些更深邃和未知的东西在等待着我，那些摘隐发伏、揭示人生真谛的节目，也许更能扣动我的心弦。
二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新训完毕后，旋即远赴青海，成为昆仑山下的大兵。1977年，我参加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青海省第一届文代会，并加入青海省作家协会，成为青海省最年轻的作协会员。那时，我主要写诗，与另外两位军旅诗人，被称为军中“三剑客”。起码在青海范围内，我已经脱颖而出，一举成名了。1981年，在开国上将、铁道兵第一政委吕正操的亲自关照下，我由战士破格提干，当时在30万铁道兵部队中属于特例。1982年，在我提干1年零3个月后，升任正连职文化科干事，负责全师的文艺创作工作。那一次，是我第3次探家省亲，来到与我分别6年的颍州。在《阜阳日报》我见到文艺副刊的周老师，他向我约稿。回到军人接待站，我随即写了《登文峰塔》一诗，不久便刊发在《阜阳日报》上，那是我发在故乡报纸上唯一的一首诗，此前没有，此后也不曾再有。
颍州有不少我的亲戚和朋友。我上中学时，我的老师李西德，他儿子李勇在地区工商局工作，其夫人孙影在地区盐业公司工作。夫妻二人对我的婚姻问题十分关心，积极张罗在颍州给我介绍对象。李勇夫妇在张罗此事的同时，还把在军人接待站工作的马颍萍动员起来，成为为我介绍对象的三人团队。马颍萍和李勇一样，都是马店老乡，她的父亲马继武时任阜阳地委秘书科科长。因这层关系，她给我这个老乡介绍对象自然十分上心。另外，颍萍当时谈的对象，也是部队的一名干部，她认为为军人介绍对象，也是她这位未婚军嫂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们把我的心说动了。我想一个人走得再远，飞得再高，故乡都是他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它，失意时也想它。逢年过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的还是它。那些古代文人，无论是经历洛阳秋风，还是巴山夜雨，都会情不自禁地惦念着它。离得越是遥远长久，故乡越是使人愁肠百结。何况我等小人物呢。辽阔的空间，悠邈的时间，都不会使这种感情褪色，这就是故乡的情结呵。
再说，金窝银窝，不如故乡的草窝。人生的旅途崎岖修远，但其起点站是生我育我的乡土。我熟悉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星一月，一寒一暑，一时一俗，一丝一缕，一饮一啜。铩羽而归，不求高官厚禄、黄金美人，只要有春花秋月，只要能采菊东篱，有个吃饭的岗位，便亦足矣。
但是，我想得过于简单了，富有浪漫气息，而少了实用的现实主义格调。我当兵的那个地方，地处昆仑山下，大漠深处，在“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的荒原，自己已经变成了不会和女同志打交道的傻子，更不知道说什么得体的话，去讨得姑娘的欢心了。虽然，那时，我已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诗歌及文章，但与女友见面时，我从不会以此推介自己，她们也很少知道我是以笔墨为生的人。我以为，那些不应该成为爱情的附加条件。自己就是这么一堆，看上了就谈，看不上拉倒。
