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王市忆旧

王市忆旧

丙申之夏，为帮妻子办一件事，我重回了家乡王市一趟。

王市是我的家乡，它虽名叫王市，实际并不是市一级行政区划，只是利辛县下辖的一个乡镇，是个县辖“市”。我所在的那个村，就是它下面的一个行政村。我的高中是在王市上的，退伍回来后，我曾在王市区委搞过新闻报道，被录用为公务员后，它又是我第一个工作的地方。我在王市的时间断断续续地达七八年之久。这回重回王市， 30年前在王市生活的情景又一幕幕清晰地在脑海里浮现。

我到王市上高中是上世纪1970年的10月份。那时候，我因家乡康楼大队已划为永兴公社，在当年的中考时考上了永兴高中。但永兴高中并不在永兴，而是在距永兴有十多里的双龙村，这个地方离我家有30多里的路远，路况还不好，我上学极为不便，因此我在那里上了一个月后，就转学到了离我家仅有十多里路的王市高中。当时，和我一个学校毕业的同学，大部分都在这个学校上学，这也是我转到王市上学的一个原因。

当时，王市高中的校址在王市集的西北部，学校的西南300米处就是王市公社，学校的东面是王市小学，王市小学的东面就是王市粮站。我们是王市高中的第二届，因为72年底才能毕业，被称作72届，共有3个班170多名学生。我们上面还有一个71届，但仅有1个班几十名学生。当时的学制，初高中都是两年。我们入学是在70年秋季，但从该年起，招生工作就由秋季改为春季，我们那几个月就算是高中的预科班，不在学制内的，到1971年春天高中生活才正式开始。因此我在王市的高中生活实际上是两年半。那时虽处于“文革”时期，但王市高中对教学纪律和教学质量还是很重视的。学生除本街上的以外，基本上都在校食宿。学生从家里带粗细粮各15斤，然后在粮站兑换成22斤细粮。早晨是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中午和晚上分别是一个馒头和一碗菜汤。这对于那些活动量又大，又是长身体的青少年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大多数时候，学生们都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吃不饱也就罢了，学校每天早晨还要跑操。每天天不亮，学生们就以班为单位在体育老师张连成的带领下，在硕大的操场上跑个十圈八圈的，直跑得人眼冒金花才停下来。

在王市高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件事是1970年底，即将放寒假的前几天，我忽然得了一场大病，发高烧到41度，处于昏迷状态，学校让校医给我吊了两天水也不见好转，就让与我同班的堂弟海林用学校的架子车把我送回了家，当年的期终考试也没让我参加。直到春节后开学我才把学校的架子车拉到学校。第二件事，是发生在1971年的7月初，也是即将放暑假的前几天，记得好像是个星期六，同学们大部分都回家了，我和少数几位同学没有走，就睡在教室的课桌上。那天夜里下了大雨。夏天下雨，也是正常的事，我们谁都没有在意。到下半夜我起来解手时，下地穿鞋，鞋没穿着，脚却掉进约有半尺深的水中。这才引起我们的惊慌，拉灯一看，教室里竟是白花花的水。后来，我们才得知，这天夜里，整个皖北地区共降了274毫米的水，是几十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学校第二天就让我们各回各家了，当年的期终考试也没有进行，直到秋季开学时，我们才陆续来到学校。

我在初中时，曾担任过班长，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到王市高中后，物理老师兼班主任周洪青老师，让我当了学习委员（第二年改为大批判队长）。可以说，在高中预科班和高中一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可以的。高二时，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即因为在当时的《阜阳报》上发表了一篇稿子，我对此有专文介绍），忽然爱上了写作。上课写，下课写，白天写，晚上也写，总之，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让我用来写作，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就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稿件。这些稿件的发表，使我一下子成了学校的名人，引起了当时公社领导人的注意，也引起了县委宣传部的关注。但它也使我付出了很大代价，就是使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期中考试时竟有几门课不及格。教导主任关天礼严厉警告我说，再这样下去，你将面临毕不了业的危险。这时我才如梦初醒，中止了狂热的写作，把精力集中到学习上来。虽是临时抱佛脚式的复习，也收效明显。但未等到期终考试，我就应征入伍，结束了我的高中生活。

