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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版的第一本书
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书名为《乡村风情》的散文集，时间是在2008年，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这本书之所以出版，是我胞弟海燕大力协助和积极运作的结果。 当时，我供职于家乡的县委宣传部，新闻写作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我自小就热爱文学，成为作家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所以，在做好新闻写作的同时，我也从未放弃自己热爱的文学创作。自参加工作以来，断断续续地，我写下了二百多篇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多为散文体裁，也兼有其他文本。它们不仅内容上不尽相同，质量上也参差不齐。有的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但大多数都不曾面世，仅发表于我的新浪、网易和搜狐等博客里，繁忙的工作让我没有从容的时间打理它们。 一个偶然的机会，海燕登陆了我的博客，发现了这些文章。游览过后，认为它们有一定的保存价值，就建议我把它们结集出版。当时，海燕还是北京一家国家级媒体的社长兼总编。他曾60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等奖，八次获中国新闻奖，1998年获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2004年获范长江新闻奖。论新闻写作在全国范围内无疑都属于高手。但他在文学创作上也成绩斐然，属于行家里手。他的写作生涯也是从文学创作起步的。早在21岁时，他就被誉为青海“诗坛三剑客”之一，并加入了青海省作家协会。2008年时，他已出版了《兴邦大业》、《北方有战火》、《灿烂与迷茫》等多部长篇报告文学，出版了《山河留墨》、《昨夜西风》、《江岸》、《柳岸》等多部散文集。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情恋大京九》获中国报告文学奖，散文《深秋挥泪祭穆青》获中国新闻奖散文一等奖。他对我博客中这些文章的赞许，不唯是出于对自家兄长的偏爱，更多地是从一个编辑和业内人士的角度来评判的。他对这些文章的评判令我高兴，但对于结集出版的建议我不免彷徨起来。我这些文章，大都是有感而发，随兴所至，用来自娱自乐的，那奢望结集出版呀。当然，能结集出版更好，这也是我多年的一个愿望，但达到了出版的水平和要求了吗？再说，即便是达到了出版的水平和要求，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又有那家出版社会出版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集子？即便人家有这个意愿，我一个无权无势，囊中羞涩的人，又拿什么才能敲开出版社那厚重的大门？所以，对他的这一建议，我只当作是对我一种安慰或鼓励，并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 海燕得知了我的态度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现在正根据吕正操将军的指示，和冉淮舟同志一道，从事和运作冀中军民抗日斗争丛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他拟把我的这一书稿，纳入这套丛书，和其他写冀中抗日题材的书稿，用同一个书号，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的这一想法已得到了冉淮舟同志的同意。因此，书号和出版费用问题不用我担心，我目前急须要做的工作，把这些文章去粗取精，根据文章内容，分个若干个专辑，同时做好文章的校对和订正工作。有些需要修改的还要进行修改。关于书名，因为大多文章是乡村题材，他认为用《乡村风情》较好。 接个海燕的这个电话，我才算放下心来。接着，我就开始了文章的遴选、校对和订正工作。这一个耗日费时的巨大工程。二百多篇文章，我先是大致浏览一遍。然后根据质量优劣，从中选出130篇左右自认为质量上能说得过去自己也较为满意的文章，字数35万左右。文章遴选出来后，就根据内容和题材的不同，把它们进行分类。我把它们分为五辑：第一辑为“至爱亲情”。主要写了家族中的几个人物和两个儿时伙伴，抒发了我对他们的热爱、尊敬和怀念之情。第二辑为“山水留痕”。这是一组游记文章，有对名山大川登临的记录，也有对昔日旅途的追忆。第三辑为“岁月如歌”。是一组记事、写人、状物、抒情的文章，是我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也是对祖国沧桑巨变的热情讴歌。第四辑为《风物民俗》，是我当时正在创作中的一部专写乡村风物和民俗的词典式的作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几千年形成的民俗逐步消失，几千年为人类的生自和繁衍作出重大贡献的风物也渐渐绝迹。