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意味着开放言论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 不能根治贪腐

茅于轼

摘要：共和国就是要讲道理，所以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共和国的一个标志，一个社会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就要看一条标准，即言论自由是否能够保障。

台湾学者每年都会召开一个新年期许会，为沟通社会各界，特别是学者和领导的期望。台湾的情况与我们不同，但是我们的目标也是学台湾。今天我的题目是《共和意味着开放言论自由》。

共和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从英文的Republic翻译过来的，牛津大辞典中“共和”的意思很模糊，我们翻译成共和是随着日本人翻译的。但我觉得翻译得非常恰当。不管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能把一个国家的体制称为“共和”，就是大家讲和平，不许动武。

一个国家的问题很复杂、意见很不一致，如果任何问题都不许动武，那怎么解决问题？那就是要坐下来谈，谈不拢怎么办？谈不拢继续谈，一直到谈拢为止。最终一定能谈拢，为什么？因为所有人的目标是一样的，即全国人民的福祉、大家的幸福。如果谈不拢就动武了，那就不是共和了。

改革以前，中国的政治文明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斗死了，命就没了，从刘少奇到林彪，还有彭德怀、贺龙等等都未能幸免——斗输了，命就没了。现在中共的政治文明往前迈了一大步，不杀政治犯；我们看北朝鲜的张成泽，没几天就判处了死刑，那就是政治上野蛮。中国是文明政治，也就是说对政治家而言是安全的，政治斗争还是讲道理的。

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对政治家最安全，什么样的制度对政治家不安全？显然，一个文明的、民主的制度对政治家是安全的。反过来讲，一个独裁制度对政治家极不安全。他自以为很安全，实际上是很不安全。有好多的例子，从齐奥塞斯库到萨达姆、到卡札菲，这些独裁者一个一个都死于非命。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当然他们也有遭暗杀的问题，但是非常罕见，大部分是能够平安下台。当前中国的政治不但不杀政治犯，告密制度也取消了。曾经的情况是，你说了和党中央不一致的想法，我告密，就能把你整了。这样的事情现在还有，但是越来越少了。这说明国家已经不能再对老百姓的思想实施控制了。其实告密的目的就是控制思想，一个人不小心说一句话就可以被定罪。现在告密制度在体制内还有点儿市场，在体制外则完全没有了。

怎么能使所有人更安全，政治家安全、老百姓安全，那就需要法治，要讲道理。中国的法治有进步也有退步，大家知道最近有好几起冤案，被定罪的不是杀人犯，但被处死，后来真凶认罪，或者被杀的人活着回来了，都是很明显的冤案。那么为什么会造成冤案？就是安全没有保障，屈打成招。而且已经是冤案了，要平反，要纠正是难上加难，这说明中国的老问题——权大于法没有解决。

共和就是要讲道理，所以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共和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一个社会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就要看一条标准，即言论自由是否能够保障。从这方面看，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有所倒退……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今天的新年期许会，我的期许就是言论要自由。这一条是最根本的，言论自由没有保障，别的统统都谈不上。而言论自由是争取得来的，不是恩施的。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中国是强大起来了，但中国的强大只是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远远不是在国际上受尊敬的一个国家。我们有中国梦，但这个梦要实现，不是在经济上怎么了不起，而是要受到全世界民众发自内心的一种尊敬，这还差得很远。差在什么地方？第一条就是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想要根治贪腐那是痴人说梦。没有言论自由什么都谈不上。

由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想到的

（2015-11-20 23:37） 著名超导物理学家 阮耀钟

  最近从网上获悉，重修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于2015年10月21日正式发布。新条例将“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列入违反政治纪律“负面清单”，规定该类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看到这个新闻，我啼笑皆非。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这种说法？以前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可以关心”，现在是“中央大政方针不得议论”。以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事天下人议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人之天下，凭什么中央的大政方针，国人就不能议论！凭什么国人只能俯首帖耳、谨遵御旨而不能提出批评！凭什么中央的大政方针，都是神圣不可侵犯？都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钳制言论的程度，已经无以复加了！外国人批评你，你说“干涉中国内政”；党员评论，你说“妄议中央大政”；群众批评你，你说“寻衅滋事”。千方百计不让人说话，想把所有人的嘴都堵上吗？不让所有人批评，目的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不管你是多大的官，都是纳税人养活的，纳税人才是主人，你是公仆，如果你做得不对，纳税人当然有权提出批评，无论党员还是群众，无论中央大政方针还是地方政策法规。怎么可以出台如此荒唐的法规、将批评意见视之为洪水猛兽、一律拒之门外呢？

由“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使我联想起美国小学的誓词:“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这段誓词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为美国学生亲自撰写的。

由“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使我联想起美国人的公民意识：“‘我热爱我的国家，但警惕我的政府’（I love my country, but I fear my government），人权比主权更重要；自由比爱国更实际；法律比总统更可靠；民生比政治更符合需求；教育能让人看到希望。公民挑剔政府和批评其政策，便是爱国。”

我念小学时，要求我们听话，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念大学时进一步要求我们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有的年轻朋友可能不相信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怎么可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把人培养成工具！但当年确实是党提的口号，并且我们自己也如此要求自己。

请网管理解，我在此介绍美国小学的誓词和美国人的公民意识，决不是宣扬“全盘西化”，但人家好的地方我们应该学习，不能排斥。我常常想一个问题，美国才200多年历史，为什么能从殖民地变成世界头号强国，肯定有其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看，监督、怀疑、挑剔和批评政府，便是爱国，这一观点应该是美国成功的经验之一，值得我们学习。不像我们，所有媒体都成天在为政府唱赞歌，因为我们的媒体全是政府办的。在大跃进和文革中，我们天天听到的是“莺歌燕舞”，“就是好来，就是好！”一片赞歌，在赞歌声中却饿死了三千六百多万！然而在美国，政府不许办媒体，所有报纸、电视、电台等媒体都是民办的，千万双眼睛盯着政府，使政府少出错。美国只有“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在美国本土你听不到“美国之音”！

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我是学自然科学的，不是学社会科学的，更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不知是不是可以说，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949年毛泽东掌权后，按照马克思的教导，用“人民公社”“公私合营”一步步消灭了私有制，全面实行计划经济，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粮票、布票、糕点票、豆腐票、油票、烟票、肥皂票……数不胜数，苦不堪言。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取消了人民公社，城里也恢复了私有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至今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从现在来看，当年走出改革开放这一步确实不容易，想必当年肯定也有个议论过程，并且肯定有很多人多次议论，不知该如何判断和区分“议论”和“妄议”？当年这些议论是不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

我是学物理的，物理学中引入一个新的概念，首先必须给它下个明确的定义。至今我尚未见到我们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严格定义，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的定义。今天又提出“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我也没见到它的明确定义，我希望我今天的话不属“妄议”之列，请别给我处分。

言论自由是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公民的权利，当然应该包括议论大政方针。依法治国现在比任何时候喊得都响，但是依法治国务必须做到宪法至上。十八大之后我深感言论控制更紧，深为忧虑，特写此拙文，望我们的党能理解我这个奔八的老党员的一片苦心。

回顾文革、大跃进……，我们应该吸取血的历史教训！我建议，把“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这条规定改成：欢迎广大党员群众，对中央的大政方针畅所欲言，提出广泛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

作者简介：阮耀钟（1939.04—） 男，浙江诸暨人，著名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技大学凝聚态物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主任。1987年开始，他从事高温超导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外同行的重视和关注，由于他在高温超导领域的成就，他的名字被编入美国公司1989年出版的《超导名人录》中。阮教授已在国内外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并编著“热学”教科书一本，于199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于他的杰出贡献，阮教授于90年代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发言稿摘登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五期

原编者按：本刊今年的新春联谊会未能办成。一些应邀与会者认真准备了发言稿。现节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责任编辑　丁　东

  再接再厉，勇往直前

　周有光（110岁）

　　 各位《炎黄春秋》的老朋友们，谢谢你们每年邀请我参加例会。我盼望《炎黄春秋》的朋友们再接再厉，勇往直前，把杂志办得好上加好。

　　 今年初我出了一本百年口述，取名《逝者如水》。我在这本书的尾声中提出"不怕错主义"。因为我的口述史不完美，也不完整，因此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因为任何人和任何主张都不可能不出现错误，科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都依赖于对错误的不断克服而后做出改进。我盼望得到各位的批评。趁此机会，也要感谢朋友们对我的惦念。

三点意见

　何　方（92岁）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也是它组织的活动的历来积极参加者。我想在这里讲三点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炎黄春秋》顾名思义，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孔子两千多年前倡导的春秋精神和春秋笔法，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由于对历史上人和事的褒贬有很大的警示作用，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现在的《炎黄春秋》也应起到这样的作用，在总结过去、评论现实和展望未来时要坚持原则，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克服国际共运中长期以来对形势总是看好和说好的多，对客观困难和主观缺点看得少、说得更少的偏向。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以来，对面临的形势，估计就往往失于过份乐观。在国际共运史上，共产党人对困难和缺点一直估计不足，所以犯“左”的错误就成了伴随革命进程的顽疾，在战略部署和策略转换上也一再出现急躁冒进。马克思、恩格斯对于1848年欧洲的革命运动和后来的巴黎公社的估计，当时都带有很大的乌托邦成分。这个错误是恩格斯不久后就公开承认了的。列宁走得更远，他虽然也提醒人们在争取好的时候要准备坏的，但实际上还是过份看重好的，甚至加以夸张。在1920年前后举行的共产国际两次代表大会上竟一再肯定，在座的人们一定可以看到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实现。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相反，历史证明，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远未成熟，已经先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失败的；而资本主义倒还有旺盛的生命力，它的历史使命当可再持续百年以上。少数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得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很难维持下去。而所谓改革，其实就是放弃一些原先自认为的社会主义特征，再自觉地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如放弃消灭私有制，放弃计划经济，恢复市场经济等。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建立的，一开始就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所以对形势总是喜欢看好，不愿看差，导致工作上长期犯“左”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执政后坚持极“左”路线的开端，随之又走了30年的弯路，造成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停滞和倒退，还发生了在正常年景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旷古灾难。对于我们犯的错误，不论大小，《炎黄春秋》都应严肃面对，揭露犯错误的客观特别是主观原因，认真汲取教训，使之成为以后少犯以至不犯错误的警绳。切不可为尊者讳，粉饰错误，混淆是非，导致累犯一些相似的错误，当然也就谈不上彻底改正了。

　　 马克思主义政党，从马、恩、列、斯到毛泽东，都曾公开申明，一个郑重的政党不怕说出自己的错误，敢于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批评并迅速加以改正，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但实际上却尽量设法文过饰非，最怕揭自己的疮疤，甚至也不让别人做自我批评。在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平反冤假错案，毛泽东就极为反感，给他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戈尔巴乔夫进一步这样做，主流舆论就说他是社会主义大叛徒和苏联解体的罪人。在中国，长期以来，大的错误实际上是不能讲的，甚至明文规定有些问题不能碰。我们党虽然一直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实过去党中央只真正做到过一次：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这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全国人民的欢迎。这种盛举希望以后还有。对一些大的明显的错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不能加以肯定，就来个鸵鸟政策，不加评论，实际上也禁止评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事情做得并不明快决断，给人含混拖拉的感觉。《炎黄春秋》应该旗帜鲜明，如实面对过去，敢于揭发错误。我们党能不能拿出像当年胡耀邦那样的勇气，再次以大魄力、下大决心来个拨乱反正？看来不容易。

　　 第二，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炎黄春秋》在推进民主化进程时必须做长期打算，具有鲁迅先生提倡的韧的战斗精神。否则会欲速不达，甚至导致自己中途落马。中国由于背负沉重的历史传统包袱，所以实现民主化的进程，不可能像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那样利索和彻底，而会是拖拖拉拉、反反复复，就算基本上完成，也起码需要一百年以上的时间。在这个长过程中，还得有卧薪尝胆的精神，“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这里说的“十年”，只是表示时间不可能短。实际上就是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就远非十年所能做到，而是需要更多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炎黄春秋》自然大有可为。

　　 第三，列宁说，报刊不仅起宣传者的作用，还应起组织者的作用。《炎黄春秋》也应如此，在它所揭橥的宗旨周围，团结一大批人甚至一代人，如同“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率领一代青年人，推动历史前进。因为照“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经过了几代人，团结在《炎黄春秋》周围的人已经不限于青年，而是包括了老中青，连我这样的九二老朽也在其内。愿《炎黄春秋》不断给我们提供新的精神营养，继续携带我们在科学民主的道路上一同前进。

和平发展，一球家园

　高　放（88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化为先导的现代化、全球化新浪潮席卷全球。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现象日益严重，生物物种灭绝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全球危机更加紧迫。这种新形势迫使人们思考：什么样的新理论才能应对全球性的难题？邓小平于1985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中共十三大至十八大，一直认定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这就表明当今时代战争与革命已经不是主题。尽管还有局部战争，还会在某些国家发生革命，从总体而言，难以推行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十八大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2014年12月5日说：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和衷共济，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我体会，为了共同建设“一球家园”，中国要带头做出表率。对外战略方针是：不树敌，不对抗，不结盟，不当头，不扩张，不输出革命；多交友，多合作，多助人，输出多种多样的产品。要促进各国政府和人民，不分国别、族别、教别、性别，不分阶级、党派、主义和社会制度，加强团结合作，减少内斗内耗，积极推进全球综合治理，携手克服人类当前危机。现在还有人想重建新的共产国际组织，开展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这是完全脱离现实的陈旧观念。

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批判者

 杜光（87岁）

　　 应邀参加《炎黄春秋》的2015年新春联谊会，感到特别高兴。去年曾经为《炎黄春秋》担心，读了今年前3期，看到杂志浴火重生，继往开来，这不但是《炎黄春秋》的幸事，也是国家的幸事，民族的幸事。

　　 《炎黄春秋》成立20多年来，坚持求真求是，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在报道历史事实、恢复历史真相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方面是《炎黄春秋》全体同人埋头苦干、顶住压力、辛勤劳动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这一时期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造就了《炎黄春秋》的辉煌业绩。长期以来，讳疾忌医，不允许民间讨论历史上的功过是非，遂使《炎黄春秋》独擅胜场，成为广大民众了解历史真相、探求科学真理的重要园地。《炎黄春秋》的这个贡献，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在这里，我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谈《炎黄春秋》的贡献，这就是：有的论者指责《炎黄春秋》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事实恰恰相反，《炎黄春秋》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有力、最坚定的批判者。

　 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以虚无主义的思想观点来解读历史，对待历史，把历史真相“虚无”掉了，而把“虚无”的假象塞进历史。《炎黄春秋》自创办以来，发表了大量文章，还原历史真相，从而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例如，有的文章通过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个案，评介政治运动的是非得失；有的文章描述本地区本部门的历史事件，记录了当时当地的社会动态；有的文章回顾历史上的某些重大节点的实际过程，引申出宏观的结论……如此等等，都是本着揭示历史真相、吸取经验教训的精神，求真去伪，求实去虚，发挥了启蒙开智的良好作用。

　 《炎黄春秋》发表大量回顾历史事件的文章，为恢复历史真相、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个优良传统应当继续保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有许多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有待揭露，有待批判。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既有辉煌的胜利，也有严重的错误，绝非始终正确。拿生产力来说，“三大改造”消灭私有制，大跃进对农业、林业和自然资源的破坏，文化大革命摧毁正常的生产秩序，都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在文化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以俄为师”，文化教育科学研究都“一面倒”；思想改造、反胡风、批胡适、反右派等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文革时期“破四旧”、批“封资修”，更是不容回避的教训。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重大意义，在于揭示历史真相，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十八大以来，我们在改革、反腐这两条战线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历史上积累的许多功过是非问题，直到今天没有很好地清理反思；许多历史问题，也没有很好总结，以致在某些领域，仍然继续着过去曾给社会发展带来损失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因此，恢复历史真相，去除历史虚无主义，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在现阶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炎黄春秋》在这方面所取得的业绩，充分表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我祝愿《炎黄春秋》今后能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坚持办刊方针，发扬传统风格

　郭道晖（87岁）

　　 祝贺《炎黄春秋》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生存危机，坚守了这块讲真话的阵地，坚持了“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办刊方针和优良传统，在追寻历史真理，引领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潮流上继续前进。我作为它的老读者深感欣慰，谨向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和智慧，以杜老、李锐老等革命前辈为首的杂志社全体同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并且指出，凡是适合由社会组织解决的事项，应当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炎黄春秋》原由社会组织主管，社会力量自办，拥有20万订户，百万以上读者，享有很大社会声誉和影响力，发挥着“正能量”却没有要国家一分钱，本来就符合这一精神。现在将一些由社会组织主管主办的媒体，转归党政或事业单位主管主办，与中央的决定是否谐调？与社会的期待是否相悖？这使我想到，邓小平早在1941年就严厉批评过的政社不分、党政不分的做法。他指出以党治国的思想，“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最大的蠢笨”！（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12页）因为，把所有社会组织、社会事务都统统收归党和政府管辖、包办，如果这类社会组织出了错误，其领导责任也势必归到整个党和政府身上。