我第二次来王市是在五年以后。在部队当了几年兵，原准备在部队发展的我，因为患上结核病和部队精简整编而退伍了。回到家乡后，我的心情低沉到了极点。后来，受文友刘俊汉之邀，我去县人武部搞了将近一年的通讯报道，刘俊汉离开通讯组后，我也回到了家乡。这时我的战友朱亚东的父亲朱付平已当了王市区委副书记，分管组织、宣传和乡镇企业等工作。朱亚东就向他父亲推荐我到区委搞新闻报道。朱付平是王市集人，但他和我同姓，按辈份长我一辈，和我父亲关系很好，就把我抽到了区委。他对我非常关心。我没有办公室，他就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办公。给我定的报酬也很高。为让我了解更多的新闻素材，区委召开的一些会议，他都让我参加，下乡检查工作时也把我带上。为方便我工作，他还让我兼任一个企业的副厂长。我家距王市仅有十来里路，我大多数日子是早出晚归，白天写不完的稿子带回家里写。由于当时年轻，精力充沛，也由于为报答朱付平的知遇之恩，在那段日子里我写稿的积极性很高，取得的成绩也非常可喜，一年多时间里我就在市以上各级报刊上发表新闻、通讯、新闻综述等各类稿件100多篇，其中在中央级报刊发表30多篇，有几篇还发表在《安徽日报》的头版显著位置，使原来寂寂无名的王市镇一下子出了名。本县其他乡镇和外县外市也常有人慕名来参观学习。朱付平对我取得的成绩也非常高兴。后来，县委组织部就把我抽调县有关部门编写组织史资料。朱付平虽有不舍，但考虑到我如到县里工作，发展的空间更大些，更有利于解决我的问题，就同意了县组织部门的意见。我这次在王市，共搞一年半的新闻报道。

在县委组织部呆了大约三年之后，我再一次来到了王市。这是和前两次都不一样，是分配在王市工作。原来我被抽到县委组织部以后，具体从事是编写全县的组织史和党史资料工作。这一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是县委副书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兼任办公室主任，但具体负责人是组织部的黄志轩同志。黄志轩同志当时是组织部的组织员，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搞过多年的创作和新闻报道，所以，对同时也搞过创作和新闻的我，就很同情、关心和器重。当时办公室有五、六个人，都是刚从大中专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的文字功底都应该比我强，但黄志轩却把最重要的文字编写工作交给我写。我自知自己是个农民，和那几个人相比，各方面都不占优势，只有扬长避短，才能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于是工作中就特别积极、认真、扎实。我的这一工作态度也得到了领导的首肯。于是，在组织史编写工作结束的那年，在黄志轩同志的大力推荐下，经县委主要领导研究同意，县人事局以优秀人才把我录取为国家公务员。经过地区人事局三个多月的岗前培训后，我被分配到家乡王市工作。

其实，我在分配到王市之前，还有一段插曲：在组织史结束前的大半年时间内，办公室的工作相对轻松，我就到县委组织部里帮助工作，这些工作多半是下乡撰写一些党建方面的调查报告。县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看我的为人和文字功底都尚可，就动员我身份解决后留在部里工作，我自然乐意留在部里，就愉快地答应了。谁知后来省人事局下了个文件，说这次录取的公务员要全部分到乡镇，五年内不准进县城。我留在组织部的愿望才没能实现。但程集镇的刘书记，却极力邀我到他那个乡镇去工作，就说服组织部把我分配到他那个镇去，还承诺到那里就让我当党政办主任。组织史办负责人黄志轩后期也到一个乡镇担任了镇长，也极力让我能到他的麾下效力。我的一个老乡，此时在一个镇担任党委书记，也动员我到他那个乡镇当宣传委员。我说，我说了不算，你找组织部长说吧。当他找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祝青时，李部长说，不行呀，你说晚了，他已经被另程集镇要走了。李部长说的是实话，当时县委组织部已把我分到了程集镇。实话说，无论是程集镇还是那两个单位，对我都有一定的吸引力，若去了以后对我今后的工作和前途都只会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但我觉得父母年龄已大，妻子体弱，女儿年幼，这些都需要我来照顾，我若为一已之私，去外乡工作，这些重担将会落在妻子一人身上，思前想后，我觉得还是到自己的家乡工作合适，就要求县里能重新考虑我的工作。县委组织部理解和尊重了我的选择，于是，就重新把我分配到了王市。

   到王市工作的当年，好像是六月份，县人武部的政委（从阜南县人武部调到的，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来到王市找到我，希望我能到人武部去工作。这个政委对我很好，我也很敬重他，我也想能到这个地方去工作，但我又不知道镇里能不能放行，即使镇里放行，县委组织部能不能同意，就对他说，你先和镇里商量一下，看他们可放行。徐政委就找到镇委书记。徐政委走后，镇委书记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也不知道去不去好，你帮我拿个主意吧。他帮我分折道，去或不去各有利弊，去了以后，接触的人多些，办事可能方便些；不利的地方是到那里后，离家就远点，想照顾家庭就有了困难，这是其一；其二，人武部是个军事机关，和乡镇相比，要紧张一些，这对于退伍多年的你是否适应。经他这一分折，我还是认为我适合在乡镇工作，就对他说，徐政委待我很好，我不忍回绝，还请组织上出面替我来解决这一问题吧，镇委书记说你只要告诉我你的态度，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和镇委书记说过以后，徐政委再没有来王市找过我，他是怎么和徐政委说的，我就不知道了，也没有再去问他。

