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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相二十年：严嵩秉政时期的贪横误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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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于嘉靖二十年八月八日为相，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去位，二十多年来，最大的过恶如下：其一，信用心腹赵文华，使东南倭患愈演愈烈；其二，清除异已，继杀曾铣、夏言之后，又在嘉靖三十四年杀杨继盛，使明朝首先开杀谏臣之恶侧，随后又杀沈鍊和王忬，命令虽然皆出皇帝“圣载”，主谋皆是严氏父子；其三，贪污纳贿，在朝内结党营私。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侵袭明境，严嵩向兵尚书丁汝夔授计说：“地近京师，如果兵败难以掩盖，一定命令诸将不要轻易与敌交战，他们饱掠后自会离去。”可见，严嵩作为相爷，在军国大事上确实没什么远计和魄力。丁尚书傻不拉叽，惟严相国所指，传令诸将勿战。本来明朝大多数军将饮食终日，皆怯于战斗，有了兵部长官的命令，都大松一口气，互相戒嘱传言：“丁尚书讲不要与敌交战。”这下可苦坏了百姓。他们饱受蒙古人烧杀抢劫，官军皆龟缩于坚城之中，不做任何御敌的行动，连姿态也不做。民间大愤。

俺答汗的蒙古军队撤走后，老百姓纷纷上万民书，矛头直指丁汝夔畏怯无能，明廷下令逮捕他。严嵩怕老丁说出自己事先为他出主意，假意安慰道：“你别怕，我自会保你无事。”丁汝夔大傻一个，有严相爷给自己打保票，刑部鞠审时他很“配合”，没有多作辩驳。他就等相爷向皇帝说好话直接把他赦免了。

结果，不久，一帮狱卒就从狱中把他提出，老丁还以为是走个过场后就把他释放。一行人直接把他押至西市，刽子手持大刀正等着他来。直到自己被踹跪于地，丁汝夔才恍悟被相爷所卖，大叫“王八蛋严嵩误我！”话音刚落，头也随之落地。

嘉靖三十年，锦衣卫经历沈鍊因严嵩御寇无方，抗疏历数这位当朝阁臣“十大罪”：

“昨岁俺答犯顺，陛下奋扬神武，欲乘时北伐，此文武群臣所愿戮力者也。然制胜必先庙算，庙算必先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大学士（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严）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谀谄则曲意引之。要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严嵩）曰：‘由我赏之’；罚一人，（严嵩）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餽遗，每事阴为之地，二也。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财，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

疏上，严嵩没怎么反应，嘉靖帝先倒恼了，认定沈鍊诋诬重臣，立即派人逮之于廷，当众杖责，然后罚他去保安为民。沈鍊进士出身，为人嫉恶如仇，与锦衣卫都督陆炳关系不错。陆炳是严嵩同党，常常带沈鍊参加严氏父子召集的宴饮。沈鍊心中憎恶严氏父子，更恨严世藩纵酒虐客强灌别人，每每箕踞坐骂，小严惟独惮惧他，从不敢对他强灌于酒。按理讲，凭借上司陆炳的关系，沈鍊巴结严氏父子升官很容易，但此人正直出于天性，不吐不快，最终却落个被谪为民的下场。沈鍊在保安“劳改”期间，当地父老知其清名，纷纷派子弟向这位先生求学。他以忠义伦常教导学生，又时时缚三个草人，分别写上严嵩、李林甫、秦桧姓名，手持弓箭射之泄恨。几年后，当地守官是严嵩心腹杨顺，为了巴结严氏父子，他向严世藩报称说：“沈鍊在保安当地阴结死士，击剑骑射，准备伺机刺杀大人父子。”严世藩大怒，立遣党羽巡按御史李凤毛去抓沈鍊，把他的名字窜入该杀的白莲教匪首名单，乘间上报。兵部下文，沈鍊被处死。这还不算，严氏党徒为了更使严世藩高兴，又杀沈鍊二子，籍此获得升迁。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痛恨严嵩误国，突然草疏了弹劾严嵩有“十大罪”、“五奸”，言辞激烈：