记得与一位姓陈的姑娘见面时，她穿着一件豆绿色的长裙，形象十分明亮，着装淡雅而盈，她的发丝仿佛是一段起伏的旋律。而我呢，穿着一身不新不旧的服装，脚上穿着一双部队发的黑布便鞋，前面还破了一个洞，露着大姆脚趾头。双方对话的时间，远远少于双方沉默的时间。我不知道当时是如何结束的那次难堪的会面。只记得20分钟后，颍萍找到我狠狠发脾气：“你这个当兵的，怎么自己缺德自己呢？”“缺德”是颍州土话，意思是自己坑自己。她又说，你不能学转一点吗，学精一点吗？发给军官的‘三接头’皮鞋你为什么不穿，偏偏穿一双露着脚趾头的破鞋子。你是怪骨，还是有意吊蛋？又说，像我这样没有一点温情主义的人，又不会打扮自己，八辈子在颍州也找不到对象。
批评归批评，但颍萍为我的婚事依旧始终如一，殚心馨力以赴的，她十分热情给我特色下一个。梦，脱去了过往的一天，再次走来的一天，还是新的。刚刚发生的，虽然没有结出果实，但这位未婚军嫂依然期待着终究会有一位颍州姑娘会与我相识，并从心底第一次说出：“我爱你。”
第三天，一位身着淡黄色长裙的姑娘走来了。因其父亲也是一名地直机关的干部，姑娘着实见过不少世面，相识不少贵人。她很美丽，也很贵族，一双天使般的眼睛，透明澄澈如水晶，十分美慧。粉妆玉琢的贵族化背后，时不时透露出一种浅薄。我感到她有一种在世俗中巡游的眼睛，她能够看到距阜阳60里外的乡村，看到我那个村社那些朴实的庄稼人，披着一件破旧不堪的黑色旧短棉袄，蹲在村前的树下，端着蓝花粗瓷饭碗，吃饭的那种苦相。她预感到那一切都是我身上的沉重包袱。基于这一点，这位颍州“公主”是看不上我这位大漠深处的大兵的；而我内心则以诗人的血性和脾气，也没把这位小姐放在眼里。那次颍州的会面，仿佛是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情。虽然，那个时节，是颍州可爱温馨的季节，那位姑娘可以临摹出古城与颍河的身影；虽然，她长着一双比清晨还要明亮的眼睛，当那双眼睛轻蔑得不把我放在眼里的时候，我会坚拒她走进我的内心。我相信，短暂的会面，彼此之间都不可能给对方一次赞美。现在回忆起来，心灵的天空湛蓝而深远，故事的原型早已被岁月陈封，唯有她的名字，迎着风站在河埠的青石上，依稀让我记得。
这件事，又让颍萍好生把我数落一顿：你若做颍州的女婿，就必须把身段放低，嘴巴学甜一点。在我看来，她对我的批评，实际上是我在颍州所得到的最为扎实的关心和问候。可是，她的意愿终究改变不了我不愿低三下四求人的情怀与个性。
后来，李勇的同事又给我介绍了一位姑娘，父母皆是地直机关的局长。母亲是一位马列老太太。他们把我邀到家中，先由老太太对我进行一次政治面试，面试及格，方有下文；面试不及格，便一吹了之。那时，党的十二大刚刚开过不久，老太太所有提问均与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方针、路线有关。我想，她可能在机关刚刚学过，现炒现卖来考我了。我在部队长期搞宣传文化工作，回答这些问题，虽说不上手到擒来，但起码在知识的储备上，我是十分富足的。通过面试，马列老太太十分满意了，而我却十分不悦。心想，自己又不是摆在颍州大街上的青菜萝卜，挑挑拣拣，看中了买走，看不中，在手里折腾一番又弃之而去。我想立即离去。可是，那是个深宅大院，大门一锁，插翅难飞。中午，留我吃饭；饭后不让走，说是留我吃晚饭；晚饭后，还是不让走，又留我在家住宿。这种热情与折磨，让我既痛苦又反感。第二天，吃过早饭，我说到李勇家拿东西，总算逃离了那所大院。到李勇家后，嫂子孙影说：“这不是明明要抢人吗？你到我厨房里赶快剁饺子馅，他们若来找你，我就回答他们：弟弟中午不走了，在我家正剁馅包饺子呢。”
片刻之后，孙影所说的那一幕真的发生了。由于孙影大嫂的机智应变，使我躲过难堪的一劫。