　　 再则，这种做法也有违习总书记和四中全会决定关于“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指示和承诺，不符合我国现行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实行依法治国的原则，不符合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第41条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权，以及第47条关于文化活动的自由等规定。

　　 最近习近平同志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全面推行依法治国”首先也应是重在依宪治国，而不是有选择性地、片面地只是加强和扩大党政权力，而忽视或者压制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宪法基本权利。这同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依法行政首先是“依宪施政”，强调政府行使权力时不得“任性”的基本精神原则也是不符的。政府应当简政放权，还权于民，而不应当过度地干预、控制社会组织和社会办刊，非法打压、拘禁一些依法维权的记者、作家、律师以及知识分子。

　　 看来，有必要重温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对丹麦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出现的阻挠言论自由、打击不同意见人士的现象和做法提出的严厉批评。他要求党的报刊的功能不能仅仅停留于宣传党的政策、批驳敌对势力的进攻，成为“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党报还应该“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恩格斯主张党的期刊应作为独立机构，而不由党的执行委员会直接掌握，也不受执行委员会直接指挥，甚至也不隶属于党的代表大会，而是一种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他说：“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7页。请注意，恩格斯此处所针对的丹麦社会民主工党还处在在野党地位，不像执政党有掌握强大国家权力做后盾。）恩格斯这一批评，很值得我们加以对照、反省。

　　 借此机会，我谨祝愿《炎黄春秋》继续坚持原定办刊方针，越办越好！再创辉煌！

开启民智才是当务之急

　资中筠（85岁）

　　 年年新春有机会新老朋友欢聚一堂，是一大乐事。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刚刚离我们而去的曾彦老，就在几个月之前，他还出席过聚会，热心关注《炎黄春秋》的命运。我们将永远怀念他。我还要提到张思之大律师，他生了病，祝他早日康复。

　　近来网上常有冒我的名的讲话，有的完全捏造，有的张冠李戴乱加标题。其中有一篇号称是我在一次最高领导人与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发言。当然那座谈会是不存在的，不过发言的内容却是我两年以前在《炎黄春秋》一次聚会上讲的。那是针对当时许多朋友满怀热情地要联名上书，向新领导建言，推行宪政。其忧国忧民、救国救民之心非常值得敬佩。我对文件内容没有意见，但对“上书”之举却持保留，因而没有签名。想必很多朋友都记得此事，后来的结局就不必说了。我要再次阐明的是，在“致君尧舜”和“开启民智”之间，我们的终极关怀不应是前者而是后者。而且我认为前者是无用功，后者才是希望所在。

　　 在《炎黄春秋》20周年纪念刊上我的贺词是“还原真相，开启民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关键是开启民智，从谎言中还原真相，告诉谁？当然是民众，而不是故意蒙蔽真相的人；唤醒谁的良知，当然是民众的良知。革新的推动力归根结蒂还是在于全社会的良知觉醒之时。一百年前严复说“民智之不开，何以共和为”。梁启超的《新民说》都是说的这个道理。而开启民智首先是知道真相，同时有理性思考和依法维权的观念。统治者往往以愚民保持顺民为得计，须知愚民在一定条件下变成暴民并无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循环往复的历史还不够证明这一点吗？

　　 在许多革命老前辈面前我不敢言老，但是我已是耄耋之年。生于斯、长于斯，而且一定终老于斯，不会再用脚投票远走他乡。我对这国土无比热爱，也见证过我们的民族历经苦难，人为的饿殍遍野、精英备受摧残，再也不希望看到社会动荡，民族再蒙灾难。正因为如此，开启民智才是当务之急，这也是我所寄希望于《炎黄春秋》的。

《炎黄春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张北英（67岁）

　　 一、《炎黄春秋》是一本由肖克将军倡议创办，并得到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充分肯定的，在国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杂志。创办24年来，坚持“以史为鉴，以史资治，求实存真”的办刊原则，作者群体不断扩大，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部长将军、各级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普通干部和工人。读者群体更是遍布国内外。去年发行近20万册，加上电子版，读者群估计有百万人之多。杂志团结了社会各界支持共产党走改革开放之路的健康力量。杂志不图任何私利，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代表着共产党人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的声音，成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杂志走独立办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文责自负之路。为国家增加税收，为社会增加就业，为国家留存史料，为改革发展建设增加正能量。习老说《炎黄春秋》办得不错，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炎黄春秋》办得更好，办得更加不错。

　　 二、《炎黄春秋》是一本研究中国革命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记述评论历史人物与事件，探索中国改革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杂志。杂志刊登的当事人亲历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文章，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与失误进行总结和分析，对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社会发展、人民生活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论，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与路径选择进行探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有教训。记述和总结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与教训，保存历史的真实，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建设现代国家的方向和路径，有利于现代国家的组织机构与职能的定位，有利于执政党在建设现代国家的征程中少犯或不犯错误。科学研究工作不允许实验数据造假，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也应记述历史真相。在前30年有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也有文革的错误，在后30年有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也出现了严重的贪腐和贫富悬殊问题。在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上，为人民的利益坚持正确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误的。在一个有几千年中央集权文化的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法治国家和政府，保证政府的行政效率、官员的廉洁和社会的公平公正，是艰难而伟大的探索和选择。严惩腐败不会亡党，只会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在民众中的威信。总结失误错误教训只会使执政党更加清楚地认识和把握建设现代国家的规律，提升治理现代国家的能力，不犯颠覆性的错误。

　　 三、《炎黄春秋》是一本团结各方面有识之士，支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杂志。24年来炎黄春秋杂志社召开过若干个座谈会，座谈历史和现实中重大问题，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讨论，提出的真知灼见，对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前几天，我又翻阅了2010年至2014年的杂志，发现涉及教育、医疗卫生方面和社会保险、社区民政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文章不多。教育、医疗卫生、民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社会的热点问题。今后在以史政为主的同时，是否可以增加一点民生类的内容，使读者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编辑部应保持召开专题座谈会这一密切联系专家学者、作者与读者的形式，就社会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细化讨论，为现代化建设贡献智力，成为重要的民间智库。■

　　 （责任编辑　丁　东）

书画常用知识

1.条幅：以长宣纸全开及对开(半截或半折)，直书之作品为条幅。

2.楹联：两张对开条幅，分别书写上下联语者，亦称对联、对子或楹帖。

3.中堂：将料纸全开或比全开稍小而单独或并挂于楹联间之条幅。

4.斗方：将宣纸裁成八开左右大小(约1尺见方) 之体裁，称之。 　　 　 　　

5.匾额：又称横披，条幅横书装框或刻于木板悬挂于壁上。

6.条屏：以中堂、条幅等尺幅相类之料纸，写成一组作品，依诗文长短。

7.扇面：尺寸如扇形，有纨扇与折扇，亦可装裱或轴成册。

8.册页：将小幅作品装裱以便翻阅，合之成册，展开成册故名册页，其内容或相互连贯，或单独成立。

9.手卷：亦成横轴，不便悬挂，只适合在书桌上舒展，观后卷置之横幅作品。

书法作品格式详解

⒈斗方

中国书画的一种式样。呈正方形。通常用四尺宣纸对裁两份，二尺高二尺宽，也可把四尺宣纸裁为八份，称为“小品斗方”，或“斗方小品”。

斗方是竖行书写的正方形的作品。书写内容一般是四行至六行。因为行列多，篇章布局时应十分强调上下左右的大小、开合、呼应及节奏变化等。在创作时，要注意正文与落款的主次关系，款字一般小于正文，要自然生动。落款可写在末行正文的下方，布局时应留出余地。款的底端一般不以正文平齐，以避免形式的死板。也可在正文后面另占一行或两行，上下均不能与正文平齐。印章要小于款字，需离开一字以上位置。

⒉三开

中国书画的一种式样。呈长方形，尺寸不等。如用四尺宣纸分三份裁开，称四尺三开。若用五尺宣纸分三份裁开，称五尺三开。以此类推，同是三开，尺寸大小不同，四尺三开一般为三尺画面(实际是二尺七寸，八平方市尺的三分之一)。五尺三开则是十二平方尺的三分之一，每开画面的面积为四尺。

⒊对幅

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式样。通常两幅成对悬挂。如书法对幅，称“字对”或 “对联”。明清绘画有“画对”，是两幅大小相等的屏条，成对悬挂。也有厅堂正中挂中堂立轴画，两边分挂“字对”，或中间悬挂中常立轴书法，两侧悬挂“画对”。

⒋中堂

中堂是竖行书写的长方形的作品。尺寸一般为一张整宣纸（分四尺、五尺、六尺、八尺等，其中小中堂为68CM×45CM）。因为尺幅比较大，所以需要创作者具有精熟的技法和整体把握作品布局的能力。在创作时，要注意正文与落款的主次关系，要使它们之间主次有别，相应生辉。落款切忌暄宾夺主。落款可写在末行正文的下方，布局时应留出余地。款的底端一般不以正文平齐，以避免形式的死板。也可在正文后面另占一行或数行，上下均不宜与正文平齐。印章要小于款字，盖印一般需离开一字以上位置，盖在款字的下方，也可盖在款字左侧。

⒌条幅

条幅是竖行书写的长条作品。尺寸一般为一张整宣纸对裁。安排章法时，应能根据书体的特点，精心构思，立意要新。在创作时，要注意正文与落款的主次关系，。落款要错落有致，自然生动。落款可写在末行正文的下方，布局时应留出余地。款的底端一般不以正文平齐，以避免形式的死板。也可在正文后面另占一行或两行，上下均不宜与正文平齐。印章要小于款字，盖印一般需离开一字以上位置，也可盖在款字左侧。

条幅常见的格式有两种：

①写成两行或三行的。两行的格式。左右两行均靠纸的左右两边写，中间留出较多空白。注意上下字的联系节奏，以及两行间的彼此呼应。落款通常写在第二行的末尾，位置应略高于第一行末一个字。款字可写一行或两行。三行的格式，需注意三行之间的相互关系，穿插映带及节奏变化。落款可在末行下端，底端略高于一、二两行正文的位置；也可另行写款，款字应短于正文，上下不宜与正文平行。

②居中写一行（少字数）的。书写内容一般为格言、警句或一句诗词等。字数较少，写时要注意字的开合及节奏变化，以求生动。落款可分单款、双款。单款一般写在左侧中间的位置。款字内容包括书写时间、作者的名号，也可只写作者名或号。印章盖在款字下方，一般以两方为宜，印与印之间要适当拉开距离。落双款，上款写在作品的右侧中间偏上的部分，一般写创作作品的时间，若是赠送作品，则需写明被赠者的名或号，称谓及雅正、惠存，清赏等字样。

⒍对联

对联，又称楹联。分为上下两联，右边的为上联，左边的为下联。上下联的尺寸可与条幅等同，也可大于或小于条幅。对联的书写内容规定极为严格，只能是对仗的句子（上下联字数相等，平仄相对、一般字不重复出现），包括对偶句（俗称对子）、律诗中的中间两联（颔联、颈联）。对偶句常见的有五言、七言，也有少到三字一联，多到数十字、上百字一联的。律诗则分为五言、七言两种。五言、七言的对联，在安排章法时，上下联应单行居中竖写。十字以上的对偶句，则宜写成双行或多行（注意书写顺序，上联从右向左，下联则从左向右。落双款，分别于上下联的未尾，款字略高于正文底端）。上下联字的位置一般要基本平行。处理好一联内上下字的大小、收放的变化，及上下两联间的呼应，令上下两联成为一个整体。

十字以下对联的落款分为上下款和单款两种。上下款，上款写在上联右边，下款写在下联左边。上款一般写诗句的作者、篇名等内容，如“黄庭坚登快阁诗句”下款则写书者的姓名、号，以及书写地点、时间等内容。如“丙子闲堂书于北京”若是赠送作品，上联需写明被赠者的名或号、称谓及雅正、惠存、清赏等字样。如“文英女士惠存”若是别人请你写的一幅作品，上联则写请你作书人的名或号，称谓外加上“嘱书”等字样。单款一般写在下联左侧中间偏上的位置。款字内容包括书写时间、作者的名号，也可只写作者名或号。印章盖在款字下方，一般以两方为宜，印与印之间要适当拉开距离。

⒎扇面

这里专指折扇扇面，它是一种特殊的形式。由于扇面上宽下窄的形状，使得折纹与拆纹之间也是上宽下窄。这种独特的样式，就要求我们在创作时，做出恰当地安排。

扇面常见的形式有三种。

(1)充分利用上端，下端不用。这种格式以每行写两字为宜，从右至左，依次安排。落款写在正文的左侧。款宜长些，款字写一行至数行不等，印章宜小于正文。

(2)写少数字，利用扇面的宽度由右向左，横排书写二至四字，要收放有度，落款可写数行小字，与正文相映成趣。

(3)上端依次书写，下端隔行书写，形成长短错落的格局。这样则可避免上端疏朗，而下端拥挤的情形，达到通篇的和谐。这种格式，先写长行，以五字左右为宜，短行以一、二字为宜。落款要精彩，一般写在正文后面，一行或数行均可。即章宜小于落款的字。

书法传统创作

样式的落款与钤印

落款源于“款识”。原本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对浇铸这一器皿原由的说明。后延用为对书画作品作者及内容的说明。落款内容为作者姓名（包括字、号）、时间、书写内容甚至包括书写地点、环境或气候、心情等。落款有上款、下款之分。作者姓名称为下款。书作赠送对象称为上款。上款一般不写姓只写名字，以示亲切，如果是单名，姓名同写。在姓名下还要写上称谓，一般称“同志”、“先生”，再下面写“正之”、“正书”、“指正”或“嘱书”、“嘱正”、“雅正”、“惠存”等。上款可写在书作右上方或正文结束以后，但上款必须在下款的上方，以示尊敬。一般不与正文齐平，可略下些，字比正文小些。

在创作之前，首先要选择所书写的内容，内容要求健康、积极向上，也可写古代或当代诗词或名句。内容确定后可考虑书写形式，是写中堂、对联、横幅、条幅还是册页、斗方；是写大字还是小字，写几行，纸多大？还要留下落款的位置。正文内容不可齐边顶头书写，四周要留有空白。中堂、对联、条幅这些竖式书作上下留白（称天头、地头）要大于两侧。一股上空又大于下空。譬如写条幅，天头留白十厘米，地头可留白七厘米，两侧可各留白三五厘米。横幅留空左右相当，但要大于天地，天地留白均等。斗方、册页留白四周大致相同。四边留白确定后，根据字数多少及纸的大小折行或叠格子。

创作时，大字写完了换小笔写落款，落款竖写，可写两行，也可一行只写作者姓名（称穷款）。根据留空多寡落款，可写内容出处，还可写年代，最后写姓名，“某某人书”。一般落款字小于正文的字，书体可于正文相同或带行意的楷书以示区别。最后盖章。

钤印，指盖印章。印章分朱文印和白文印两种。朱文印又称阳文，即字是凸出的，印在纸上字是红色的；白文印又称阴文，即字是凹陷的，印在纸上字是白色的。从印章的内容来分，又有姓名印、斋号印及闲章。一般在落款人名后盖一姓名印，若嫌空还可再加盖一斋号印，不可连盖两方同一内容的姓名印。可盖一方姓印，一方名印，而往往又是一朱一白。为了使书作上下前后呼应，往往在书作右上方再盖一起首印，又称引首印，初学者闲章印的内容可选“学海”、“求索”、“学书”等。印章的大小与书作大小及所书字体大小相关。一般大幅书作落款字大，印亦大，小幅书作落款字小，印亦小。

用印的忌讳

书画上落款盖印，印比字大不可以。大幅盖大印，小幅盖小印，理所当然。

国画直幅落款字下盖印，直下底角，不可再盖压角闲章。如右上落款，左下角可盖闲章，左上落款，右下角可盖闲章。如上款字印接近下角，闲章就不需盖了。

国画棋幅落款，左右两头角边，不可盖闲章。右上落款，左下角可盖方形闲章，左下落款，右下角可盖方形闲章。此处如不需要盖闲章，而勉强盖上，反而弄巧成拙。

长方形，圆形，长圆形闲章，尔不可盖在下角方形压角闲章处之地位。

方形闲章，不可盖在书画上端空白处，就喧宾夺主了。

国画直幅落款，字行末行末字，与他行字长短，不可整齐，盖印亦如此。

盖二印，一方形，一圆形，不可匹配。同形印可匹配。

盖二印，一大一小，匚可匹配。同样大小可匹配。

盖二印，一长方形，一椭圆形，不可匹配。同形印可匹配。

盖二印，上阳文，下阴文，不可匹配，。而上阴下阳可匹配。

盖二印，上阳文，下阳文，不可匹配。而上阴下阳可匹配。

盖二印，上阴文，下阴文，不可匹配。而上阴下阳可匹配。

落款盖印之下，不可再题字，。印章上下有字掣肘，就失去自然现象。

已经落款盖印字画，款後不可再落上款赠人，就失敬了。

花头，鸟尾，树枝，山顶上，不可落款盖印。这是画家最起码的常识，不可不懂。

匠刻印章，不可用於书画上，需用艺术篆刻家，所刻石章最佳。

普通印，不适用於书画上，要用八宝印泥。

盖二印，距离不可太远太近，相隔一个印距离正好。

盖二印，印文，章法，刀法各异，不可匹配。要用相同刀法所刻印章。

画上不可题打油诗，一来识者奚，落二来作品就贬为低俗。

上款上端不可盖闲章，压在人名头上，人家很忌讳。一来失礼，二来破坏了画面。

盖压角闲章，不可太小，宣纸四开，用方形石印，大约叁公分，比较适中。

盖压角闲章，不可盖二方上，一方正好。印与边距离约一。五公分为适中。

落款字下不盖印，而偏要盖在款字左右，脱离字行，而成画外物，特殊情形例外。

书画上，不可盖上劈头大印，即成巨印炸弹，毁灭了美丽的画面，令人看了很恐怖。

小画不可题大字，大画不可题小字。小空不可题字多，大空不可题字少。

书画上姓名印，不可连盖叁印以上，应盖二印，或一印妥当。

书画上下左右，不可任意盖印。盖多不当，不如少盖，印章印泥不佳，倒不如不盖好。

盖二印，不可东倒西歪，如何盖法，用力轻重，印章印泥保养，一切要潜心研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画上不可题上粗俗字题，致影响画面美感，就未能免俗了。