高皇帝（朱元璋）罢丞相，设立殿阁之臣，备顾问视制草而已，（严）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题覆，（他）先面白而后草奏。百官请命，奔走直房如市。（严嵩）无丞相名，而有丞相权。天下知有（严）嵩，不知有陛下。是坏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

陛下用一人，（严）嵩曰“我荐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亲，故罢之”。陛下宥一人，（严）嵩曰“我救也”；罚一人，（严嵩）曰“此得罪于我，故报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群臣感（严）嵩甚于感陛下，畏（严）嵩甚于畏陛下。是窃君上之大权。大罪二也。主陛下陛下有善政，（严）嵩必令（严）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议而成之”。又以所进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议》，欲天下以陛下之善尽归于（严）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

陛下令（严）嵩司票拟，盖其职也。（严）嵩何取而令子（严）世蕃代拟？又何取而约诸义子赵文华辈群聚而代拟？题疏方上，天语已传。是（严）嵩以臣而窃君之权，（严）世蕃复以子而盗父之柄，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是纵奸子之僭窃。大罪四也。

严效忠、严鹄（严嵩二孙），乳臭子耳，未尝一涉行伍。（严）嵩先令效忠冒两广功，授锦衣所镇抚矣。效忠以病告，（严）鹄袭兄职。又冒琼州功，擢千户。既藉私党以官其子孙，又因子孙以拔其私党。是冒朝廷之军功。大罪五也。

逆鸾（仇鸾）先已下狱论罪，贿（严）世蕃三千金，荐为大将。（严）鸾冒擒哈舟丹儿功，（严）世蕃亦得增秩。（严）嵩父子自夸能荐鸾矣，及知陛下有疑（严）鸾心，复互相排诋，以泯前迹。（严）鸾勾贼（蒙古俺答汗），而（严）嵩、（严）世蕃复勾鸾。是引背逆之奸臣。大罪六也。

前俺答深入，击其惰归，此一大机也。兵部尚书丁汝夔问计于（严）嵩，（严）嵩戒无战。及汝夔逮治，（严）嵩复以论救绐之。汝夔临死大呼曰：嵩误我。是误国家之军机。大罪七也。

郎中徐学诗劾嵩革任矣，复欲斥其兄中书舍人应丰。给事厉汝进劾嵩谪典史矣，复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内外之臣，被中伤者何可胜计？是专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

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将弁惟贿（严）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贿（严）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离，毒遍海内。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

自（严）嵩用事，风俗大变。贿赂者荐及盗跖，疏拙者黜逮夷、齐。守法度者为迂疏，巧弥缝者为才能。励节介者为矫激，善奔者为练事。自古风俗之坏，未有甚于今日者。盖（严）嵩好利，天下皆尚贪。（严）嵩好谀，天下皆尚谄。源之弗洁，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风俗。大罪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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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相二十年：严嵩秉政时期的贪横误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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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有是十罪，而又济之以五奸。知左右侍从之能察意旨也，厚贿结纳。凡陛下言动举措，莫不报（严）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贼（严）嵩之间谍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纳也，用赵文华为使。凡有疏至，先送（严）嵩阅竟，然后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严）嵩得展转遮饰。是陛下之喉舌乃贼嵩之鹰犬也。畏厂卫之缉访也，令子世蕃结为婚姻。陛下试诘（严）嵩诸孙之妇，皆谁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贼（严）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进士非其私属，不得预中书、行人选。推官、知县非通贿，不得预给事、御史选。既选之后，入则杯酒结欢，出则餽饣尽相属。所有爱憎，授之论刺。历俸五六年，无所建白，即擢京卿。诸臣忍负国家，不敢忤权臣（严嵩）。是陛下之耳目皆贼（严）嵩之奴隶也。科道虽入笼络，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学诗之辈亦可惧也，令（严嵩）子（严）世蕃择其有才望者，罗置门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报（严）嵩，预为布置，连络蟠结，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