饭后，我告别颍州，登车北上，开始了与颍州大约10多年光景的暂别。我隐约感到，爱情这个问题因人而异，说简单，真是简单，说复杂，又极其复杂。这其中有时空的交互，城乡的差别，地位的区分，爱好的差异，也有视点的转换，凡此种种，最后决定爱情抑或说生命在动静存亡的运行轨迹，那些与爱情本不搭界的扑朔迷离的所属关系，都要挤上来畅所欲言，或帮爱情定位定方向，或将爱情的列车掀到河里去。总之，会在命运深处绘出斑驳的图象，把一个人搞得“无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我隐约感到，在爱情面前，我并不是一个刚强的人，人家瞧不起的时候，也产生些许自卑，人家太瞧得起的时候，又害怕得要命。和一位女友见面容易，真正“对光”，抑或说在心灵的磷片上擦出火花，并让这种火花生发出的热度在人生的生活之中延续、生长，并不那么容易。通过这次在颍州多磨并非是好事的经历，我再次确认了爱情的意义，再次对爱情的价值系统其复杂程度确信不疑了。答案是明确的，但也是混沌的；故事是甜蜜的，但也是苦涩的；故事并不唯一，但却又是难忘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并不特殊，或许它永远地发生在那些从农村而去当兵的战士身上，它不会惊天动地，但更不会凋谢飘零。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城市与乡村，身价与才华，高贵与贫贱，才能阅读到对方的心灵，各自以自己的视角书写着自己与对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存在之美，有一方拿捏得不够精准，爱情都可能擦肩而过。
虽说，那年在颍州的所经所历，波澜不惊平淡无奇，但在我的故乡之城，这种平淡和随意中，我似乎把握住了生活中最本质、最实际，不带一点理想与浪漫色彩的一种事物，那就是颍州的姑娘在对爱情对生活的体悟和质感上，全部还原于生活，她们坚信脚下实实在在的那方土地，绝不轻信头顶上那片灿烂的星空。她们极现实的对待生活的态度，拒绝了任何诗意。
不知为什么，那段意蕴充盈，内涵丰赡的生活，使我在感性写作的套路构架中呈现出智性写作的审美趣味和意义生成，使我在日常化的行为中发见了颍州姑娘现实化的生存意义。在奔赴边疆的列车上，根据颍州这段生活的体验，我写下长达2万字的小说《颍河南流》。小说的故事，颇像《天山深处的大兵》，是那样悲壮而凄凉。小说中的主人，通过这次回颍河之畔的小城探亲，爱情上遇到了曲折坎坷，在返回边疆的途中，他进一步认识到，让他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则是战士的使命，卫国的责任。他需要再一次横一横心，咬一咬牙，扬一扬手，与恋恋不舍的家乡告别，万里投荒，去寻找理想，开创事业。
生活的驱遣，让我又一次离开颍州，我清楚地知道，对于自己的爱情，必须接受“此曲终成广陵散”这一结局了。情愿不情愿都要铁心去做一株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飞舞的秋蓬，和因风四散的蒲公英。我不是有什么理想大志的人，但无情的现实，必须让我去选择“四方丈夫事，平心铁石心”的放逐者。颍州，永远是我的故乡，而不可能安置我生活的庭院。但乡土之梦，颍州之梦，却永远追随着我，改一句古诗，“客舍四海数十霜，归心日夜忆颍州”就是我心情的写照。
1982年底，我由雪山草原、胡风大漠的青海调京工作，确立了我终生笔墨生涯的走向。但是人生的际遇有时也真是难说。前尘如梦，一切都过去之后，伤痕早已愈合，当初阜阳一些女友们，我也一直没有忘记她们。我们彼此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都老练起来了，各自也不那么较真了，也不那么任性了，我们彼此间都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当初为什么那么矜持？为什么把鸡毛蒜皮的东西当成最珍贵的东西？是的，有些事竭力想记住它，过后却在记忆中逐渐消失了；有些事并不想有意记取，却总是难于忘记。