书法四联首幅，右上可盖印首小长形章，其馀不可盖，如统统盖上，行气就破坏了。

常用落款用词

一、称谓

⒈长辈：吾师、道长、学长、先生、女士(小姐)；

⒉平辈(或小一辈)：兄、弟、仁兄、尊兄、大兄、贤兄(弟)、学兄(弟)、道兄、道友、学友、方家、先生、小姐、法家(对书画或某一方面有专长之称)；

⒊关系较亲密：学(仁)弟、吾兄(弟)；

⒋老师对学生：学(仁)弟、学(仁)棣、贤契、贤弟；

⒌同学：学长、学兄、同窗、同砚、同席。

二、上款客套语或敬词

雅赏、雅正、雅评、雅鉴、雅教、雅存、珍存、惠存、清鉴、清览、清品、清属、清赏、清正、清及、清教、清玩、鉴正、敲正、惠正、赐正、斧正、法正、法鉴、博鉴、尊鉴、肠鉴、法教、博教、大教、大雅、补壁、糊壁、是正、教正、讲正、察正、请正、两正、就正、即正、指正、鉴之、正之、哂正、笑正、教之、正腕、正举、存念、属粲、一粲、粲正、一笑、笑笑、笑存、笑鉴、属、鉴、玩

三、下款客套语或敬词

⒈书法题款用：敬书、拜书、谨书、顿首、嘱书、醉书、醉笔、漫笔、戏书、节临、书、录、题、笔、写、临、篆；

⒉绘画题款用：敬、敬赠、特赠、画祝、写祝、写奉、顿首、题、并题、戏题、题识、题句、敬识、记、题记、谨记、并题、跋、题跋、拜观、录、并录、赞、自赞、题赞、自嘲、手笔、随笔、戏墨、漫涂、率题、画、写、谨写、敬写、仿；

⒊篆刻边款用：刻作、记、制、治石、篆刻。

四、书法作品落款时间的农历传统雅称摘要

⒈一月：孟春、初春、上春、端月、初阳、端春、孟陬、春阳、首阳、肇春；

⒉二月：仲春、仲阳、仲钟；

⒊三月；季春、暮春、契月、花月、晚春、嘉月、蚕月；

⒋四月：孟夏、初夏、首夏、维夏、槐夏、余月、清和月；

⒌五月；仲夏、超夏、榴月、蒲月；

⒍六月：季夏、晚夏、杪夏、暑月、荷月、、极暑、且月；

⒎七月：孟秋、初秋、少秋、新秋、肇秋、初商、兰月、凉月、相月；

⒏八月：仲秋、仲商、桂月、壮月；

⒐九月：季秋、暮秋、晚秋、杪秋、杪商、季商、季白、菊月、咏月、玄月、穷秋；

⒑十月：孟冬、初冬、上冬、阳月、坤月、吉月、良月；

⒒十一月：仲冬、子月、葭月、畅月；

⒓十二月：季冬、暮冬、杪冬、穷冬、严冬、严月、嘉平月、腊月、除月。

中国书画宣纸尺寸

一、三尺宣纸——规格为100×55（长×宽）（单位：CM）

⒈三尺全开：100×55（标准三尺）

⒉大三尺：100×70（标准三尺长度不变，宽度为二尺）

⒊三尺加长：136×50

⒋三尺横批：100×55（标准三尺）

⒌三尺单条（立轴）：100×27（标准三尺长度不变，宽度1／2）

⒍三尺对联：100×27（标准三尺长度不变，宽度1／2）

⒎三尺斗方：50×55（标准三尺宣纸长度1／2，宽度不变）

二、四尺宣纸——规格为138×69（长×宽）（单位：CM）

⒈四尺全开：138×69（标准四尺）

⒉四尺横批：138×69（标准四尺）

⒊四尺单条（立轴）：138×34（标准四尺宣纸长度不变，宽度1／2）

⒋四尺对联：138×34（标准四尺宣纸长度不变，宽度1／2）

⒌四尺斗方：69×68（标准四尺宣纸长度1／2，宽度不变）

⒍四尺三开：69×46（标准四尺宣纸长度1／3，宽度不变）

⒎四尺六开：46×34（标准四尺宣纸长度1／3，宽度1／2）

⒏四尺四开：69×34（标准四尺宣纸长度1／2，宽度1／2）

⒐四尺八开：35×34（标准四尺宣纸长度1／4，宽度1／2）

三、五尺宣纸——规格为153×84（长×宽）（单位：CM）

⒈五尺全开：153×84（标准五尺）

⒉五尺横批：153×84（标准五尺）

⒊五尺单条：153×42（标准五尺宣纸长度不变，宽度1／2）

⒋五尺对联：153×42（标准五尺宣纸长度不变，宽度1／2）

⒌五尺斗方：77×84（标准五尺宣纸长度1／2，宽度不变）

四、六尺宣纸——规格为180×97（长×宽）（单位：CM）

⒈六尺全开：180×97（标准六尺）

⒉六尺三开：60×97（标准六尺宣纸长度1／3，宽度不变）

⒊六尺对联：180×49（标准六尺宣纸长度不变，宽度1／2）

⒋六尺斗方：90×97（标准六尺宣纸长度1／2，宽度不变）

五、七尺宣纸——规格为238×129（长×宽）（单位：CM）

⒈七尺全开：238×129（标准七尺）

六、八尺宣纸——规格为248×129（长×宽）（单位：CM）

⒈八尺全开：248×129（标准八尺）

⒉八尺屏：234×53

⒊八尺斗方：124（cm）×124（cm）

七、一丈二尺宣纸——规格为367×144（长×宽）（单位：CM）

⒈一丈二尺：367（cm）×144（cm）

⒉大一丈二斗方：180（cm）×142（cm）

⒊小一丈二：360（cm）×96（cm）

八、一丈六尺宣纸——规格为503×193（长×宽）（单位：CM）

⒈一丈六尺：503×193

九、一丈八尺宣纸——规格为600×248（长×宽）（单位：CM）

⒈一丈八尺：600×248

  转网友一字不缺的将进酒欧楷集字

只为意识形态服务，不顾百姓死活的对外援助

---中国对外援助反思录

 (注:本文资料均摘自网络以往新闻稿,非本博所作)

一、改革开放前：对外援助政治挂帅，远超国力

1976年以前，中国已经援助了110多个国家

1950年7月，蒙古国请求支援劳动力，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对外援助。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而援助的项目也非常的多，现汇、技术、物资、工程，乃至劳动力……不一而足。

50年代，中国援助的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在越南内战结束之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有增无减，提供了巨额的无偿现汇援助、援建了许多工厂、送去了海量的物资，完全把越南当做了兄弟，无所不给，在送去的物资中甚至还包括香烟、中成药、葡萄干和酒等等。…[详细]

我国对外援助始于1950年。改革开放前的28年(1950-1978年),我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是向受援国提供贷款或无偿援助。这一时期,我国所提供的贷款一般都是无息贷款；对外援助的方式一般为成套项目援助、技术援助、物资援助及现汇援助等。

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 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到1985年,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支出达人民币411.8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 的1.73%。其中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为158.72亿元,占38.54%；物资援助为225.74亿元,占54.82%；现汇援助为27.35亿元,占 6.64%。

这些援助,为我国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政治、外交关系的发展。但这一时期的对外援助由于规模庞大、援助数额高,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实力,加重了国民经济的负担,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很大调整,对外援助的方式、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那种片面单一的方式,而朝着互惠互利、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此前我国在此方面存在的误区和意识形态争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很有必要。

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赴朝作战。从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值人民币72952万元的 战争急需及人民生活必需的物资。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国又再无偿赠送朝鲜8亿元人民币,并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恢复重 建。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伤亡及失踪近40万人,全部战争费用高达100亿美元。但如今朝鲜教科书和许多资料宣传的却是:“在金日成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朝 鲜人民军击退敌人的突然进攻,转入反攻,并以连续打击和围歼战置敌人于被动地位,在短时间内解放了南朝鲜的广大地区。全国军民为金日成主席精力充沛的领导 所鼓舞,发挥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痛歼敌人,终于取得了祖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1950年1月,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 和国并与之建交,周恩来向越方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 吨大米。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76亿人民币的援助。1955年7月,胡志明率团访华,中国决定再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 币,包括提供设备、物资,恢复交通设施、尤其是铁路交通,派遣专家、顾问,接收近千越南实习生等。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 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越 方是无所不要,中国是无所不给。

“交钥匙”的援助方式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

1956年,中国开始向蒙古提供经济技术援 助,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无偿援助蒙古1.5亿元人民币。1958、1960年又向蒙古提供两笔长期低息贷款,由于蒙古缺乏技术力量,援 助项目都采取“交钥匙”方式,即中国包揽一切,全部建成后把钥匙交给蒙方就行了。到1964年,共建了2座火力发电厂、毛纺织厂、玻璃厂、造纸厂、砖瓦厂、蔬菜农场、养鸡场、医院、疗养院、6座桥梁等21个项目,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中国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

1959-1979年,中国援助老挝达10亿元人民币,其中5000万元外汇贷款之外,其余均是无偿援助。

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是从1956年援助 埃及开始的。这年11月,中国向埃及提供了2000万瑞士法郎现汇的无偿援助,稍后又向阿尔及利亚无偿提供价值人民币7000多万元的物资和现汇援助。 1960年,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但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

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全长 1860.5公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此时中国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 一片混乱,却满口应承下来,1970年正式动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难,地质十分复杂,许多地段荒无人烟,气候炎热,中方先后派出工程技术人员5万 人次,高峰时有1.6万人在施工现场,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百万吨。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至1976年5月全线通车。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1958年至 1963年,这个中国最困难的时段,中国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 目。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 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 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

1970年中国与朝鲜签订了中国给予朝鲜无偿军事援助6亿元的协议,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 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这时期又援建了20万千瓦火电厂、平壤地铁等项目,而多少中国的重要城市,到现在也没有地铁。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 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中苏关系紧张之后,中国更加扩大 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 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 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以总参谋长罗 瑞卿任组长的援越运输领导小组,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 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 命全部撤回国内,但1440多位烈士的遗骸留在了越南。

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向越提 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 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 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 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1972年中越签订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的协 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 25.39亿元。

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 200亿美元,……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二百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三亿多米布,三万多辆汽车,……中国帮助 越南修建了几百公里铁路,供应了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当越南粮食歉收时,中国援助了越南五百多万吨粮食。当中国有了大庆石油,刚刚能够自给的时候,就尽 力供应越南近二百万吨汽油,同时,还援助越南三千公里以上的油管,……最特殊的是,中国还援助几亿美元外汇,供越南机动使用”(黄文欢《越中友好与黎笋的 背叛》,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3页)。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到上世纪7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中 国发现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则是“中粮”。

“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

从1954年起，中国向阿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给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广东东莞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至 1978年6月底，中国帮助阿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等工业企业和通信、广播、电视等设施，共计承担了142个项目，其中建成的92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为建设这些项目，中国先后派出近 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1公顷地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军援项目之繁、数量之大，也远超出阿实际需要，而这一切，阿似乎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盏绝无仅有的“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了苏联的援助。

据1970年代初任驻阿大使的耿飚将军回忆，阿第一书记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总理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中国援助阿尔巴尼 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阿，谢胡陪同参观某地，往返途中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求援助。李先念问，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阿提出要有自己的“鞍钢”，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下一个五年计划要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要援建电视台，计划在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

由于中国对阿是倾其所有，“有求必允”，阿尔巴尼亚也就心安理得。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便销往中国，倒过来竟然赚的还是中国的钱。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要中国的机器设备，指定要意大利的，中国动用外汇买来意大利的给安装，坏了之后，阿方又提出要中国再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阿方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而众所周知，中国自己国内用的却是木杆，水泥杆都很少，更别说是稀缺的优质钢管。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阿 方 用 来 到 处 建 烈 士 纪 念碑———2.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中国援助的化肥，到处乱堆，任凭日晒雨淋。这些情况，耿飚了解之后，还不敢随便向中央汇报，担心被扣上“反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的大帽子。

1970年以后，中阿关系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之后，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接受其生产的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急需的东西。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 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 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提供需要的原油、沥青。在1976年11月阿劳动党七大以后，开始公开攻击中国。中国被迫于1978年7月终止对阿援助。

援外支出高达国家财政支出7%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 .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975年8月18日，中柬经济技术合作协 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中国承诺向柬提供价值2.26亿元人民币的无偿军事援助。那几年，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宾，就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

1971-1975年，随着“文革”后期极“左”思潮恶性发展，中国对外援助支出也猛增，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5.88%，其中1973年高达6.92%。

1971年，中国的援外总额度为74.25 亿元人民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受援国甚至向中国伸手要外汇帮他们偿还债务。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我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 1973年、1974年依次为6 .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 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三和一少”还是“三斗一多”

总之，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对外援助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在对外关系上也搞政治挂帅，这是国内“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意识形态在对外交往问题上的反映，并对比较实事求是、主张量力而行的干部，乱打棍子、乱扣帽子，将之攻击成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从而使这种畸形的对外援助方式在错误的轨道上愈走愈远，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962年2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与其他几位部领导联名给中央写信，主张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然而，他们这些建议后来竟被罗织成是主张“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的“三和一少”的罪名。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对外联络工作的康生感到中联部批评的，正是他一直热衷和极力推行着的一套，即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提出了反对主张。“文革”开始以后，康生更把所谓“三和一少”的帽子拔高到 “三降一灭”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印度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在这种极“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与苏联关系紧张后，未能真正消除的传统大国心态，与要做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不期而遇，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爱面子、图虚名，轻实利，打肿脸充胖子，而忽视了国内的艰难困苦。而且，这种单方援助、不能互惠互利的关系，也并非真正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没有互利，何来平等？一方是施与者，一方是受惠者，久而久之，关系必然变质，也使中国外交长期建立在一种畸形的基础之上。

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对外援助

这种并未真正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外交往，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一穷二白”，本来还是急需外资、外援的国家，相反，却实行了数额巨大的对外援助，这严重脱离了国内经济实力，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建设。三年困难时期，国内正面临非常严重的大饥荒，却仍在大量援助其他国家以粮食。1971年底，给巴基斯坦的援助增加至5亿元，严重影响了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诚然，中国在国际上需要朋友，需要摆脱外交上的孤立状态，中国的做法客观上有政治的和战略利益上的需要，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以这种让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裤带、甚至不惜代价交穷朋友、弱朋友的办法，是一种最不经济的办法。而且，如果说对外援助最初还有既考虑意识形态、考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又考虑国家利益的因素，但随着“左”的思想的发展与升级，随着与美对抗又与苏交恶，在国际关系上自恋、赌气的色彩愈来愈浓之后，对外援助政策的制订，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愈来愈低，出于意识形态狂热综合征发作的因素越来越大。例如，对中南欧的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与对朝、对越的援助相比，地缘战略的因素就要微小得多，显然就极少有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的成分。而即使是对近邻国家，中国的反应是否就是绝对必要、绝对正确呢？

在此，笔者还想指出的是，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通过对外援助，获得了政治的、国家安全方面的回报，其中必然提到的一个最显著的政治回报，就是支持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客观上来看，把联合国席位的争取，与牺牲数亿还处于贫困线之下的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准之间来做一权衡，其实是见仁见智的。其次，从安全利益方面来说，对外援助是支持了中国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这也是阿尔巴尼亚等国向我国索援最重要的筹码，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中苏之间的绝大多数争论是多么无谓！对于受援国来说，本来是苏联给该国援助，现在没有了、不给了，反过来，把原来苏联向别国承担的或不愿承担的包揽过来，都需要由中国来援助。为了让一些国家不完全倒向苏联，中国加大了援助。而且，苏联本来是中国最重要的同盟者、支援者，吵来吵去之后，后来竟成了在边境陈兵百万、威胁巨大的敌对国，这又何尝是取得了国家的安全利益？