我在王市工作的第三年，当年退伍后曾和我一块搞过通讯报道的刘俊汉此时已经当上了县农机局的局长。原来死气沉沉的农机局被他搞得红红火火。作为局长，他也经常来王市检查指导工作，因为镇里有他的基层单位——农机站。刘俊汉每次来王市都动员我去农机局工作。开始对他的劝说，我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去那里干什么？我又不是搞农机的，我也不热爱那工作，到那里我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刘俊汉和我相处年把时间，对我的为人和能力都是知道的，就毫不气妥地做我的动员工作。每次来都讲他局里发生的可喜变化，讲省市县领导对农机局的支持和鼓励，讲今后他开展的一系列工作。还说农村工作是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而农机又是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机工作前途无量，大有可为。对这此老生常谈，我仍然不为所动。最后，他见我态度如此坚决就给我讲了内心话，说，一，你去了以后，保你第二年解决副局级，二，解决你的住房问题，三，将来解决孩子的上学和就业问题。实话说，这几句话比他那些空洞的说教起作用。我不是讲解决什么副局不副局的，我是个自由主义者，平素“官”念不强，对这些东西也兴趣不大，引起我怦然心动的是解决住房和孩子的上学和就业问题。一个不在县城工作的人，可能体会不到在县城住房特别是解决孩子上学和就业的重要性。那可是太难了，而这些对那些手握重权的局长们来说，却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的。别说我在这些问题上动心，换上其他人，面对这些美丽的承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再联想到，我这几年在写稿上得到镇里奖励的钱，虽然大部分被我用在和同事们的吃喝上，但也引起了不少人，尤其是个别镇领导的嫉妒。这些都是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再说，现任的两位主官开明，并不等于继任的领导还开明，他们如果取消了用稿奖励制度你也无话可说。自己现在还年轻，故而一些单位还能进去，再过几年，自己年纪一大，再想进县城就困难了。农机局虽不是理想的单位，进了县城以后，还可以活动进其他单位呀。权衡再三，我觉得刘俊汉讲得有理，于是决定调入县城。

主意打定之后，我就向镇党委郑重打了辞职报告。镇两位主要领导对我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一下子搞得手足无措。在挽留劝阻无济于事之后，不得不同意了我的申请。镇里批准了之后，并不等于县领导和县委组织部就同意，当时还有个非副科级干部不得调入县城的规定，但在我和刘俊汉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切都顺利解决了。于是，在调入王市第四年的年底，我调离了王市。

调入县农机局不久，我就被聘任为审计股长。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见证了农机局在刘俊汉领导下由一个全县的落后单位进入全省农机局先进行列的事实。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进入农机局仅一年有余，刘俊汉就受小人诬陷，以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 (后获平反，查办的他的检察院负责人因此受到处分——此是后话) 。我见状及时脱身，利用一位省领导的关系进入了县委宣传部，并在此一直干到退休。

虽然刘俊汉对我承诺一个也没有兑现，但我仍要感谢他。毕竟是他给我铺通了走进县城的桥梁。后来，我把两个女儿也带进县城的学校上学，再后来，又在县城购买了房子，让布衣荆钗的妻子也进城当了市民。

在宣传部工作期间，我去过全县所有的乡镇，当然也多次去过王市，后来，我为了深入生活，以利于自己的文学创作，还曾经到过王市的一个村挂职当了两年的村第一书记。但我那都是以另外的身份在王市出现，而不再是王市的臣民。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相比，和其他的兄弟乡镇相比，王市这些年落伍了。我在王市工作的时候，王市的名字不时登上中央和省级的新闻媒体，在县里年终各项综合评比中也荣登榜首，年年都获得数量不菲的奖金。而这些年，无论是在各级媒体上或是县年终综合评比的光荣榜上已鲜有王市的名字。不仅如此，在集镇发展、道路建设和集镇面貌上，王市也落后于其他乡镇，这使王市有愧于它的名字，因为，它毕竟是个“市”啊。

更令人痛心的是，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和作风也在滑坡。有这样一件小事，我几次欲说都没说，但不说又如哽在喉般地难受。有一次我母亲的身份证丢失了，我拿着母亲全家的户口本和原母亲身份证一样的照片，到王市的一个单位去补办身份证。明明只有上午10来点钟，那个单位的负责人却以下班了为由，不理不采。我说现在还不到下班的时间，那个负责人说，我们上班上的早，我说上下班时间是全国统一的呀，怎么你们和人家就不一样呢。他们没有回答我，几个人座在屋里又是赵本山，又是刘晓庆地聊起了天。这时，突然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来这里办事，这个人经常到县委宣传部去，和我很熟悉，就说了句“朱科长来了？”知道了我是个从县里来的“科长”，那个具办人才起身为我办了事。整个办事过程没有一分钟。就这么简单。对我一人如此，对其他人员的态度可想而知，一个单位如此，其他单位可想而知。我想这可能就是王市这些年工作上不去的原因吧。

在这篇回忆王市的文章里，我说了几句不恭的话，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在意王市，太热爱王市了。俗语说，爱之深，恨之切。说几句对王市不恭的话，正是希望王市变得更好一些，因为王市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求学、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我将来叶落归根的地方。是因为太爱王市，我才这样做。希望现王市镇的执政者们能理解我的这片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