在颍州与我相识的女友们，也有两位终生再也没有交往，但有几位却成为我终生的朋友。年近60岁的时候，她们常常会给我打一个电话：“现在的你，和当时牛皮轰轰的你怎么也不能对号入座了，一点也不像20多岁的你了。”的确，20多岁的我有许多缺点，也犯了许多错误，这使得我无法走进故乡的怀抱。我不责怪颍州的姑娘们，是颍州赋予我的倔强与固执的性格，使我失去了颍州。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整个颍州社会呢？彼此缺少深度的了解，互相之间产生误判，也就无怪其然了。现在，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如花似月的姑娘，都以不可逆转的势头奔向60岁这个老年的界碑了，当年辉煌鼎盛的时期一去不再复返，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人生幸与不幸，我们都不再追究，只有接受命运的安排了。
三
我又一次走向颍州，缘于京九铁路。
1992年9月，中央任命韩杼滨同志为铁道部党组书记、铁道部部长。因为在党的十四大会议上，我对他曾经作过专题采访，他认可了我的能力，而后的5年多时间里，作为铁道部《人民铁道》的首席记者，我主要负责韩杼滨同志的新闻报道。
1993年是京九铁路正式的开建之年，虽然1973年12月九江长江大桥已经开工，1991年9月黄河大桥已经开工，但就全线来讲，并未形成会战的局面。
这年1月11日，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说：“我自报奋勇来当京九铁路建设的顾问，给你们起点精神作用，加快一下建设。”
至此，京九铁路被党中央提到了议事日程。
京九铁路成为全国铁路建设的重中之重。
2月20日，国务院京九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在京成立，吹响了“决战三年，提前建成京九铁路”的进军号角。
在当年的“两会”上，韩杼滨成为新闻的聚集点，3月3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开完‘两会’我就上京九铁路现场办公，那是我分工包线的铁路。”
4月8日，韩杼滨率铁道部有关司局的领导，从北京出发，开始了历时半个多月的现场办公。
但在山东菏泽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韩杼滨一行刚走过孙口黄河大桥，便遇见山东梁山县一帮“请愿”的人，他们身穿“孝衣”，头扎绷带，每个绷带上都被红墨水染成血色。
韩杼滨详细询问：没有发生械斗吧？
梁山县的领导说，没有。
韩杼滨问：有没受伤的？
梁山县领导回答：没有。
韩杼滨极其严肃地说，没有发生械斗，没有人受伤，为了征拆款项政府没有发到位问题，他们就抬着棺材请愿，是不应该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反映，但不应采取这种过激的行为。
当天晚上，在菏泽宾馆，山东省和铁道部会谈时，山东省的计委主任和土地管理局局长，非常严肃地说：京九铁路经过山东，土地征用费，不能少于3万元一亩，少一分钱就别想征一分地。
而在此之前，经过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协调，京九铁路所经之地，除北京和深圳地价略高一些外，其余省市地价一般不超过6000元一亩。山东的要价，比国务院确定的这一方案整整高出5倍。
韩杼滨听后，没作任何表态。而铁道部建设司司长周振远却严肃地对山东省的同志说：“土地属于国有，山东省一分土地都没有。你们如果坚持3万元一亩，我们只好让朱镕基同志来协调了。”