实际上，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外交领域与国内许多领域一样，同样是重灾区，如果没有后来的改弦更张，中国人民不知还要为之付出多少得不偿失的代价。

凡是“兄弟们”的要求，中国有求必应

据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这样的要求几乎是来者不拒，就算自己节衣缩食，也一定要尽力满足“兄弟们”的要求。这些对外援助都被当做是最为严肃的政治活动进行，美其名曰国际主义。

中苏翻脸之后，为了让一些国家不完全倒向苏联，中国更是加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和力度。而这些国家，也因为支持了中国，得不到苏联的援助了，因此对中国要求颇多且理直气壮，阿尔巴尼亚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阿第一书记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阿总理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详细]

中国商务部的预算让不明就里者有些吃惊。

4月6日，商务部公布了2010年度该部门的财政收支预算信息，支出总额为151.57亿元。其中，外交支出是占比最大的支出项目，总额高达140.6亿元，而对外援助总额为130.85亿元，占财政拨款总支出89.8%。

几乎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政府在纽约举行了一个海地重建筹款会议。超过50个国家共捐助了53亿美元。但中国仅捐助了150万美元，与冈比亚和摩纳哥差不多。5/6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揶揄说，这些钱甚至还不够买上海郊区的一栋别墅，中国花钱的方式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的地位越来越不相称。

中国数额巨大的对外援助，究竟去了哪里？起到了什么作用？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变，对外援助的思路和理念也应该与时俱进了。

对外援助曾是“严肃的政治活动”

中国的对外援助，从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已启动。

据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1955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在标明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的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1500吨至2000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

到1960年底，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提交的报告称，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中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骂苏联的赫鲁晓夫，给了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著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大饥荒时期。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Shyti)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这段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数额非常之大。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

这些援助，都是作为严肃的政治活动进行的，美其名曰“国际主义”。

“绝不附带任何条件”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圣经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也进行了改革和调整，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的内容，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的实际状况，对外援助金额并没有相应大幅增加。

1995年是中国对外援助框架全面改革的转折点，其目标是根据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提出的“经贸大战略”，把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经济合作结合起来，运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需要追求对外援助形式的多样化，同时兼顾受援国和中国双方的利益。此后，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贷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合资合作项目开始受到更大的重视和鼓励。

而今，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由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三部分组成。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自1995年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以来，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向74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各类项目252个。

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从整体上讲，对外援助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基本指导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奠定这一基调的是周恩来。1964年，周恩来访问非洲11国途中，在马里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主张，其中第二条一直被奉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圣经”：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不干涉内政做法遭质疑

然而，中国尊重受援国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做法遭遇西方的质疑。

美国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学者费恩波姆（EvanA.Feigenbaum）在《外交政策》双月刊发文称，中国的援助或贷款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中国从不过分关心减少贪污，提高透明度，或者提高私营公司的条件；相反，它通常要求受援国家，购买中国产品或者雇佣中国工人。例如，最近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100亿美元贷款，对土库曼斯坦的40亿美元贷款，以及对塔吉克斯坦的6300万美元贷款，对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决策改革几乎没什么效果，对政府治理的提高就更没什么作用了。

文章认为，向世界其他国家捐款时，中国不遵守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制定的规则。中国的贷款通常是秘密协商，没有传统的附加条件，往往提供给那些西方国家资金害怕去的地方。中国既投资也捐助，比如去年它对阿富汗的7500万美元贷款后来就变成了援助。

文章还批评说，中国一般喜欢单独行动，很少有与其他国家或机构的合作或协调。

对中国的提供援助却不提附加条件的做法，美国官方也予以反对。

2008年3月18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以“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为主题的听证会。应邀出席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在会上对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政策提出质疑，称中国的政策可能阻碍美国、欧盟等援助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发展、保持政治稳定”方面的努力。

柯庆生表示，中国近来通过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在经济领域“大举进犯”第三世界，尤其在非洲、拉美和太平洋地区，并通过经贸手段加深与这些地区国家的政治关系。中国的政策与美、日、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援助方“以外援为杠杆，促进受援国改善人权、进行改革”的政策完全相反。

他说：“我们很担心与国际社会不协调的中国外援项目，将抵消其他援助方促进良政、提高透明度的努力。我们认为，提供附带这些条件的援助项目才是促进第三世界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最好方式。”

外界中国对外援助不考虑人权的指责，集中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苏丹政府受到众多联合国决议的谴责，中国对苏丹给予了积极的对外援助，但由于中国注重平等、互利、透明和不排外的经济合作，并坚持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原则，一开始并没有对苏丹的人权状况予以特别的关注，后来苏丹人道主义危机升级，中国非常被动，奥运前夕，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宣布放弃奥运会闭幕式艺术顾问角色，引发全球舆论界哗然，原因就是中国对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不作为”。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周琪撰文认为，由于中国在近代所遭遇的百年屈辱，中国对西方列强侵略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记忆犹新，因此对尊重主权的外交原则更为重视。但是，如果中国要想向世界显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就必须在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和在国际上促进人道主义危机解决方面做出适当的平衡。忽略人道主义问题而坚持完全不介入的做法，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中国对外援助和贷款方式正在改变

面对外界压力，中国的对外援助也与时俱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合作越来越多。在中国资金改变世界的同时，中国自身也在被改变。

1997年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2000年中国又向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10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多边援助。参与多边援助表明中国对外援助观念的重大转变。

转折点在2007年。这一年，中国加入了国际开发协会的捐助国名单，该协会是世界银行下属机构，专门为最贫穷的国家提供无息贷款。

当时，此举引起西方媒体热议。BBC评论说，中国在8年前还是国际开发协会的受援国，如今首次从受援国转变为捐款国，“具有很大象征意义”。而“德国之声”则认为，这种“象征意义”不可小看，这将是一个转折的开始，中国总的趋势是从受援国完全变成出资国。那么，中国就真正走出了第三世界。

当然，这些都是小变化。但是对长期以来一直在国际舞台独舞的中国来说，以前这是很难想象的。随着中国逐渐强大，它将会受到更大的压力放弃单打独斗。一方面，中国继续寻求在国际多边贷款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投票权。中国将面临自身贷款政策与这些国际组织规定的矛盾。实际上，中国的贷款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推动了这些机构的改革。

“中国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几内亚财政部的一位资深经济学家去年对《纽约时报》表示。“他们不再会向一个不稳定国家的不确定市场中注入50亿美元。”这很重要，提醒人们，在中国迄今改变世界的同时，与世界更紧密的联系也在改变中国。

后果：中国的援助已经超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力并不雄厚，但是却常常是宁愿自己喝粥，也要让“兄弟们”吃上肉。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其实，当时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助，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当时财力有限，但是还是承接下来，施工条件极为艰苦，最终中方59人牺牲。这几乎是倾举国之力来进行对外援助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1973年之后，中国的这种超过国力的对外援助才逐渐地扭转过来。…[详细]

反思：出于意识形态的狂热援助得不偿失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通过对外援助，获得了政治、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回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支持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美对抗，与苏交恶，在对外援助上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越来越低，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狂热因素越来越大。早在1962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经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已经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接受，相反，在文革中，王稼祥还因此受到严厉的批判。…[详细]

二、改革开放后：走向理性，但是也有质疑

经济诉求超过了政治诉求，并且学会量力而行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的内容，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的实际状况，对外援助金额并没有相应大幅增加。1995年以后，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贷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合资合作项目开始受到更大的重视和鼓励。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自1995年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以来，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向74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各类项目252个。此外，中国也继续援助了很多的工程和对外项目，包括铁路、公路、工厂等等。…[详细]

质疑一：绝不附带任何条件，有时会导致负面效应

从1964年开始，不附带任何条件一直都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圣经”。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一主张也逐渐受到很大的质疑。

美国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学者费恩波姆在《外交政策》双月刊发文称，中国的援助或贷款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中国从不过分关心减少贪污，提高透明度，或者提高私营公司的条件；相反，它通常要求受援国家，购买中国产品或者雇佣中国工人。文章认为，向世界其他国家捐款时，中国不遵守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制定的规则。中国的贷款通常是秘密协商，没有传统的附加条件，往往提供给那些西方国家资金害怕去的地方。这样一来，很容易变相地支持了腐败、黑暗的政权。…[详细]

质疑二：中国习惯“单打独斗”，较少参加国际合作

今年4月6日，商务部公布了2010年度该部门的财政收支预算信息，支出总额为151.57亿元。其中，外交支出是占比最大的支出项目，总额高达140.6亿元，而对外援助总额为130.85亿元，占财政拨款总支出89.8%。几乎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政府在纽约举行了一个海地重建筹款会议。超过50个国家共捐助了53亿美元。但中国仅捐助了150万美元，与冈比亚和摩纳哥差不多。5/6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揶揄说，这些钱甚至还不够买上海郊区的一栋别墅，中国花钱的方式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的地位越来越不相称。中国的对外援助习惯“单打独斗”，而较少参与国际合作，这一点常常被诟病，随着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更多地负起责任，参加到国际合作当中来。…[详细]

面对质疑，中国也在不断进步，迈向负责任大国之路

在不干涉内政和促进解决人道危机之间做出平衡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周琪撰文认为，由于中国在近代所遭遇的百年屈辱，中国对西方列强侵略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记忆犹新，因此对尊重主权的外交原则更为重视。但是，如果中国要想向世界显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就必须在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和在国际上促进人道主义危机解决方面做出适当的平衡。忽略人道主义问题而坚持完全不介入的做法，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详细]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也曾经指出，假如援助对象有一个负责的政府，不加条件很好，能获得对方政府和人民的感谢赞赏。但如果对方政府或主要领导者胡来，援助时还不附加条件，后果就会非常负面。最直接的损失是，宝贵的援助没有被用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项目上，而是被贪污或浪费了。中国还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程序，来确定如何对外国进行对外援助，这一点也需要加强。…[详细]

中国官方出版物最早提“负责任的大国”，据我看到的资料，是在1999年。以前，政府对这个概念不大接受。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内，中国大部分时候在参与国际事务、担负责任时，比较低调。国际上认为，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体系一个重要参与者与得益者，假如继续少负责任、多得好处，那就成了搭便车者。起初，中国的人均收入和经济实力太低，国际舆论尚能谅解。1990年代中期以来，对此就越来越不能接受了，因为中国越来越让别国觉得非常有钱。

负责任的大国是个很宽泛灵活的概念，不仅指现在全球经济要中国起“火车头”之一的作用，在战争与和平等传统的国际安全上，在气候变化、跨国流行病、跨境犯罪、国际洗钱、非法移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的国际安全方面，更要求中国起重要作用。

中国究竟在哪些方面应该负起责任、负多大，这是个持续的国际互动过程。有时想负责任，能力未必达到，有时不想负责，却又不得不承受负担。要在国际上获取长期利益，就不能被国内愤青和民粹主义误导，而须站在比较的和历史的高度，选择即便不是最佳、至少也是中上水平的方法。

两个案例，给我们有启发的经验指标。一个已经在做，就是中国军舰索马里护航，赢得国际上普遍肯定。从1949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多数时候是不赞成国际水域护航的，因为那时是西方列强在做，他们有全球市场，其军事力量，包括海军、航空兵也是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现在中国与其他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参加了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也有海外利益，就要像他们一样，充分利用国际法，以较小的成本保护国家长远利益。以后恐怕还要逐步在重要国际航道的周边租用别国的港口设施，乃至于在突发危机关头派地面部队赴海外，保护本国的重大利益点。

第二个案例，是今年年初起，香港和国际媒体调查报道，非洲某国总统在香港买了豪宅。这只是该国总统一系列挥霍公款事件中的一例。他在香港就读大学的女儿不能拿奖学金，每年至少十几万港币的费用从哪里来？多半也是公款。香港很多报刊报道，其第一夫人也是国际上出了名的购物狂。2003年在巴黎旅行，一天就花了十几万美元，在新加坡机场免税店购物小推车用了15个，2006年到越南，买小雕像花了8万多美元，一个手袋，12000美元。

在1980年代，他是非洲最被看好的政治家之一，但现在他管理的国家，是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中最穷的之一，近几年的失业率高达80%，除了军人和政府雇员，民间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工作。而且通货膨胀率居然达231万倍，几乎每个大人都是亿万富翁，因为最大面额的钞票是1000亿，只能买大半个面包，整个货币体系失去意义。全国人口有1500万，700万人要国际粮食援助。由于卫生、营养差，很多人死于霍乱。简言之，这是一个失败国家，政府管理混乱不堪。

问题在于，过去多年来，该国最重要的外援就来自于中国。同时，中国也是它最重要的投资国之一，它有很多资源。2008年该国向中国要求20亿美元的贷款，以挽救崩溃的经济。这么多年来，中国给了该国许多经济和军事捐助，有多少被其贪官捞进口袋，搞不清楚。

以前，中国经常批评西方国家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时，提了很多附加条件，说自己对它们的援助是无条件的。假如援助对象有一个负责的政府，不加条件很好，能获得对方政府和人民的感谢赞赏。但如果对方政府或主要领导者胡来，援助时还不附加条件，后果就会非常负面。最直接的损失是，宝贵的援助没有被用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项目上，而是被贪污或浪费了。更要命的是，这种援助，基本上不能给中国的长远发展带来好处。本来，该国重要的资源能被中国购买，该国市场能成为中国产品的销售地。如果对方国家动荡不安，原料、市场就都靠不住。我在国外经常听到埋怨，说他们政府那么腐败，中国怎么还提供给他们那么多钱。好几个国家的大学生组织与NGO，都有这样的抱怨。

显然，不是所有的附加条件都是有道理的，但也有一些非常必要。以前西方国家在给援助时，也没有附加条件，尤其冷战时期，只要你站在他的同一战线，不管政府在本国如何胡来，都给援助。但后来发现，这些政权极不稳定，经常破产或被推翻。大量投资没回报，他们也还不起债。于是西方国家吸取教训，要求对方提供每一笔大额贷款的用途细节，原来答应的效果怎么样，哪些方面完全失败，要有透明度。

近年来，中国与全球互动大增，现在向中国要钱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尤其是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下第三世界的穷国。怎么发展出一套对中国长远利益有好处，对中国国际形象有提升的对外援助规则和程序？

考察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可以使我们以较快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参照这些更有效的规则，能使中国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长期得以维护，同时，避免掉进援外的陷阱——不少国际舆论说中国是腿陷得较深的一个。

比如，以前南非大力援助津巴布韦，南非民主化后，也不愿把很多钱砸到那里去。种族主义统治结束后，黑人政治家上台，南非近几届总统都是以前反对种族主义的战士，纯粹从种族角度讲，应该更会大量援助穆加贝。但他们发现不行，于是增加了很多条件。前几年，津巴布韦向南非要10亿美元贷款，南非说要有条件，并只借给他们一小部分，转身津巴布韦又找中国借20亿美元，中国有所警惕，没给那么多，后来给的援助，也是粮食。不过，中国还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规则与程序，来裁定究竟如何给外国提供援助。

西方工业化以前，中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大国之一。对那些来朝进贡的藩属国，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面子给他们很多财物。小国得到的甜头太大，每年就要求多派几次朝贡，后来皇帝就支撑不下去了。中国多方位（还不是全方位）的国际交往是这二十多年的事，这么短的时间，虽然有很多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但需要改进的也还很多。在国际舞台上如何长袖善舞，要留心老牌工业化国家怎么做，研究别人如何运用国际上大部分玩家认同的游戏规则，来保护本国的长远利益。只有在包括经济贸易、军事利益、国际安全、国家信用等有形与无形资产众多的方面，都得到长远保障，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才能用比较小的投入，获得长远的多种利益。否则，很容易出于好心而给别人背黑锅。

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

1997年，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2007年，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点——中国加入了国际开发协会的捐助国名单，该协会是世界银行下属机构，专门为最贫穷的国家提供无息贷款。BBC评论说，中国在8年前还是国际开发协会的受援国，如今首次从受援国转变为捐款国，“具有很大象征意义”。而“德国之声” 则认为，这种“象征意义”不可小看，这将是一个转折的开始，中国总的趋势是从受援国完全变成出资国。那么，中国就真正走出了第三世界。当然，这是双方面的，中国的贷款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这些机构的变革。…[详细]

不断调整的理性援助其实也是迈向负责任的大国必经之路

近十多年来，中国开始提出“负责任的大国”这个概念，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中国能过承担的也越来越多。负责任的大国是个很宽泛灵活的概念，不仅指现在全球经济要中国起“火车头”之一的作用，在战争与和平等传统的国际安全上，在气候变化、跨国流行病、跨境犯罪、国际洗钱、非法移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的国际安全方面，更要求中国起重要作用。…[详细]

所以，中国不断理性调整的对外援助之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条迈向负责任大国必经之路。

当今毛左是糊涂上当的反动派

利益集团是清醒明白的反动派

宣昶玮

反动派者，一个社会中的反进步势力也。

在社会变革时期和社会政治动荡时期，反动势力和进步势力的斗争尤为激烈也：于是则有反动派与进步派之斗争也。

吾今日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变革时期，各种政治势力利益势力纷纷登台呐喊宣扬自己的政见观点，力图影响社会格局以争取自己之利益也。而当今中国毛派左派和权贵利益集团派是其中两大特别政治派别也。