我写这类文章的目的，就是通过再现那一段不可重现的民俗和同我物，为后人建造一座农耕文化博物馆。 我把这一做法向海燕通报后，基本得到了他的认可，但他同时也建议，把那组写亳州历史人物的文章也收入书中。他说的这组文章是我写的关于亳州历史名人的随笔。亳州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涌现出了无数灿如星辰的风流人物，英雄豪杰，文人墨客，仅载入中国《历史名人大辞典》的就有近百人，如道教创始人，思想家老子，庄子；军事家，文学家，政治家曹操；神医华佗；有在军事上震古烁今的张良等；代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唐代著名悯农诗人李绅，“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原阜阳市唯一的状元李黼，也都出生在亳州。这些人物产生在亳州，是亳州的光荣和骄傲。为介绍和宣传这些人物，《亳州晚报》开辟了 “厚重亳州”专栏。这组文章即是为这一专栏而写。文章不囿于前说，而是用新的史料，用新的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新的解读。文章发表后，在全市范围内引起强烈凡响。编辑此书，对是否收录它们我曾犹豫过，因为它们既不是评论文章，亦不能算传统意义上的散文，收进这本被冠名为“散文集”的集子中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海燕曾在我的博客上看过这些文章后，觉得应该收进集子里。他说，把它们单独成书，不够份量；不收进集子它们会没有归宿。于是，听从的他的建议，才有这本书的“风云人物”一辑。 分类之后，我就对文稿进行了校对和订正和修改。没做这件事之前，我曾把它想象的更简单。亲历亲为了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件相当艰辛的工作。130多篇文章，35万字，要逐字逐句逐段的看，校，改，你可以想象工作量该有多大。我生性粗枝大叶，平时看书，不求甚解，一目十行；作文亦是随心所欲，想到那写到那，写好后也懒得再看，往博客里一放就完事。这一毛病给校对带来了很大难度。一篇文章往往校对过一遍二遍后仍有未发现的错误。为把错误降低到最低幅度，我要求自己，校对时要认真，认真，再认真；仔细，仔细，再仔细。把全部书稿校完，竟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长时间旁无它骛，专心致志地坐在电脑前，专干这一工作，不仅使我身心俱疲，视力也严重受损，以致有了“老年花似雾中看”的感觉。在校过三校后，我连忙把电子版邮给了海燕。我发誓，即便还有错误，我也不会再校了，书出不出随它。 在我紧张校对书稿的同时，海燕为这本书写了《月是故乡明》的序言。在这篇长达17000多字的序言中，他首先对我的这本书给予了热情肯定和赞扬。但再肯定我对 “乡村文化的坚守和继承”的同时，也指出了书中存在的不足。他指出，有些文章，“写得还有一些拘紧，似乎在瓷器店里打拳，没有放开手脚。一些文章，提供的只是一个棉花团，而不是线，也不是布，更不是精致的服装；好像一棵没有发芽的树，缺少枝条的漫舞和绿叶的抒情。他的写作无缝显得呆板和急促，缺乏精细的艺术酝酿和缓慢书写的而力。”这些评论都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他指出的这些问题，确实在我的文章中普遍存在着。他对我文章的肯定使我倍感温暖，对我文章的批评也令我心悦诚服。 书稿发给海燕后，几个月都没有消息，像石沉大海一般。我也没有勇气，也不好意思向海燕询问这事。我想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可能他工作太忙了。因为他当时还在《中国铁建报》的社长兼总编任上，除了报社的行政，编务外，还有外出采访、组稿、写稿的任务，无暇顾及这事。二是可能书稿送到出版社后，编辑认为质量达不到出版的标准和要求，不予出版。这种情况的出现，反而使我轻松了许多，因为原本我就没有奢望书稿能够出版。得不到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太天经地义了。 就在我对书稿出版感到绝望的时候，我忽然接到了海燕的电话，他告诉我，书稿即将送到印刷厂印刷，让我赶紧写一篇后记。这几个月之所以没有消息，是将书稿冉淮舟同志审核。冉对书稿非常满意，多次提出赞扬。但书稿仍有错别字，正交几位责编校正。 这个电话，大大出乎我的意外。本来对书稿已绝望的我又一次喜不自胜。于是，我推掉了正在进行的其他工作，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后记——《一曲献给乡村的歌》。在这篇文章中，我介绍了写作的初衷和这本书的特色、特点，谈到了书稿得以出版的前前后后，同时也表达了一个乡村作者的愿望和追求。写好后，我又认真修改了两遍，就邮给了海燕。 两个月后，我就收到了厂家通过运输公司运来的1000册装帧精美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这就是我的第一部散文集《乡村风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