山东省一位叫张瑞凤的副省长当即批评那位计委主任和土地局局长：“不叫你们胡说八道，你们还是胡说八道了，懂不懂规矩？”
本来，山东省有诸多问题需要铁道部帮助解决，因为局面僵到这种地步，他们不好意思再提出。
4月13日下午，韩杼滨一行抵达阜阳，下榻文峰宾馆。晚饭后，我约阜阳地委书记秦德文和行署专员王怀中，至文峰宾馆院内，我把山东的问题详细向他们介绍一遍，并交代他们在第二天的会谈时，一定把阜阳支援京九铁路建设的先进事迹讲足讲透，然后再把困难摆出来。
秦德文说：这个问题请你放心，我们的汇报一定使韩部长满意，决不走山东菏泽的老路。
4月14日上午，韩杼滨提出先到建设工地看看。阜阳地委的领导把他带到颍河大桥工地，大桥桥墩已拔地而起，韩杼滨看后十分高兴。在返回的路上，他提出要和征迁的农民见一见。
这样，阜阳方面的领导就把他带到颍河北岸的张庄。韩杼滨见到田野里一位农民在拔麦苗，上前搭话后，方知这位农民叫范多元。韩杼滨说：“麦子还没出穗就拔掉了，你心疼吗？”
范多元乐得嘴合不拢，说：“领导，不瞒你说，为国家修铁路，俺一点也不心疼。”
同在张庄，韩杼滨遇到一位叫姜广琴的女人正在拆房，他走上前去问道：“这房盖几年了？”
姜广琴笑着说：“盖5年了，还是新房呢，准备明年给儿子娶媳妇。说要修铁路，俺就把它拆了，等政府规划好了地点，我们再盖新房。”
韩杼滨感慨地说：“阜阳的老乡太好了，为了国家，为了铁路建设他们作出无私的奉献，精神可嘉。”
回到文峰宾馆，省部领导人开始会谈，安徽方面出席会谈的主要领导人，是副省长汪洋。
汪洋介绍，京九铁路为阜阳打开了大门，不仅是经过此处，而且在阜阳设立了编组站，这是阜阳振兴的历史性机遇。京九铁路通过阜阳地区190公里，横穿中心地带，占用土地2.1万亩，其中阜阳编组站占用了5000亩土地，有4个自然村要全部搬迁。
时任阜阳行署的领导介绍了阜阳地区的支铁情况。他向铁道部保证，对征地拆迁的问题，决不抬高地价，要算大帐，算活帐。说了算，定了干，天大的困难不改变。有困难，有问题，地方政府去解决，不把疑难问题推给铁路。
这时，秦德文插话，说，阜阳市在城市规划中，为沟通阜阳客站和阜阳南站，要修一座与铁路平行的颍河公路桥。由于地方财力有限，需要铁道部给予支持。
韩抒滨征求几位司局长的意见：“修这座桥需要多少钱？”
几位司局长商量一会说：“300万元就够了。”
秦德文等领导说：“不够，不够。”
几位司局长又说：“500万吧。”
阜阳方面的领导又接着叫穷。
原铁道部副部长尚志功说：“就这样吧，给阜阳700万元。”
这时，我对韩杼滨说：“阜阳在支援铁路建设方面，堪称是京九铁路全线的一面旗帜，要给就给阜阳一千万元，对全线也会起到一个启示作用。”
韩杼滨这时一楞，微微一笑：“怎么，朱海燕你怎么也成了一个‘叛徒’了。”
汪洋笑着插话：“海燕是阜阳人，他不能不想着故乡，故乡还不富裕呵。”
韩杼滨用手拍一下沙发，坚定地说：“1000万就1000万。不改变了。”他接着又说：“为了节约投资，大桥的设计由武汉铁道第四设计院设计，设计费全免。”他要求有关同志通知设计院，立即进入现场。
会后，秦德文等人对我说：“你为颍州的建设作出了一份贡献。”
又一次和颍州的谋面，是1995年6月3日，我陪开国上将，原铁道兵第一政委，第六届政协副主席吕正操来到阜阳，还是下榻文峰宾馆。那时，京九铁路还没有全线铺通，将军执意要走京九。他说那怕时速5公里他也要走，翻车了，你们把我抬上来，大不了头上撞个疙瘩。阜阳向南不通，他就由阜阳取道合肥，再由合肥转向九江。不知为什么，从阜阳下车到上桌吃饭，将军脸上没有一点喜悦之情。那天，阜阳方面陪同将军吃饭的是王怀中书记和肖作新市长。当他们为将军敬酒时，将军高喊一声：“朱海燕，你有没有胆量？”