毛派左派、中国权贵利益派之所以说是当今中国两大特别派别，乃因为他们虽然骨子里一为百姓大众争利益，一为权贵争利益，本是互为仇敌之一对不共戴天之冤家对头，可今日中国这一对冤家仇敌却结成了事实上的反动派同盟：因为他们长期一起共同对付进步派也。

若论今日中国，政权内的权贵利益集团乃当今中国第一大反动派也：因为当今中国权贵利益集团的行动总纲领是“全面阻挡中国社会进步”，所以中国利益集团是当今第一大反动派。

关于中国利益集团的社会实践政治总纲领是“全面阻挡中国社会进步”，宣昶玮有专门的研究。宣昶玮发表了《特权集团全面阻挡中国社会进步，是这个时代的最大问题》：在该文中作者列举了这个利益集团全面阻挡中国社会进步的二十二条事实，无一不证明中国利益集团是当今中国的最大的全面阻挡中国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进步的政治集团；而全面阻挡社会进步者，当然就是反动派了。因此，今日中国利益集团是当今中国的不折不扣的第一大反动派。

而今日中国毛左派，则是当今中国第二大反动派：关于这个问题，这里还要给予说明。

按理说毛左派骨子里是为广大的平民老百姓争取利益的政治派别，而他们的行动宗旨也是为了这个大目标。但是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不折不扣的真正反动派：因为毛左派的所作所为大都是对抗和反对中国进步政治势力的：例如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几乎全部是帮助中国权贵势力去攻击民主派的。如果你仔细看左派历来的所作所为，他们除了当中国权贵集团的帮凶外，也没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因此实际上当前的中国左派就是地地道道的反动派了。

在这方面，尤以那个“乌有之乡”最为典型。每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呼吁民主的时刻，“左派理论家”就心急火燎地跳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左派群众充当为中国特殊利益集团解围解忧的政治打手：西山会议如此，反对普世价值如此，什么宪章出来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些活动都是试图促进中国的民主与政治进步，试图使中国社会变得公平与透明一些，使人民能够有一些参与中国政治生活的权利；可是，在左派的这一窝蜂式的攻击与围剿之下，呼吁民主的声音一概受到重创，一概受到左派的群起而攻之，再加上成千上万的暗中煽风点火的“五毛”，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左派理论家”的声嘶力竭的狂叫，在这些人的联合行动之下，于是民主势力受到了重重的打击；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嘴都乐歪了。

毛左派又竭力攻击江西下岗职工刘萍参加人大代表的竞选：本来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刘萍，参加地方人大代表的竞选，那是中国老百姓打算切实通过合法的政治途径参与中国政治的行为，而且是让中国权贵利益集团最害怕的老百姓“名正言顺”地打破权贵利益集团专制政治统治中国的机会，是真正的为中国老百姓争取参与国家政治的大好机会！然而毛左派这个时候却配合中国专制的权贵利益集团往下岗职工刘萍身上大泼污水！说什么下岗职工刘萍是美帝国主义试图颠覆中国的代理人云云！

毛左派这个样子，完全成了中国权贵利益集团凶恶的政治打手：说他们是今日中国的第二大反动派，难道冤枉他们了么？！

由于中国权贵利益集团就在政权内部，能够动用政权的情报、维稳、安全、法律、报刊舆论以及政权的各个机构，来为他们的只做不宣的全面阻挡中国社会进步服务；这个集团又安排了像张宏良这样的奸细打入毛左派内部引导毛左派攻击利益集团的敌人，所以种种条件促成了中国的权贵利益集团力量空前强大，因此成了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反动派势力。

毛左派由于是在野的势力，不掌握情报、维稳、安全、法律、报刊舆论以及政权的各个机构，因此力量没有利益集团强大，只能在舆论上和社会上制造一些事件，来起到打击其他要求进步的政治派别的作用；或者为利益集团某个阴谋的实现起到重要的促成作用。例如利益集团暗中安排薄熙来将来夺取国家最高领导权，毛左派就为薄熙来的成功进入中央呐喊助威，制造出的舆论也够大的了。由于毛左派无论如何都是被利用的民间派别，因此只能屈居中国利益集团之下，当了中国的第二大反动派。

现在由于中国社会是“特色社会”，这个特色词语是中国利益集团发明出来用于糊弄中国老百姓的：但特色集团的这一发明其实倒非常传神：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怎么“中国特色”那么传神那么神似呢？就因为今天中国的两大反动派都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因为他们都表里不一而且内外迥异！

先说特色集团这个中国当今第一大反动派。利益集团的骨子里是权贵特权阶级的政治集团，他们为了能够永远统治中国永远奴役人民，而暗中的实行只做不说的“全面阻挡中国社会进步”，可是在台面上、在他们把持的报刊舆论上，他们却口口声声宣扬“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群众利益无小事”……还发明了“戴着表”的“理论”，并开足国家舆论机器拚命宣传。他们这个样子，不明白中国内情的外国人，还真的以为他们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好领袖呢！

因此表里不一、特色集团宣扬的和他们实际做的是完全相反的：这就是真正的“特色”：所以他们发明的“中国特色”，还真的非常传神呢！此为一。

其二是，再看当今中国的第二大反动派毛左派的情况。

毛左派本是代表中国老百姓根本利益的政治派别，因此他们的一切主张和口号、言论，都应该是维护中国老百姓利益才对；可是现在的中国毛左派他们不去为老百姓说话；相反他们却处处去帮助压迫他们使他们下岗的权贵利益集团，打击利益集团所有的敌人：你说这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帮助自己的敌人去打击进步力量维护自己敌人核心利益的政治派别，是不是傻子派别啊？！这样的傻货、这样的反动派，是不是非常具有只有中国才有的“中国特色”啊？

这里面的根子在哪里呢？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局？

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因为中国的广大毛左派虽然大都是工农老百姓，即使不是工农的也是比较耿直的知识分子，但却头脑到底简单了些！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地想过：张宏良和黎阳之流引导他们攻击习近平的处理薄熙来、引导他们攻击民主派和反普世价值，攻击西山会议、攻击普世价值、攻击要求依法治国的国内法律界是“讼棍”、攻击江西下岗职工刘萍参加人大代表的竞选是“西方势力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重大企图”等等。毛左派这样做，到底维护了谁的核心利益呢？是维护了利益集团的全面阻挡中国社会进步的利益还是维护了中国需要各种进步的这一符合老百姓利益的利益？

首先我们请问中国的毛左派：中国的权贵利益集团最害怕什么？

他们最害怕中国社会的进步啊！

为什么权贵利益集团害怕中国社会进步？

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进步都将削弱权贵利益集团的腐败、愚弄人民、奴役人民、强奸法律的专制独裁的权力，所以利益集团最害怕中国的社会进步。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社会进步呢？

在中国实行民主、依法治国、实行宪政、保护人权、普世价值、让人民群众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力、人民有监督政府的权力……上述这些都是中国现在需要进步的方面。

按照上述的内容，显然要求中国实行宪政、民主派要求的普世价值、江西下岗职工刘萍参加人大代表的竞选、温家宝呼吁中国实行民主……等等，都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努力。

如果中国按照上述这些要求实行，那么中国社会就是切切实实地向前进步了；当这些进步发生时，那么中国权贵利益集团的想千秋万代垄断国家特权、保持他们的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特权的利益就根本被动摇了：所以中国权贵利益集团对有上述要求的民主派和温家宝、宪政派……等等恨之入骨！

如果中国真的实行民主、依法治国、实行宪政、保护人权、普世价值、让人民群众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力、人民有监督政府的权力了，很明白的是上述中国社会进步是符合中国老百姓利益的；却恰恰打击了利益集团的特权垄断利益。因为中国的毛左分子都是老百姓而不是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中国的上述进步是符合老百姓当然包括符合中国毛左的利益了！

可是今天的毛左恰恰是最反对“实行民主、依法治国、实行宪政、保护人权、普世价值、让人民群众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力、人民有监督政府的权力”：他们的攻击温家宝呼吁实行民主、攻击江西下岗职工刘萍参加人大代表的竞选、攻击西山会议上知识分子议论中国民主等等，还大肆攻击普世价值，说这些都是西方颠覆中国分裂中国的阴谋！

但利益集团对温家宝呼吁实行民主、对江西下岗职工刘萍参加人大代表的竞选、对西山会议上知识分子议论中国民主虽然是恨之入骨，但他们就是不敢公开攻击要求实行民主、依法治国、实行宪政、保护人权、普世价值、让人民群众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力、人民有监督政府的权力！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东西不能攻击！一旦他们攻击这些占据了整个人类至高无上道义制高点的东西，那么他们的声誉就更加声名狼藉了！

但是正在这样的时刻，傻了吧唧的毛左派群众却在张宏良、黎阳之流带领下，“急中国利益集团之所急”地冲锋陷阵！毛左派是一哄而上、猛烈攻击温家宝呼吁实行民主、攻击江西下岗职工刘萍参加人大代表的竞选、攻击西山会议上知识分子议论中国民主来了！

大家看啊！连当今中国最大的反动派权贵利益集团都不敢攻击咒骂的民主、依法治国、实行宪政、保护人权、普世价值、让人民群众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力、人民有监督政府的权力等等，中国的第二大反动派毛左派却是照样恶毒咒骂和攻击！

第一反动派利益集团看毛左这样出手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那是心里乐啊！

为什么中国的毛左派会长期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压迫自己的利益集团维护的他们的根基呢？就因为其实中国的大多数毛左派都是稀里糊涂分子，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卖了，还在乐呵呵地帮人贩子数钱呢！

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网民调侃毛左说：“毛左都是好孩子，就是头脑有点儿傻。”网民的意思是：毛左大都是比较耿直的也是头脑简单的分子。他们人品大都很好的，绝对不会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损事；但是正因为毛左头脑太简单，所以他们才常常被利益集团利用来为权贵冲锋陷阵。

所以当今中国的两大反动派，第一大反动派利益集团是聪明绝顶的：他们非常明白自己是反动派；也明白自己派遣到毛左派队伍中以“左派理论大佬”的面目出现的奸细引导毛左派攻击自己敌人的计策成功了；而那些充当了利益集团打手和帮凶的毛左们，尽管他们是当今中国的第二大反动派，但他们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反动派！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被中国利益集团利用的上当的反动派”：所以他们是“糊涂上当的反动派”。

于是当今中国政治舞台上就上演了第一大反动派利益集团只做不说；而中国的第二大反动派毛左派却“义无反顾”地为利益集团冲锋陷阵，并且几十年如一日地“乐此不疲”；而且这些毛左派分子被中国利益集团逼迫得下了岗强拆了房侵占了土地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还要辛辛苦苦地抽出时间来为中国利益集团在网络上和利益集团的敌人搏斗！即使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辞”！

真乃一群“赤胆忠心”人也！

我也看到有信念坚定的左派在那里和人呼吁中国一定要实行“公有制”！要坚决反击实行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实行的“私有制”！于是他为此在那里拚命攻击要求“实行民主、依法治国、实行宪政、保护人权、普世价值”等等的“右派”，声称他和“右派”不共戴天！

这个糊涂愚昧的左派分子，哪里知道他这个样子其实是在做中国利益集团最渴望的事情——即全面阻挡中国社会进步——这个左派这样攻击民主派攻击普世价值不正是阻挡中国社会进步吗！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中国利益集团的垄断国家奴役人民包括奴役这个左派分子的特权是更加稳固和强大了！而利益集团是最喜爱过西方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的！私有制更是中国利益集团的钟爱！如果没有私有制只有共产主义，那么利益集团贪污掠夺了中国人民那么多的金钱，他们到哪里去存放啊！所以私有制才是利益集团的钟爱！这个左派分子的愿望一万年也实现不了了！何况现在又有这个左派分子的疯狂保卫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呢？要知道，有了成千上万的毛左分子的死命保卫中国的利益集团，那利益集团一万年也会保持压迫奴役毛左分子的强大权力了！你们渴望的“公有制”永远也实现不了了。

宣昶玮是在天之灵毛泽东也大力支持的中华思想家；我把毛左视为同志：但却“恨你们不争气”，所以写了本文给你们猛然一击。

我的可爱的广大毛左朋友们，你们不能变得聪明一点儿么？

你们什么时候能“幡然醒悟”过来呢？

中华思想家 宣昶玮  2016年1月30日草于安徽淮南八公山下之茅草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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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幸福的奴隶乐园

原题：再认识朝鲜的“主义”——快乐幸福的奴隶

作者：闲人维杰

上文谈到朝鲜的主义，通过公有制控制天底下所有的生活物质，从而在物质上彻底奴役民众；通过思想管制封杀天底下所有不同的思想，从而在精神上彻底奴役民众；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这种双重奴役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然而，这个被外界视为悲惨的国家，大多数国民都很快乐。明明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却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没有经历过极权主义统治的人难以理解，有人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解释这种悖逆现象，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

    现代极权主义制造出快乐幸福的奴隶，这不是简单的斯德哥尔摩候群症效应，而是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综合效应。现代极权主义制度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为奴隶们建造起一个贫穷而幸福的乐园。外人看他们觉得很悲惨，他们自己却觉得很幸福。

    这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包含一系列的子工程，每一个子工程都是极权主义制度的一个体系，或叫一个体制，或叫一个机制，比如经济体制，比如教育机制，等等。一系列的子工程构建起一个庞大而严谨的社会总工程，叫现代极权主义制度。

    建造这个庞大的社会总工程，一手靠枪杆子，一手靠笔杆子；靠枪杆子制造暴力，靠笔杆子制造谎言；用暴力消灭不同思想的人，用谎言胡弄缺少思想的人，让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激情而虚幻的世界里，也就充满幸福了。

    这样说很笼统，说具体的，这话就长了。奴隶乐园也是一步一步建起来的。

第一步，制造一个共同贫穷的社区

    这是制造奴隶乐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极权主义通过公有制控制天底下所有的生活资源，剥夺了平民拥有私人财产的权益，平民只能拥有维持生存最低限度的生活物质，拥有多余的生活物质就是犯罪，甚至梦想发财也是一种罪过。

    公有制把天底下所有的平民都变得一贫如洗了，没有贫富差距了，大家也就觉得平等了。公有制打造出一个共同贫穷的社区，让平民生活在一个共同贫穷的社区里，尤其是新生代的人，生下来睁开眼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大家一样贫穷的世界，误以为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贫穷，也就不觉得贫穷是一种苦难了。

    这里说的是“社区”，而不是“社会”。现代极权主义通过户籍制与粮食配给制，把所有的平民绑定在一个“社区”里生活，而把权贵阶层的生活区与平民社区隔离开，平民看不到权贵阶层的生活状态，误以为真的平等了。实质上，权贵阶层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当年高尔基因为歌颂红色革命而成为苏共的红顶文人，苏共让他住在独立的别墅里，配有几十个佣人，其奢侈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亿万富豪，让访问高尔基的西方记者大为惊诧。

现代极权主义革命原本打着共同富裕的旗帜，蛊惑民众起来革命。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可能做到共同富裕。与其让少数人富裕，不如让大家都一样的贫穷，大家心里也就平衡了，于是痛苦慢慢消失了，幸福也就来了。

这也是人性，确切点儿说，是人的劣根性。现代极权主义统治者抓住了平民大众的这种劣根性，制造出一个共同贫穷的社区，让周边的人都变得一样贫穷了，心里也就平衡了，于是就活得开心快乐了。

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深有体会。大饥荒年代，靠野菜充饥，一年没有几天不是饿肚子。然而，我们的童年却很快乐，大家一样的贫穷，一放学就拉帮结伙到山里摘野果，到河里摸鱼，只要有少少收获，就会欣喜若狂。过年过节尝到几粒果糖，也可以让节日过得欢天喜地。这就是共同贫穷的快乐效应。

第二步：制造一个贱民阶级

    这也是制造奴隶乐园的很关键的一步。

    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劣根性，幸福不幸福主要取决于是不是比别人活得好。活得比别人好，就觉得幸福；活得比别人差，就感到不幸福。公有制把所有的平民都变得一贫如洗了，见不到富人了，心里平衡了，因此没有了卑贱感，可也因此没有了优越感，没有了优越感，也就很难得到幸福感了。

    怎么样才能让平民阶级获得一种优越感呢？现代极权主义采取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平民阶级中制造出一个更低等级的贱民，从而让大多数平民获得优越感。

    公有制把所有的平民变得一贫如洗了，不可能再通过经济手段把少数人变得更穷了，变得更穷了，也就根本活不下去了。所以说，只能通过政治手段制造出一个更低等的贱民阶级，说透了，就是使用暴力制造一个贱民阶级。

    现代极权主义制造贱民阶级的逻辑依据就是阶级斗争理论，或者说通过阶级斗争制造出一个政治贱民阶级。第一代的贱民阶级就是地富反坏，后来多出个右派。极权主义危机越严重，被打入的贱民就越多，任何人都可能由人民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从而被打入贱民阶级。

    制造出一个政治贱民阶级，让平民从中获得快乐与幸福，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   

第一个层面：让平民通过比照获得幸福感。

    通过对贱民阶级实施暴力专政，镇压，监禁，迫害，折磨，完全不把贱民当人对待。每逢节日，就把贱民分子拉出来批斗一番，游街，扫地，洗厕所，施以暴力折磨，施以人格污辱，无所不用其极。更为悲惨的是：一旦被打入贱民阶级，就累及子孙后代：一代为贱民，世代为贱民，贱民阶级的子女变成了黑五类。

    让民众天天看到隔邻的贱民过着悲惨的生活，看到贱民的子女变成了黑五类，任人辱骂，任人欺凌，稍有不满，就是反攻倒算，罪加一等，似乎永远看不到希望。有了这样活生生的比照，民众发觉自己的亲人没有被打入贱民阶级，那就是一种很幸福的事了，于是对统治者也就感恩不尽了。就好比把一些人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生不如死，从而让活在十七层地狱的人获得了优越感，也就得到幸福感了。

    第二个层面：让平民参与施虐从而得到快感。

    通过制造出一个更低等的贱民阶级，时不时把贱民分子拉出来批斗游街，并鼓动平民极积参与其中，怂恿民众对贱民施以暴力折磨，施以人格污辱，从而获得快感。

公有制把所有的平民推向赤贫，饱受饥饿与苦难的折磨，让饱受苦难的平民参与折磨别人，也就是让受虐者一时变成了施虐者，把自己的痛苦发泄在别人身上，从而获得了快感，让那些愚昧的民众还真以为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

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也是深有体会。小时候没有什么娱乐节目，仅有的几出样板戏，翻来覆去，就是斗人杀人，无不是宣扬阶级斗争，鼓动阶级仇恨。在这种极权主义文化的荼毒下，我们这一代人把残暴残忍当乐趣，把斗人杀人当乐趣，所以参加批斗会，参加公审大会，看批斗人，看枪毙人，成为我们那个年代最兴奋的娱乐盛会，就像今天的年轻人去观看刘德华的演唱会一样兴奋。每逢重大节日，把贱民分子拉出来游街爬街，恰如当今的嘉年华，万人空巷。

    改革开放几乎让所有的人生活都比那个年代好了，可却并没有让所有的人感到幸福，反而让很多的人感到不幸福。为什么？一是因为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变富裕了，不再是一样的贫穷了；二是因为改革开放取消了贱民阶级，平民阶级的优越感没有了，而有些贱民分子甚而变成富人阶级了。这样的反差让一些人无法忍受，可想而知。

    要想让卑贱的人得到快乐，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一个悲惨的贱民阶级。极权主义制度的创建者深谙此道。

第三步：制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敌人

    极权主义制度内在致命的缺陷，注定了极权主义王朝的政治危机。

    极权主义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杀富人分财产，只能给民众带来短暂的狂欢。因为公有制违逆了人性，也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凡是实行公有制的国家，经济无不陷入严重的衰退，结果给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苦难，也给极权主义制度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

    极权主义为转化这种危机，就要制造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把危机归咎于外部敌人的破坏。凡是极权主义国家，无不是在国际上故意与强国对立，甚至公开挑逗强国，引来强国制裁，然后把人民的苦难归咎于强国的封锁与制裁。甚而冒险挑起对外战争，把内部危机转化为外部危机。于是美国成为所有极权义主义国家的首选的头号敌人。这也是极权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最大的共同点。

    朝鲜人恨美国，正如我们小时候恨美国一样，其理由就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因为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导致我们经济不能发展，让我们吃不饱穿不暖。假如美帝国主义打进来，我们就要做亡国奴，女人会被抓去当军妓，男人会被抓去做苦工，所有的资源都被美帝国主义掠夺光。这可以说是一箭三雕：一是把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转移人民的视线；二是挑起人民对强国的仇恨，以此凝聚民心；三是通过制造一个敌对国家，随时可以把国内的异己分子打成卖国贼加以消灭。这是所有极权主义统治者惯用的伎俩，一年又一年地号召人民艰苦奋斗，为打败国家敌人做贡献。

第四步：制造一个悲惨的外部世界

    极权主义靠笔杆子制造一个悲惨的外部世界。

    通过垄断文化，垄断传播媒体，闭关锁国，不让平民接收到非官方的信息，不让平民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用谎言把外部世界变成人间地狱。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平民只能从官方垄断的传播媒体，看到一个由谎言制造出来的极其悲惨的外部世界。南朝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美国黑孩子天天饿肚子，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在朝鲜人看来，外面的世界就是人间地狱，饿殍遍野，罪恶遍地，到处是枪杀，到处是奸淫。

    不仅外面的世界是人间地狱，就连过去的世界也是人间地狱。用谎言制造出一个万恶的旧社会，并通过各样各种的手段，比如忆苦思甜，吃野菜吃米糠，说旧社会劳动人民就是那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无论是过去的世界，还是外面的世界，都是人间地狱，唯有我们现在的社会才是人间天堂。假如让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成功了，我们就要吃二遍苦，受二遍罪，重新回到人间地狱。

    极权主义通过传播媒体，铺天盖地夜以继日地宣扬极权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慢慢地信以为真，也就觉得这种制度很优越，自己生活在人间天堂了。

第五步：制造一个价值观颠倒的世界

    用荒谬的逻辑，把人类的苦难与罪恶归咎于私有制，归咎于私有财产，归咎于财富。财富变成了一种罪恶，越富罪恶越大；贫穷变成了一种荣耀，越穷越光荣。通过建立起一种以贫穷为荣的价值观，让平民从心底里接受贫穷，并化贫穷为快乐，在苦中作乐。

    人类自古以来是以富裕为荣，财富可以说是人生幸福的最主要的因素，人人都渴望成为富人。公有制把所有的平民变得一样贫穷了，得到平等的感觉了，心理平衡了，可贫穷饥饿总是让人难受，不快乐。要让平民在贫穷中感到快乐，传统的专制社会，主要是利用宗教信仰，让平民相信自己的贫穷是命里注定的。可极权主义宣扬唯物主义，宣扬无神论，容不下宗教信仰，所以不能用宗教信仰说服民众接受贫穷。

    极权主义要让平民从心里接受贫穷，以贫穷为乐，就必须建立起新的价值观体系。这种新的价值观把富裕视为一种罪恶，富裕会使人变坏，使人堕落；贫穷可以使人高尚。越穷越光荣，越富越可耻。阶级成分就是这样划分出来的，地主富农是可耻的人，贫下中农是高尚的人，贫穷可以让人永远保持革命精神。让平民接受了这种新的价值观，也就安于贫穷，乐于贫穷了。

    尽管这种逻辑建立起来的新的价值观，是很荒谬的，现实中人人还是希望过上富裕的生活，可是谎言一千遍一万遍地重复，也就慢慢被人所接受。虽说这种新的价值观不能舒缓饥饿带来的痛苦，可一旦饥饿被免除了，也就能接受贫穷是一种快乐了。

第六步：许诺一个未来的幸福乐园

    无论多么美妙的谎言，饥饿是骗不了的。公有制把所有的平民都推进了赤贫的泥潭，尽管用无尽的谎言来抚慰，也无法填饱人民的肚皮。极权主义唯有通过许诺民众一个美好的远景，叫人民忍受眼前的苦难，为未来的天堂而奋斗。

现代极权主义设计出一种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听起无限美好。这种美好的幻想，让多少平民热血沸腾。正是这种美好的远景，吊着平民们的胃口，以为只要跟着党走，艰苦奋斗，很快就可以实现了。

现代极权主义政治选择个别平民进入权力高层，作为平民的典型代表，大力宣扬，让平民以为自己真的当家作主了。个别平民通过投靠极权主义体制，万幸成为极权主义的点缀品，也是万幸成为时代的宠儿，挤入体制内，甚而成为体制高层的权贵。让这些典型的代表，代表人民去举手，去欢呼，去歌功颂德，甚而搞出一套像模像样的选举，指定选出一些平民做政治的点缀品，让极权主义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

    极权主义把西方民主政治说成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只有极权主义政治才是代表劳动人民的真民主。通过封杀言论自由，不让人说出不同的意见，不让人怀疑，所有的信息，所有的逻辑，只能由他们说了算，久而久之，平民也真以为只有这种极权主义制度是最合理的制度，最符合平民利益的制度了。

然而，用谎言打造出来的远景，用谎言制造的逻辑，随着极权主义内在的缺陷不断暴露出来，许下的远景越来越遥远了， 而离极权主义体制崩溃的日子也就越来越近了。

    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应该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点切身的体会，不妨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程，其中的苦与乐，也雷同与朝鲜人的苦与乐。这就是现代极权主义为人世间创造的奇迹，创造出一个幸福的奴隶乐园。

书法创作经常用到繁体字，但是繁体字的用法很多，稍不留意就会出现别字，例如：後面的“後”，和皇后的“后”，都简化为“后”，但往回推，就是两个字，写成“皇後”就不对了，下面是常用的繁体字用法，

干：對應三個繁體字：　(干)涉，(乾)燥，(幹)部; 
后：對應兩個繁體字：　(後)面，皇(后)； 
系：對應三個繁體字：　唔(系)，關(係)，聯(繫)； 
历：對應兩個繁體字：　(歷)史，日(曆)； 
钟：對應兩個繁體字：　時(鐘)，(鍾)意； 
板：對應兩個繁體字：老（闆），木（板）； 
表：對應兩個繁體字：手（錶），外（表）； 
丑：對應兩個繁體字：（醜）怪，子（丑）寅卯。 
范：對應兩個繁體字：模（範），（范）仲淹[注：姓氏]； 
丰：對應兩個繁體字：（豐）富，（丰）采；
刮：對應兩個繁體字：（颳）風，搜（刮）；
胡：對應兩個繁體字：(鬍)須，（胡）闹,（胡）亂； 
回：對應兩個繁體字：（迴）旋，(回)頭,(回)報,(回)族；
伙：對應兩個繁體字：(夥)計,團(夥)，(伙)食，(伙)房； 
姜：對應兩個繁體字：生(薑)，(姜)子牙[注：姓氏]；
借：對應兩個繁體字：(藉)口,(藉)題發挥，(借)錢； 
克：對應兩個繁體字：攻(剋),(剋)期，(克)勤(克)儉，千(克)；
困：對應兩個繁體字：(睏)倦，(睏)覺，(困)苦，圍(困)； 
漓：對應兩個繁體字：(灕)江，淋(漓)；
里：對應兩個繁體字：表(裏)不一，這(裏)，(里)程，鄰(里)關係； 
帘：對應兩個繁體字：窗(簾)，垂(簾)聽政，酒(帘)[注：旗子狀嘅標誌]； 
面：對應兩個繁體字：(麵)粉，(麵)條，當(面)，表(面)，反(面)； 
蔑：對應兩個繁體字：污(衊)，(蔑)視； 
千：對應兩個繁體字：鞦(韆)[注：簡體:秋千]，一(千)，(千)秋基业。 
秋：對應兩個繁體字：(鞦)韆，(秋)季； 
松：對應兩個繁體字：(鬆)散，(松)樹； 
咸：對應兩個繁體字：(鹹)菜，老少(咸)宜； 
向：對應兩個繁體字：(嚮)前走，方(向)； 
余：對應兩個繁體字：業(餘)愛好，(余)[注：第一人稱代詞，我]； 
郁：對應兩個繁體字：(鬱)(鬱)?#91;?#91;，濃(郁)； 
御：對應兩個繁體字：抵(禦)，(御)驾親征； 
愿：對應兩個繁體字：(願)望，(願)意，許(願)，赵?#91;注：老实谨慎之意]； 
云：對應兩個繁體字：(雲)彩，(雲)南省，子曰詩云； 
芸：對應兩個繁體字：(蕓)薹，(芸)香； 
沄：對應兩個繁體字：(澐)[注：大波浪]，大江(沄)(沄)； 
致：對應兩個繁體字：細(緻)，(致)敬，(致)力； 
制：對應兩個繁體字：節(制)，(制)度，(製)造； 
朱：對應兩個繁體字：(硃)[注：名詞：朱砂]，(朱)紅色; 
筑：對應兩個繁體字：建(築)，(筑)[注：古代樂器]； 
准：對應兩個繁體字：(準)則，瞄(準)，(准)許； 
辟：對應兩個繁體字：复(辟)，開(闢)，精(闢)； 
别：對應兩個繁體字：告(別)，(別)人，差(別)，(彆)扭； 
卜：對應兩個繁體字：占(卜)，前程未(卜)，蘿(蔔); 
种：對應兩個繁體字：(种)[注：姓]，物(種)起源，(種)田； 
虫：對應兩個繁體字：昆(蟲)，毛(蟲)，長(虫)[注： “虺”的本字，毒蛇] 
党：對應兩個繁體字：(党)項[注：姓氏]，(黨)員； 
斗：對應兩個繁體字：車載(斗)量，煙(斗)，北(斗)星，(鬥)牛士，(鬥)智(鬥)勇； 
谷：對應兩個繁體字：五 (穀)雜糧，稻(穀)，山(谷)，進退維(谷)； 
划：對應兩個繁體字：(划)船，(划)得来，刻(劃)； 
几：對應兩個繁體字：茶(几)，(幾)乎，(幾)個； 
家：對應兩個繁體字：(傢)具，(傢)什，(家)庭，(家)乡，科学(家)； 
据：對應兩個繁體字：占(據)，(據)點，凭(據)，拮(据)； 
卷：對應兩個繁體字：風(捲)殘雲，讀書破萬(卷)，試(卷)； 
蜡：對應兩個繁體字：(蠟)燭，(蜡)[注：古代嘅一種年終祭祀]； 
了：對應兩個繁體字：(了)卻，受不(了)，(瞭)解、一目(瞭)然、不甚(瞭)(瞭)； 
累：對應兩個繁體字：(纍)贅，罪行(纍)(纍)，(纍)计，連(累)；勞（累）; 
朴：對應兩個繁體字：(朴)刀，(樸)素； 
仆：對應兩個繁體字：前(仆)后繼，(僕)人，公(僕)； 
曲：對應兩個繁體字：彎(曲)，戲(曲)，(麯)酒； 
舍：對應兩個繁體字：(捨)棄，施(捨)，宿(舍)； 
胜：對應兩個繁體字： (勝)利，名(勝)，(胜)任； 
术：對應兩個繁體字：技(術)，苍(术)[注：中草藥]，白(术)[注：中草藥]。 
台：對應四個繁體字： 1.天(台)[注：山名又地名]，兄(台)[注：稱呼]； 2.亭(臺)樓閣，舞(臺)， 3.寫字(檯)； 4.(颱)風； 
体：對應兩個繁體字：身(體)，(体)夫[注：抬靈柩嘅人）； 
涂：對應兩個繁體字： 1.(涂)[注：水名；姓]，(涂)月[注：農曆十二月]，(涂)吾[注：水名(見《山海經?北山經》)]; 2. 生靈(塗)炭，(塗)改； 
吁：對應兩個繁體字：長(吁)短歎，呼(籲)； 
佣：對應兩個繁體字：雇(傭)，(傭)人，(佣)金； 
折：對應兩個繁體字：奏(摺) ，(摺)叠，曲(摺)，(折)本，(折)斷； 
征：對應兩個繁體字：遠(征)， (徵)召，象(徵)； 
症：對應兩個繁體字：(症)候，(癥)[注：腹中結塊之病]結；　 
厂：對應兩個繁體字：(厂)[注：多用于人名］，工(廠)； 
广：對應兩個繁體字：(广)[注：多用于人名］，(廣)阔、(廣)東省； 
发：對應兩個繁體字：（發）達，頭（髮）； 
复：對應兩個繁體字：重(複)，繁(複)，(複)雜，(復)查，(復)習； 
汇：對應兩個繁體字：(匯)合，(匯)款，(彙)聚，詞(彙); 
获：對應兩個繁體字：捕(獲)，(獲)得，收(穫); 
尽：對應兩個繁體字：(儘)管，(盡)力，前功(盡)弃； 
苏：對應兩個繁體字：紫(蘇)，江(蘇)，(蘇)维埃，(甦)醒； 
坛：對應兩個繁體字：天(壇)，花(壇)，設(壇)，論(壇)，體(壇)，(罎)(罎)罐罐，(罎)子； 团：對應兩個繁體字：(團)结，(團)體，師(團)，(團)員, 湯(糰)，飯(糰)； 
须：對應兩個繁體字：必(須)，(須)知，胡(鬚)； 
脏：對應兩個繁體字：肮(髒)，內(臟)，五(臟)六腑； 
只：對應兩個繁體字：(隻)言片語，一(隻)，(衹)不過，(衹)有

    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
    古人论书云：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是书之法，学者习之，固当熟之于手，必先修诸德以熟之于身，德而熟之于身，书之于手，如是而为书焉。
    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

    二、临摹入门  循序渐进

    麓台云：画不师古，如夜行无烛，便无入路。初学不外临摹。临书得其笔意，摹书得其间架。临摹既久，则莫如多看、多悟、多商量、多变通。
    凡临古人书，须平心耐性为之，久久自有功效，不可浅尝辄止，见异思迁。
    学书须步趋古人，勿依傍时人。学古人须得其神骨，勿图貌似。
    先资政公曰：凡书未成家者，宜日与古帖为缘，无论何帖，皆足以范我笔力。
    初学书类乎本，缓笔定其形势，忙则失其规矩。
    临摹古人不在对临，而在神会，目意所结，一尘不入，似而不似，不似而似，不容思议。
    自运在服古，临古须有我。两者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