我想，大家都在同桌吃饭，怎么突然间冒出“你有没有胆量”的提问呢？真使人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我起身至他身后，问将军：“何事？”
将军怒目曰：“阜阳市领导吹牛皮，呵大蛋，你有没有胆量写文章，揭露他们，批评他们。”
谁也没想到在饭桌上将军说出这样的话来，弄得阜阳的两位领导很不好意思。这时，铁道部纪委书记翟月卿赶忙站起来圆场：“老首长，你所说的那些事，都是过去的一些领导，吹牛皮的事，没发生在这一届领导身上。”
没想到将军打断翟月卿的话：“你了解什么？我说的就是他们。”接着又跟上一句：“这样的工作作风绝无好下场。”
把王、肖二人弄得十分尴尬。
第三次回颍州，是1996年9月16日，京九铁路通车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视察京九铁路，我有幸随行采访。阜阳方面的领导人王怀中和李和中，于9月17日下午3点左右从商丘登上总书记的专列。就餐时，我和王怀中、李和中3人同桌就餐。我记得王怀中还说一句话：“在总书记专列上，3个阜阳同桌就餐，也算是一个奇迹吧。”王问我：“在专列上能否向总书记汇报工作？”我回答他：“绝无可能。这个问题想都不要想。”
约下午5时左右，专列到达阜阳北站，在阜阳北站的四楼会议室里，江泽民听取了上海铁路局和阜阳市委的汇报。王怀中在汇报中说，阜阳这个地方，五路交叉，八面来风。
江泽民示意他停下。问道：“五路交叉好理解，就是说有5条铁路经过阜阳。我要问的是，何为‘八面来风’。”
王怀中一时语塞，结结巴巴地说：“我们阜阳人都喜欢这么说，意思是人杰地灵，风调雨顺，富饶美丽吧。”
江泽民说，东西南北风哪个地方不刮，刮风的地方就是人杰地灵、风调雨顺吗？搞工作汇报，要实在一些，不要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此时的王怀中，脸红一阵，白一阵，停了片刻，他才继续了他的汇报。
因为京九铁路，第四次和颍州的联系，缘于王秋生先生。那时，他是《阜阳日报》的编辑，主办《京九周末》。在此之前的几年里，主政阜阳的王怀中大会小会都说，阜阳编组站是他到北京要来的，为争夺编组站，阜阳和商丘打得很凶，争得厉害。最终商丘没有争过阜阳，这里面有他王怀中很大的功劳。
王秋生先生让我写篇文章，揭秘编组站落户阜阳的内幕。
其实，王怀中并不了解编组站落户阜阳的内情。阜阳编组站进入“七五”计划时，王怀中可能还是主政亳州的七品芝麻官，高层的这一决策可以说他毫不知情。
丁关根同志任铁道部部长的1986年，铁道部要制定“七五”规划，原“七五”规划确定的建设任务，主要是“北战大秦、南攻衡广、突破徐州”，时任上海铁路局局长的韩杼滨认为，铁道部这个建设方针，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全面的，“七五”的建设，必须加上“中取华东”这一条。那时地处华东的安徽、江苏多年没有修建新的铁路，尤其是江苏，建国几十年，一寸铁路没有增加。“中取华东”的新线战场，主要就是商阜线和浙赣复线。
韩杼滨的这一建议，说动了丁关根。丁关根说，1986年8月5日，国家计委、铁道部等有关部门要在山海关召开路网专家认证会，请上海铁路局派人参加，准备好论证充分，说服力强的发言提纲，证明建设商阜铁路以及中取华东的理由。上海局派出副局长张龙和总经济师管天保与会。在山海关会议上，发言者共分三派，一派是元老派，他们共有7人；另一派是中间派，他们是6人；第三派为少壮派，代表有张龙、管天保等人，也是7人。会议由丁关根主持。张龙、管天保与异见者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论证了开辟华东第二通道，以河南商丘为起点至阜阳，连接皖赣线的可行性，那时，他们已经把商阜铁路看作是京九铁路的一部分，并提出在阜阳建设编组站的设想。
会议形成的纪要，由丁关根同志呈送给了万里和姚依林同志。山海关会议上，编组站这粒种子，已悄悄地落在阜阳这片土地上，只是阜阳人还没有觉察罢了。
京九铁路开建后，商丘的确也据理力争过编组站，他们依仗陇海铁路，可迅速形成十字交叉黄金地势。但韩杼滨认为，若从运输的总体格局考虑，编组站设在阜阳会更全面，更科学，更周到。从京九铁路的建设意义来说，它很大的因素在扶贫。阜阳处于东部发达与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接合部，人口众多，在这里设编组站，中部地区丰富的资源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工业品、技术、资金、信息在这里形成对流，使阜阳成为较强的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的中心，这样就可能打破现有的发展态势，使阜阳崛起；其次，京九未修建之前，铁路在阜阳没形成充分的能力，仍然是一个‘半岛’的运输态势，如果京九建成，五路交叉，全盘皆活。而编组站则是走活全盘的枢纽。
文章写成后，我发给王秋生先生。秋生看后，发现全文未提王怀中的功劳，与王怀中平时所说的事实相离甚远，是发还是不发？他也不敢定夺。最后他想了一个主意，将文章送王怀中审查，看他的意见。王怀中看后，亦心领神会送审的含义，其他话未说，只说：“全文照发吧。”他可能知道，舌下的是是非非，唯唯否否，亦是亦非，亦非亦是，忽唯忽否，忽否忽唯，颠来倒去，倒去颠来，都无法改变铁写的事实。
此后的十几年里，我与颍州再也没有联系。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即便想向颍州方面敲木鱼，我想，更替的官场，变化的城市，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回响了。
四
2015年中秋前夕，为《韩杼滨回忆录》的写作，我又回到颍州，主要是补充回忆录的京九铁路部分：京九铁路建成之后的20年里，对阜阳经济社会的拉动作用。好不容易回到家乡了，偏又忐忑不安：“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颍州，谁还知我？我到颍州，谁能为我叩开发改委的大门？历史浩荡前进中飞溅的浪花，已把我的一切熟悉荡涤得一片空白了。屈指数数，阜阳政坛上我不识一人，唯一认识的是文化界的王秋生先生，且又是仅此一面，他早已退休，恐怕鬓染白霜了。另一个认识的是在阜阳打工的朱东坡，他为利辛王市人，是小说家。1979年我第一次由青海返乡探亲时，不满20岁的东坡为切磋文学创作问题，赶到我家，青春少年的我们曾高谈阔论一番。近年，虽有电话联系，见面恐怕谁也不识彼此了。通过秋生，我曾和阜阳市文联副主席丁友星通过两次电话。还有，在阜阳文联出版的《清颍》文学刊物上，我曾读到张丽梅的一篇散文，功力不凡。通过友星，要到丽梅的电话，与她作过一次短暂的交谈，还不知道才女是胖是瘦，是高是矮，是黑是白呢。这就是我对阜阳的官场、文坛所接触的全部。思考再三，我想，秋生是可以帮上忙的人，他生于斯，食于斯，惨淡经营于斯，是颍州株守乡井的文化名人，在颍州，他有与其他文化人截然不同的背景、色彩与内涵。当我和秋生联系后，他一口答应，尽力相助。
9月25日，我到《阜阳日报》的传达室见到秋生。随即他便带我赶往市政府大楼。他说，他是通过我的一位利辛老乡联系上发改委的同志的。我的这位老乡叫王振军，现任阜阳市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室主任。我不禁惊呼一声：“那是我的亲戚，我的表弟，是振军的姐夫。”在我的印象中，当年他是《阜阳日报》的记者，一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没想到已走上领导岗位了。秋生语我：你怎么不算算你多年没来阜阳了呢？你多大了？你长，振军也长啊。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满心欢喜，又是满腹感叹。