    三、形神相依  意境为重

    形者，神之质地；神者，形之用也。是则形称其质，神音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
    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可绍于古人。
    古人作书，于联络处见章法；于洒落处见意境。
    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
    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有发于意者，有发于无意者。发于无意者为上，发于意者次之，发于笔者又次之，发于墨者下矣！

    四、笔墨技法  熟而后巧

    执笔之法，实指虚拳。运笔之法，意在笔先。
    执笔欲紧，运笔欲活，不可以指运笔，当以腕运笔，执笔在手，手不主运；运之在腕，腕不知执。孙过庭有执、使、转、用之法：执谓长短深浅；使谓纵横牵制，转谓钩环盘纡；用谓点画向背。
    字划承接处，第一要轻捷，不着笔墨痕，如羚羊挂角。学者功夫精熟，自能心灵手敏。然便捷须精熟，转折须暗过，方知折钗股之妙。暗过处，又要留处行，行处留，乃得真诀。
    圆笔使转用提，而以顿挫出之。方笔使转用顿，而以提絜出之。圆笔用绞，方笔用翻，圆笔不绞则痿，方笔不翻则滞。
    墨须浓，笔须健，以健笔用浓墨，斯作字有力而气韵浮动。
    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润以取妍，燥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不知也。

    五、筋骨血肉  相溶互济

    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逸，可谓美也。
    凡作书，无论何体，必须筋骨血肉备具，筋者锋之所为，骨者毫之所为，血者水之所为，肉者墨之所为，锋为笔之情，水为墨之髓。
    故其始学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缓者滞而无筋，太急者病而无骨；损毫侧管，则钝慢而肉多；竖笔直锋，则干枯而露骨。
    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
    今吾临古人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六、结体章法  辩证安排

    结体不外分间布白，因体趁势，避让排叠，展促向背诸法。
    书以疏为风神，密为老气。当疏不疏，反成寒乞；当密不密，必至凋疏。
    作字之体，须遵正法。字之形势，不得上宽下窄。不宜密，密则疴瘵缠身；不宜疏，疏则似溺水禽；不宜长，长则似死蛇挂树；不宜短，短则似踏死蛤蟆，此乃大忌，不可不慎！
    点者，字之眉目，横画者，字之肩背，直画者，字之体骨，撇捺者，字之手足，挑剔者，字之步履，转摺者，方圆之法，悬针者，若垂而复缩。
    书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数字，大如一行及数行，一幅及数幅，皆须有相避相形，相呼相应之妙。凡书，笔画要坚而浑，体势要奇而稳，章法要变而贯。
    书体均齐者犹易，唯大小疏密，短长肥瘦，悠忽万变，而能潜气内转，乃称神境耳。

    七、立姿取势  气贯神足

    作字贵有姿，尤贵有势。有姿则能醒人眼目，有势则能摄人心神。否则味同嚼蜡矣。譬如美人有色无姿，则不能动人。
    姿之于字，宁失之拙，勿伤于巧；宁失之丑，勿伤于媚。
    作字以精、气、神为主。落笔处要力量，横勒处要波折，转捩处要圆劲，直下处要提顿，挑趯处要挺拔，承接处要沉着，映带处要含蓄，结局处要回顾。
    写字要有气。气须从熟得来，有气则自有势。大小长短，高下欹整，随笔所至，自然贯注，成一片段。却著不得丝毫摆布，熟后自知。
    迟以取妍，速以取劲，先必能速，然后为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迟，则无神气；若专事速，又多失势。

    八、手随意运  意在笔先

    每欲书字，喻如下管，稳思审之，方可用笔。笔者心也，墨者手也，书者意也，依此行之，自然妙矣。
    意则应言而新，手随意运，笔与手会，故意得谐称。
    用笔在乎虚掌而实指，缓衄而急送，意在笔前，字居笔后，其势如凤舞翔鸾，则其妙也。
    意在笔先，实非易事。穷微测奥，通乎神解，方到此高妙境地。夫逐字临摹，先定位置，次玩承接，循其伸缩攒捉，细心体认，笔不妄下，胸有成竹，所谓意在笔先也。
    意为笔蒙，则意阑；笔为意拘，则笔死。要使我顺笔性，笔随我势，两相得，则两相融，而字之妙从此出矣。
    澄心定志，博习专研，字之全形，宛尔在目，笔之妙用，悠焉忘思，自然腕能从臂，指能从心，潇洒神飞，徘徊翰逸。

    九、变化万千  贵在自然

    凡书通既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
    学书学画者，贵在仿佛大都，而细微曲折之间，正不妨增减出入。若只为依样葫芦，则是以纸印纸，虽云一线不差，少天然生动之趣矣。
    费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一遇精纸佳笔，整襟危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则破空横行，孤行己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则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也。
    用笔须要活泼泼地，随形取象，在有意无意间，书成自然，机趣天然。方是功夫到境。
    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气立矣。
    然欲自然，先须有意，始于方整，终于变化，积习久之，自有会通处。

    十、通晓各体  博而后约

    学书如穷径，先宜博涉，而后反约。
    楷法与作行草，用笔一理。作楷不以行草之笔出之，则全无血脉；行草不以作楷之笔出之，则全无起讫。楷须融洽，行草须分明。
    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馀。
    大字虽大而小，小字虽小而大，正书须有草意，草书须有正笔。
    真以方正为体，圆奇为用；草以圆奇为体，方正为用，正能含奇，奇不失正。
    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
    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

    十一、精研流派  广采众长

    吾之术以能执笔，多见碑为先务，然后辨其流派，择其精奇，惟吾意之所欲，以时临之。碑临旬月，遍临百碑，自能酿成一体，不期其然而自然者。加之熟巧，申之学问，已可成家。
    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
    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南书温雅，北书雄健。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
    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之久，变化纵横，自有成效。

    十二、理法兼长  力求上乘

    夫理与法兼长，则六法兼备，谓之神品，理与笔各尽所长，亦谓之妙品。
    学书之法，考之往言，参之今论，无事再喙也。
    人之于书，形质法度，端厚平和，参差错综，玲珑飞逸，诚能如是，可以语神矣。
    笔之执使在横画，字之立体在竖画，气之舒展在撇捺，筋之融结在纽转，脉络之不断在丝牵，骨肉之调停在饱满，趣之呈露在钩点，光之通明在分布，行间之茂密在流贯，形势之错落在奇正。
    视行象体，变貌犹同，逐势瞻颜，高低有趣。分均点画，远近相须；播布研精，调和笔墨。锋纤往来，疏密相附，铁点银钩，方圆周整。起笔下笔，忖度寻思，引说踪由，永传今古。


    十三、学识修养  字外功夫

    学书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
    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
    古人作字，谓之字画。画，分也，界也。字画本自同工，字贵写，画亦贵写。以书法透入于画，而画无不妙；以画法参入于书，而书无不神。
    笔墨之事，天资笃、学力深，而胸襟尤要阔大。
    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
    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

    十四、莫懈耕耘  精益求精

    学书者，不可视之为易，不可视之为难；易则忽而怠心生，难则畏而止心起矣。
    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
    临池日久，腕力生风，自能神运入妙。
    大要笔圆字方，傍密间豁，血浓骨老，筋藏内洁，笔笔造古意，字字有来历，日临名书，无吝纸笔，功夫精熟，久自得之。
    古之人不虚劳其心力，故其学精而无不至。
    书必先生而后熟，亦必先熟而后生。始之生者，学力未到，心手相违也；熟而后生者，不露蹊径，不随世俗，新意时出，笔底具化工也。
    熟则骨力强，步伐齐，心胆大，性灵出。
    治之己精，益求其精，一旦豁然贯通焉，忘情笔墨之间，和调心乎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间，体合造化而生成也，而后为能书之至尔。

将宪法交给十三亿人

杨继绳

2016-01-20

我期待：在新的一年，十三亿人行动起来，保卫宪法的尊严，用宪法保卫自己的权利！——杨继绳

杨继绳，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本文为作者2016年1月8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6“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决定，规定国家公职人员正式就职时向宪法宣誓，以表对宪法的忠诚。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每年规定12月4日为国家宪法日，以示对宪法的尊重。201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这个讲话中，“宪法”一词出现三十多次。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文件里，也三十多次提到了“宪法”。 

这一切都说明，最近三年，中国最高主政机构和最高主政者，都将宪法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把实施宪法列为头等重要的大事。讲“规矩”，宪法是至高无上的“规矩”；讲“看齐意识”，全国人民、特别是公职人员必须向宪法看齐。 

然而，过去的一年中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在国家法律实践中，宪法并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这方面的情况，在座诸君心知肚明，我不想一一陈述。 

实施宪法需要自上而下的努力，更要广大公民的亲身实践。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力量，可能因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而使宪法成为一纸空文。所以，必须将宪法交给十三亿中国人。只有十三亿人齐心协力，宪法才能落到实处。 

国家权力是最强大的权力。在国家权力面前，任何社会力量都是弱者，个人的力量更是微不足道。为了防止国家成为“祸害”，对国家权力必须有约束。宪法就是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宪法是社会主体——公民对国家政权既授权又限权、既支持又防卫的“约法 ”，是公民和政权之间的社会契约，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对国家权力的边界和权力行使程序的限定，是宪法的基本内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与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即公民的权利息息相关。每一位公民都可以用宪法保卫自己的权利。

如果有人强拆民居，公民就可以拿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第十三条，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如果公职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侮辱人格，公民就可以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宪法第三十八条，义正词严地抵制； 

第四十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一切阻碍通信自由的行为、一切窃取公民通信秘密的行为，都为宪法所不容。 

如果某些政策法令违反了宪法，公民可以依宪法第五条，对“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规定，拒绝执行。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一切剥夺这些公民权利的行为，都违反宪法。如果尊重第三十五条，就不会出现以言定罪的判决，就不会迫害行使权利和维护权利的公民。 

宪法具有普遍的全民性，宪法必须融入全民大众日常生活中、为大众所掌握，成为大众所运用的工具和行为准则，是人民大众的随身护符。 

把宪法交给十三亿中国人，每个人就可以拿起宪法，抵制权力的越界行为，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防止权力成为统治大众的暴君。用公民的权利来制衡政府的权力，是防止滥用权力的必要手段。习近平主席主政以来，十分强调群众路线。将宪法交给群众，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群众路线。 

当然，我国的宪法目前还没有可诉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还没有通过立法来落实。这只是一个时间滞后问题。时间滞后并没有消减宪法的原则，不能成为公民用宪法保卫权利的障碍。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还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还强调要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要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路线图”已经清晰地描出，将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形成具体的法律保障，已经是必然的结果。在这个时滞过程中，不妨上下齐动，一方面加快立法，使宪法具有可诉性，一方面支持公民用宪法维护自己的权利，用宪法来监督公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摩擦，但我们相信公职人员具有必要的诚实，具有做人的基本底线： 

他总不能一面庄严地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面将实施言论自由的公民以言定罪吧？ 

他总不能一面庄严地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面“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就随便抓人吧？ 

他总不能一面庄严地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面在执法过程中违反宪法第三十八条，侮辱公民的人格吧？ 

他总不能一面向宪法宣誓，一面将无辜者判定有罪吧？ 

如果真有一面向宪法庄严宣誓，一面肆意违反宪法的行为，他就失掉了公职人员起码的诚信，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底线。在掌握了宪法每一条款的13亿人面前，他就成为众矢之的。他不仅会受到公众的遣责，无情的历史也记录下来，他将永远被钉在违宪的耻辱柱上。 

我期待：在新的一年，十三亿人行动起来，保卫宪法的尊严，用宪法保卫自己的权利！

                               2016年1月8日

    壹

　　前些年回武昌访酒，纠集了一座文朋诗友，在某“苍蝇馆子”胡吃海喝。风卷残云七仰八翻之后，我赶着去柜台埋单上账。坐堂徐娘施施笑曰：免单了，你们走吧。我好奇，要讨个由头。徐娘半嗔半笑地说：我们灶屋的厨头，说把账记他头上了，月底扣出来。也不知道他欠你们哪位的钱？

　　我立马转身钻进后厨，但见一片兵刀狼烟之中，魁然立着一胖师傅，左手颠簸着炒勺，右手挥舞着锅铲。我走近，一把扳过他的肩头：黎爷，你怎么在这里？他一点也不突然地腼腆笑说：我在这里是本分，你来这里才是稀客。

　　我依旧还在惊喜之中，连串发问，并质问他何以帮我埋单。他不卑不亢地说：听见吵闹的声音像你，一看果然。想到过去同患难的缘分，这个客，那是请定了。老话说，约来不如撞来。我要拉着他去喝一杯，他摊开手说免了，还有客等着上菜呢。再说江湖儿女江湖见，改天单约。我深知道他的性格，道谢出来，约好日后再聚。

    贰

　　二十多年前，我入住武昌监狱。也许有人同情关照，最初竟然留在了监狱的伙房队。同批分去的犯人艳羡嫉妒，牢话叫——不怕刑期长，只要进伙房。这里的犯人不仅活儿不苦，还能吃得稍好，毕竟是近水楼台嘛。

　　新犯人下队，必先从洗菜切菜开始。洗菜池恨不得像私人游泳池，成担成担的带泥萝卜倒进去，拿扁担捅着滚几圈，取出来就开始切。案板看着一望无涯，成排的光头每个都是雪亮的双刀挥舞，场面确实有些骇人。想想其中多是玩刀的出身，生怕一言不合又拔刀相向了。

　　切菜的叫“墩子”，没什么技术含量。炒菜的叫“掌瓢”，墩子见到掌瓢的，礼数上要“下矮桩”——低一等。比如你抽烟，要先敬掌瓢的一支。掌瓢的只管炒菜，炒完一边歇气，墩子则要负责收拾一切残局。

　　监狱的灶台如同砖窑，一排怒火熊熊，电扇翻卷着火苗。锅大如双人浴缸，一筐几十斤蔬菜倾泻进去，动作稍慢，下面的已冒糊味，上面的还在滴水。掌瓢的这时都是赤膊上阵，双手使的是一把粪叉般的半月大铲，虎虎生风俨然武林高手。由于动作很大，通常那汗水也都是飞溅到锅里，或在铁锅边吱吱作响地烫出人肉臭气。

　　掌瓢炒好菜，墩子帮忙盛到大桶里，掌瓢再出手在每一个桶里浇上几瓢熟油。这样的菜，看上去油光水滑，基本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监狱的优越性来。每一桶菜再由各队派人来抬回去分配，先从牢头狱霸开始，那一层浮油也就滑进了他们的肠道。

　　那时在队里，黎爷就是这样一个掌瓢的大厨，而且还是一群掌瓢师傅的总头，真正的瓢把子。

　　黎爷生于穷苦人家，却因拜师学了厨艺，几十年的油烟熏陶下来，残菜剩羹也就喂成了一个胖子。

　　通常胖子的面相有两种，一种特别慈善，如老太，有些男作女相的意思。另一种则形容凶恶，肉缝里透出一些蛮狠。黎爷恰好是后一种。

　　他额短而腮宽，典型的“由”字面庞。双眉天生倒八，一旦皱眉，几乎像竖插着的两把短刃。眼睛小而圆，看上去就剩瞳孔在转动。一旦看见他的眼白，那一定是他在盛怒了。但是，这样的时候很少，他多数表情是——面无表情。似乎无忧无喜，宠辱不惊，不像一般犯人那样，动不动唉声叹气，抑或喜怒无常。

　　伙房中队的犯人，都称其为黎爷。其实他年纪并不大，也就四十出头。黎爷的威信可不是来自拳脚，仅仅因为他为人道义，而且原本在江湖上就有辈分。

　　原来四九新政以来，自古相传的江湖社团，如青帮红帮袍哥道门等，都被严刑峻法一夜灭掉。惟独对于行帮一类的松散型民间社会，也就监控而默许了。

　　所谓行帮，就是一些底层行业，其从业人员必须有一套师承，且出于自我保护，无形中形成的类似公会性质的松散组织。黎爷所属的厨帮覆盖天下，自成江湖。四大菜系川鲁粤扬，如果各自没有门户，乱了章法，坏了行规，那整个市场都要随之起伏。

　　川菜乃厨帮之首，其中又分几大流派，什么盐帮菜、公馆菜、江湖菜……说起来很细很繁。黎爷是一代川菜大师黄敬临的再传弟子，在厨帮中辈分很高。至于他师傅的名讳，打死他也不说：坐牢有辱师门，不敢再让师傅跟着受屈。

    叁

　　黎爷人缘好，但脾气怪。伙房队的犯人头老洪满刑了，大家公推黎爷接任，干警也有这个意思。犯人头的减刑机会比别人多，这样的好差事谁都暗怀渴望，偏偏黎爷就是不肯。问理由，他翻来覆去只有一条——平生不喜欢人管，也不喜欢管人。