在发改委铁路办公室办完事后，秋生带我去高境办公室。他向我介绍高境是小说家。片刻朱东坡至，诗人竹枝因又至，一帮文人便云天雾地地疯了起来。中午就餐时，记者杨益军携夫人、散文家张丽梅至，后诗人、评论家丁友星又至。席间，大家或正言谠论，或梁间燕语，或惕钩史实，或品藻人物，活泼幽默，趣味横生。
下午，文联和《阜阳日报》在城西某处举行诗歌朗诵会，秋生、东坡、友星诸友劫持我去现场，一睹阜阳诗歌的盛况。这场朗诵会，真正做到了精深的美，每首诗，不单是有相互自然语言的韵味，不单是有优美辞藻的丰富，不单是有精神和正能量的铺陈，不单是有美好思想或情绪的渲染，我以为朗诵者在形神一致，神采灵动，精神深邃上，已经达到臻入化境的地步。
现场，又认识诸多文艺界新朋友，晚间他们又把我押解到某酒店，搞了一声酒桌上的诗朗诵，凡出席者，无论普通话的水平高低，均现场表演了一番。
9月26日，我回乡下和兄弟姐妹欢度中秋，共赏月圆。想不到9月28日，杨益军便打电话催我回颍州，说颍州的一帮文化人要与我小聚。29日至颍州，发现这场声势更大，小聚者皆为阜阳文化界的扛鼎人物，有文化研究学者李兴武、文艺评论家陆志诚，有新闻界李群等名记者，有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画家等等。
这次，对颍州的短暂回访，使我大开眼界。颍州人过去总说，颍州有欧阳修这样的老师，而缺少苏东坡这样的学生。当然，我们不敢企望当代作家的艺术造诣去逼近苏东坡先生，但依我看颍州这棵苍老的文化艺术之树，在当今时代，却如老梅枝头，经霜历雪，青春勃发，红绿花蕾，越发辉耀。观之赏之，令人回肠荡气，心驰神往。它的小说、散文、诗歌、评论，以及以王秋生、胡天生、李兴武为代表的欧阳修、苏东坡等文化课题的研究，可谓多峰并峙，全面崛起，美不胜收，蔚为壮观。近年来，杰作如林，群星灿烂。他们笔下春秋，腕底波澜，多沧桑感慨，多古今学养，多人生感悟，多蕴藉风骨，多精炼传神。其中较为突出的，有秋生、兴武、友星、东坡、丽梅、高境等。他们华采烂漫、胸襟辽阔、学养扎实，像奔腾的颍河，冲开乱石丛莽，推波助澜，流向淮河，流向长江，奔向大海。
置身于颍州文化艺术的友人之间，我感到自己回到了真实的家，仿佛是泛舟于颍河之上。酒没有喝多，但话说得不少。我说：“我回乡拜师来了！我回乡访友来了！我要在颍州做一个当代的许浑，去实践“西湖清宴不知回，一曲高歌酒一杯”的颍州人生活。
下午，30多年前的朋友颍萍，邀当年我穿着露着脚趾头布鞋而与之相亲的陈小姐，在颍州南二环一个叫御茶园的茶馆茶叙。回想当年，彼此年轻，经纬百端，蟠错虬结，谁对谁错，真是难解难分了。寻根问底，归结起来，恐怕还一个“缘”字，缘分不到终未走到一起。彼此，自立门墙，门缝里看人，本该地阔天宽的生活，使各自任性地步入东南西北。茶毕，我没有乘车，却一任步行走回阜阳火车站去，全程约10公里之遥。颍州的马路几十年都 没有走了，我要尽情地过一把逛颍州大街的瘾，把几十年对颍州的眷恋与情感，通过这双脚，流进颍州大地的深处。我走过文峰塔，走进当年我曾旅居过的军人接待站的那条大街，走过颍河闸……天上渐渐地下起了小雨，秋雨很凉，但我的心依旧很热。秋雨即是乡愁，落在我的身上，也落在我的心上，遥望着在夜色中南流的颍河，不知为什么，我竟洒在一行清泪……
2015年10月4日
颍州归来，写于京西素心山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