　　厨艺好，放着给犯人炒大锅菜，实在是糟蹋人材。有一次要调黎爷去干警食堂，每天有鱼有肉，又是一桩人人想去的美差。

　　黎爷去了一周，每天将那边吃不完的剩菜，用洗脸盆悄悄端回来给大伙改善生活。但监狱和社会没有区别，一样还是有想争取减刑的线人，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偷偷告了密。

　　干警也不是舍不得这些原本要喂猪的剩菜，而是不想坏了规矩。于是，按监规，将黎爷关禁闭三天。

　　三天之后黎爷出了小号子，再也不肯去干警食堂当差。干警十分恼火，威胁他说：你不想减刑了吗？黎爷笑答：出去也是吃饭睡觉，早一天晚一天，这儿也没耽搁我啥。干警指责他抗拒劳改，他问这个可以加刑吗？干警自然知道不可能加刑，对于这样的老油条，也就只好作罢。

　　黎爷登记的文化程度是小学，实际约略相当于是扫盲。但他说起江湖上的事儿来，又像是博大渊深的学问家。

　　当年只要他往肉铺鱼行一站，几句行话丢将过去——江湖上谓之“把典”，对方立刻知道遇见了门内汉，拿出来的肉鱼鸡鸭，就换成没有做过手脚的了。

　　他因为面相酷似梨园行的黑头，不苟言笑时，看上去对谁都没有好脸色。一般人喜欢他的不害人，却也难以走近他。狱中的势利眼，并不少于社会。很多普通刑事犯，对那些腐败进来的官商之类，多有巴结之相；指望以后出去了，还能多几个富贵的患难之交。只有他，对待那些经济犯，基本没有和颜悦色。

　　某次，一个做过处长的王姓犯人，如厕急了，忘记带纸。正好遇见黎爷小解，他大大咧咧地指着黎爷说：喂，劳驾给我去床头拿手纸来。黎爷净手完毕，转身冷冷一脚，踢在那人伸出的食指上，依旧面无表情地说：你在跟谁说话啊？你是说慌了吧？把你的手拿回去。

　　那处长不明所以，继续伸手指指点点吼道：你这人怎么这样！帮个忙嘛，你发什么火啊？黎爷盯着他，露出眼白低声说：你再不收回你的手指，老子就把它剁下来。那人看着黎爷眼露凶光，抖抖索索地不敢再计较。黎爷吹着口哨出来，对监舍的门岗说：王处长要他的洗脸毛巾，你们帮忙送到厕所去吧。那站岗的犯人立马飞奔而去。

　　我在队里还算半个文化人，初来时，黎爷也是爱理不睬的。我看他那森眉绿眼的样子，也不好主动接近。

　　按规矩，新犯人都是要每天大早起来打扫宿舍的。轮到我，一不小心碰翻了一个凳子，刚下夜班蒙头正睡的一个老犯，掀开被窝大骂了一句脏话。依照潜规则，新犯人是不能招惹老犯的，否则会引来老犯的集体围攻，况乎确实惊醒了人家的瞌睡。

　　可我立刻放下手中扫帚，死死盯着那人，一步一步轻轻地走向他的床头。我们眼神交战，我已经想好，他只要再敢骂一句，即刻把他从上铺揪下来。那老犯一时傻眼，直愣愣地看着我的满眼凶光，忽然泄气，一声不吭地埋头重新睡下。我也见好就收，转身继续扫地时，忽然听见睡在那人下铺的黎爷自言自语说：楼上的这次长眼了吧？这些人，国家都敢惹，你还想踩平吗？

　　黎爷统领犯人食堂，粗活脏活笨重体力活，自然都是我们这些墩子干。送粮食的货车来了，每麻袋两百多斤，一人一包必须快速搬运到粮仓。黎爷坐一边抽烟，墩子们健步如飞，只有我看着头皮发麻。麻袋刚上肩头，还没有移步，就感觉腰椎吱吱作响且在打晃，预感似乎只要一迈步，就可能要当场骨折。黎爷见状，忽然扔掉烟头飞身过来，从我项上取下麻袋，骂骂咧咧地说：凡是学生案进来的，以后都不许扛麻袋了。点数去，读书人就管记账。

　　有了黎爷罩着，就更加没人敢找我茬了。我对他，也多了几分敬重。但凡撞见，必要给他递烟，他却是每次都要赶紧在围裙上擦干双手油水，再双手接过插在耳朵上。我知道他守着一些古老的礼数，心里更加高看这个粗人。

　　终于轮到黎爷有事向我开口了。他把我拉到一边，亲手给我点烟，忽然笨嘴笨舌地说：请你帮我写一封信。我问写给谁，写什么，他又羞于启齿。最后沿山沿岭一大圈说完，我才基本听明白——原来他犯的是故意伤害罪，十来年刑期，他想跟妻子离婚。他说只有你能帮我把这意思说明白，反正就是要离婚，但是又不能伤害她，她是好人，都是我害了她……

　　我总算明白了他的心意。人在绝境中，没个念想反而活得简单，更何况也要为对方着想。我把我写好的信念给他听，一向面无表情的黎爷，忽然背身咬着食指抽泣起来。他那肥大的身躯，把头埋进墙角颤抖，压抑的抽泣如虎啸山林，呜呜作响。我去拉他的手指，却被他自己死死咬住，嘴角上竟然渗出血来。

    肆

　　一来二往，我和黎爷成了“桥子”——铁杆搭档，在队里一文一武，一般犯人更加肃然起敬。

　　那时的我，虽然表面上装得坚忍，但内心却也悲苦。我常常对他说——传我一点手艺吧，出去后也可以去应聘一个厨师干干。他一方面笑我扯淡，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你就别来抢我们厨帮的饭碗了。一方面又说，灾年饿不死伙夫，艺多不压身，学一点也好。按他师傅的话说，自古就有儒厨一派。比如什么苏东坡啊袁什么枚啊，都是读书很高的人，但也都是厨帮的前辈，他们都要敬着香火。

　　也是闲得无聊，我开始没事就向他请教厨艺。他戏称我们这叫做嘴巴学武。有天说烦了，我说黎爷，有本事就拿眼前厨房仅有的这几味材料，做出与人不同的滋味，那我就算服你确有真传。他打眼一望，案板上只有黄瓜。他说那就做一盘拍黄瓜吧，我做一盘，你自己或者请张师傅也做一盘，调料就这些。

　　我们很快各自做好，请队里一帮伙夫来匿名品尝。大家吃完，都说那一盘好，翻开盘底，果然是黎爷的。询之，黎爷说：拍黄瓜是家常菜，诀窍尽在一拍中。你们用铁刀拍，沾上了铁腥味。我用木板拍，清爽皆在，差距就在这里。另外，都有盐、辣椒和大蒜，你们的大蒜是剁的，我是拍的。你们放的是油泼辣子，我撒的是干辣椒粉。怎么样，就这一道，足够你们受用一辈子了。

　　我喜欢的就是这样一些稀奇八怪的微妙之处，觉得中国饮食文化的精深，全在这些细微的民间经验里。

　　比如他对我说，烧制卤肉，都知道五香八角之类的，但真正的关键，却在锅盖上。不盖锅盖肯定比盖了的差，金属塑料锅盖肯定比木锅盖差，一般杂木的锅盖肯定比水杉木的差。水杉木的新锅盖，肯定远不如用了一辈子的老锅盖——百年老汤的那熏香，全在这木质里藏着。热气蒸腾，被锅盖压着倒逼回去，那香料的香，才能深入肉缝。用你们读书人的话说，叫什么病入膏肓，反正就这意思吧。

　　跟黎爷谈烹调，即便在生命中的灾年，依然还是一份意外的享受——当然，也是一种折磨。就跟夜里其他犯人爱谈性话题一样，每每谈得饥肠辘辘，中宵恍觉蛙声一片，恨不得立马越狱出去饱餐一顿，再回来投案自首。

　　某日半夜，黎爷偷偷把我拍醒，手指圈成酒杯状，在嘴边比划出一个喝酒的姿势，我立马翻身下床，来到厨房的菜库里，关灯锁门，但见地上反扣着一把电烙铁，一个小锅正香气扑鼻地咕嘟在其上。

　　我大喜若狂，他急忙食指掩口做噤声状，再从怀里掏出两个小二锅头。两人席地而坐，就着锅里的肉烧青椒对饮小酒。他低声说，我知道你父亲病危，心里难过。老哥也帮不了你别的，也不会说话，这顿酒，是我托了几个队的老大，才帮你偷运进来的；这烙铁，还是借的服装队的。我反正也不想减刑，万一被抓到了，你就一碗都推到我头上，是我强迫拉你来作陪的。

　　我喝着烈酒，吃着热菜，眼角止不住的泪线竟如岩浆一般烫人。我掩饰着不接他的话茬，转头只夸他的菜好。

　　我好奇厨房已经多日不见荤腥，他哪里弄来的这顿佳肴。他怪笑着说：粮仓中有耗子，我早就发现了，呵呵，终于被我设套逮住了几只大的。你不许骂我啊，哥也不能为你割股疗饥啊，虽然我这也有一身好肉……

    伍

　　除开面相，怎么着看黎爷，都不像是一个歹徒。表面上横眉立眼，骨子里却多数时候宅心仁厚。这样的人，怎么会犯下严重伤害罪，且一判就十二年呢？多数犯人都爱私下喊冤，说是判重了，对社会依旧透着恶气。尤其是经济犯，总要拿更大的领导比，说人家才判多少，他这个相对那个数字来说，就是偏重了等等。只有黎爷，从来没听他说过冤屈，他似乎内心对自己的判决就是——罪有应得。

　　有个税务局来的处长总爱发牢骚，老说他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之类。一天黎爷听见，忽然从我手中夺过菜刀和萝卜，悬空拿在手上，刷刷刷一阵快刀，萝卜片薄如蝉翼，雪片一般地飘洒出去。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以为他在炫技。一根萝卜削完到根部，他才住手横刀，指着那处长杀气腾腾地说——他们要把你们，像老子这样乱刀片尽，没一个敢说是冤假错案。你还喊冤？

　　那处长脸色煞白，支支吾吾不敢还嘴。黎爷气哼哼将手中菜刀飞出，哗的一声斜插在案板上颤抖，背身而去。一老犯知道黎爷的来历底细，嘀咕对那处长说：你最好离他远一点，他就是被你们害的。处长咕哝冤有头债有主，我又没跟他结仇，凭什么啊？

　　凭什么呢？大家也好奇，都想听老犯“还个娘家”（牢话指任何事要交底说出缘由之意）。老犯苦笑不语，指着黎爷背影说，玩菜刀的，好手艺啊。玩大了就是贺龙，玩栽了就是黎爷。说书的管这叫时运不济，英雄卧槽。老话说得好，菜刀不能见新血，见了就得要遭孽。

　　我问那老话是什么意思？菜刀哪有不见血的啊？老犯慢悠悠摆古，菜刀，是厨帮的神器，三年满师，要给师傅三跪九叩纳礼，师傅则要送一把精钢菜刀作别。菜刀可以切肉，不能杀生，否则厨帮就不是厨帮，就成屠行了。如果坏了规矩，厨师就要走霉运。按黎爷自个的话说，他就算是污了老祖宗传下来那把菜刀。

　　原来黎爷满师出来，辗转各家饭馆，很快成为江城名厨。逢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心眼活泛的他，辞去东家，将多年积蓄拿来，勉强开了一个餐馆。他只知道手艺好，有回头客，垒起七星灶，招待十六方，可哪里知道，开个餐馆既要防黑道的搅局，还要会白道的应酬。

　　黑道上的人，知道黎爷的仗义，顶多偶尔来“揭一个飞碗”——吃白食，并不格外勒索。但是白道上的人，长年伙房闷着的黎爷，却不知道如何打点了。

　　那时对这些民营馆子，税务实行的是定税制，大致每月派一个额度。你生意好，便占了便宜，生意不好，便自认倒霉。黎爷的餐馆原本也就十几张桌子，他自己老板兼了大厨，雇了两个墩子，新娶未久的漂亮媳妇，则直接带着一乡下丫头，收银加跑堂。他对人出于本性的大方，自然也愿在吃喝上巴结官面人物。税务所的税吏见他性情豪爽，给他的定税也确实偏低，手下便是存了情面。

　　但这样的情面，却像欠了他们个人终身的巨债。他们自己来白吃，亲友来白吃，象征性打个白条，你好意思或者有胆去收么？久而久之，老婆埋怨，黎爷厌烦，打心眼已经存着恶气。其中那个分管的税吏，入道未久，更是毫不晓事，酒后常拿言语轻薄老板娘。黎太的念叨，加深了后厨中黎爷的火焰。一天那厮又来宴客，黎太微讽了几句，他觉出在朋友面前失了面子，想要在嬉闹中找补回来。

　　贫贱之中自有尊严。黎太摔门出来，让那乡下丫头进去结账；却听见包房内传出那丫头的惊叫。黎爷闻声，正在切葱炒菜的他，拎着刀就踢门进去了。只见那人拉着丫头的手嘻嘻哈哈，朋友一边淫笑，丫头挣扎不脱，场面十分尴尬。黎爷压住心火，冷冷说放开她。那厮放开丫头，转手指着黎爷的鼻子冷笑道：黎爷，你想干嘛？准备迁码头了吗？

　　黎爷压抑着脾性，不卑不亢地说：请把你手指放下——除开师傅的手指着他鼻子说话，其他人他皆不能接受。那人骄横惯了，说我就指着你了，你想干嘛？

　　黎爷还是压住已经蹿到脖子上的怒火，冷冷地说：你要再不放下，伸出左手我砍你左手，伸出右手我砍你右手。那厮到了此刻，依旧还不“懂板”——不知好歹，竟然色厉内荏地起高腔骂道：你说慌了吧？你敢砍老子？

　　他的手指依旧指指点点，差一点就戳到黎爷的鼻尖了。此刻的黎爷眼白翻出，整个世界的寒凉汇聚头顶，但听那厮话音未落，黎爷的快刀已经闪电般划过。忽然那个手指就耷拉下去了，再一看，手腕悬在空中，露出了森森白骨。几乎三秒之后，血才喷薄而出，那厮惨叫一声晕厥过去。

　　黎爷冷冷指着那几个颤抖的男人说：打电话求救吧，我投案去了。

　　就这样，黎爷跟黎太招呼了一声别等我，提刀转身，大踏步走进了他宿命中的长夜。

    陆

　　我在狱中还有个“连案”，分在这个监狱的石材队。监狱里最忌讳连案见面，怕一起分析案情，横生波澜，于是，要把我调到劳改局直属大队去。

　　我匆匆去跟黎爷告别。正要准备上灶的黎爷，喊一个厨师接替，自己解开围裙，把手擦干净，张皇失措地盯着我，嗫嚅着不知道说什么言语。半天相对无言，他忽然说：不是还要吃一顿中饭吗？哥跟你单独开伙。

　　他肥胖的身躯，忽然变得凌波微步一样轻灵。只见他四处穿梭，在白菜堆里选妃似的选出几棵，刀法挥舞，露出几个嫩黄的白菜心出来。门背后找出来私藏的风干的猪肉皮，在火上燎去杂毛。然后迅疾在锅里倒进一盆菜油，烧沸，丢进猪皮，转眼就炸出虾片似的鹅黄，且爆出泡眼鼓胀成几大片，完全认不出是猪皮了。他捞起猪皮浸入冷水，一会儿便变软，然后快刀切成长条；再烧开水放进去煨煮，之后放盐，投入菜心，文火熬制，起锅，撒上葱花。一盆看上去清白嫩黄的肉皮白菜汤，就这样在我眼皮下神奇完成了。他自己先尝了一口，皱眉感叹：可惜没生姜，没胡椒，兄弟，只能将就了。

　　他亲手给我装上满碗白饭，让我就在厨房吃，他要看着我吃完。多么清素淡雅的一道菜啊，我至今难以忘记那种美味。肉皮绵软弹性，毫无荤腥，菜心嫩滑，清苦回甘……罪人间的君子之交，也能浓醇如这一盆清汤。

　　之后，我调走，我满刑，我背井离乡……等我终于可以抬起头还乡之日，我曾经找过干警，打听那个叫黎爷的犯人，他们说也满刑走了，天知道去了哪里？

　　人生的遇合聚散，原也无须那么刻意。狱中结下的无数缘分，或生或死，亦贵亦贱，苟存偷生的我辈，多数人甚或不想再见。在重返人间的正常生活里，需要埋存很多记忆。

　　邂逅黎爷，果真应了那句江湖儿女江湖见的牢话。我问他如今如何，他更加面无表情地说：老祖宗留下的饭碗，摔不破，饿不死。我想帮他重起炉灶，他摇头叹道：兄弟你就别再害我了。天生掌瓢的命，别去做老板的梦。这世道，说穿了跟菜谱一样，牛肉服青菜，鳝鱼服紫苏，我要再开餐馆，说不定又要进去了。

　　古人说，良厨如良相，治大国如烹小鲜。窃以为那是说，一个明白事理的厨子，原本可能有安邦治国的才能，不幸埋没风尘，只好在灶台的烈火硝烟里，铁勺金戈，排兵布阵，从而辗转他的余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