百密一疏，见杨继盛奏文中援引两个王爷为人证，严嵩大喜，以为可以因此为罪，就在嘉靖帝前构称杨细盛无故把宗室牵引入纠纷之中。帝果然大怒，立刻下令当廷杖打杨继盛一百，并命刑部定罪。刑部不敢得罪严嵩，断成死罪，系之于狱，但拘押三年。嘉靖帝一时也不想杀掉这个学问深厚并享有天下清名的直臣。有人劝严嵩不要杀杨继盛，免得招众怨，严爷心动。无奈，其子严世藩及党羽非要置杨继盛于死地，天天劝说严嵩下手。于是，在第四年秋决时，严嵩揣知皇帝深恨的所谓“抗倭不力”的都御史张经和巡抚李天宠肯定要被处决，便阴附杨继盛之名于二人案卷之后递呈上去。嘉靖帝不细省，御笔勾决。杨继盛终于被杀，时年四十。他临刑赋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天下知与不知，皆涕泣传颂之。

杀杨继盛，严嵩可谓是把天下人都得罪。其实，早先时候，杨继盛在皇帝前敢抗言疏指丧权辱国的咸宁侯仇鸾，而严嵩一直恨仇鸾不附于已，就非常欣赏杨继盛这位耿直才子，亲自提名，把他连升数级，直接提拔为主管兵部武选司的主管。孰料，杨继盛只思君恩，嫉恶如仇，讨厌严嵩更甚于讨厌仇鸾，不仅不到严府“谢恩”，而且马上就上疏曝其罪恶，可以说是耿直至极的一个正人君子。但以实论之，杨继盛弹文中第一条，其实站不住脚。朱元璋废相权，是政治上的一种倒退。明仁宗时代开始逐渐加重大学士权位，渐成祖制，所以拿严嵩握宰相权违背“祖制”说事，应属是这位杨爷时代和意识的局限。

严富父子仗恃皇帝的信赖和手中的权势打击正人，排斥异已。如果大家熟谙中国的官场政治，这些其实算不上什么大奸巨恶。那些在官场子里面混的，谁的手也不干净。但是，严嵩滥用只会诌媚滑顺的小人主持方面大政，于国于民是真正做了大坏事。比如，任用赵文华，使东南倭乱愈演愈炽，诚乃严嵩的大恶之一。

赵文华此人，乃嘉靖八年进士，本性狡险，得官后考拨不及格被外贬。举进士前，幸亏他在国学读书时结识了当时担任祭酒的严嵩，二人很是投缘。由于严嵩知道自己树敌太多，父子多有过失，便想安插自己心腹在关键部门，以便日后出事好有照应。于是，他就与赵文华相结为义父义子，把他擢为刑部主事。进步了还行更进步。不久，赵文华知道嘉靖帝好道爱神仙，就自己私下进媚皇帝，上献“百华仙酒”，表示说：“臣下师父严嵩正因饮此酒而长寿体健！”嘉靖帝试饮，醇香浓厚，味道好极了。估计美酒里面有植物兴奋剂，陆然间让嘉靖帝神清气爽。他非常高兴，立下手敕，向严嵩询问此酒制作工艺。

严嵩接敕大惊，咬牙道：“赵文华安敢这样做！”确实，这狗儿子瞒着自己向皇帝献好酒，让皇帝感觉自己有好东西舍不得奉献。如此，赵文华自己做好人，倒让老严巴结皇帝落于人后，这真让人窝心。恼怒归恼怒，严嵩也不敢发作，婉转上奏道：“臣生平不食药饵之物，臣活这么久，自己也不知所以然，绝非饮药酒而及。”

回阁房后，严嵩盛怒，立刻召来赵文华大骂责斥。小赵跪泣久之，老严怒不可解。不久后，严嵩休假归朝，群僚进见，严嵩仍怀恨赵文华，让从吏把他推出门外。

这一来，赵文华真怕了，携大笔金宝跪献自己干妈（严嵩老婆）。一日，严嵩夫妇家宴，严世藩以及众义子侍立两侧，一家人其乐融融。赵文华事先跪伏于窗外，观察动静。良久，严嵩老妻佯装不知这对义父子二人不和事，问老严：“今日全家欢会，怎么独不见我儿文华？”严嵩轻蔑一笑：“阿奴负我，怎能在此！”严嵩妻忙温语相劝，诉说赵文华诸多“孝敬恭顺”事情。严嵩听着，面色转和。

赵文华见时机已到，立刻急趋入房，长跪涕泣不已，连声叫爹，于是父子二人和好如初。

东南倭患昌炽后，严嵩禀报嘉靖帝，派赵文华在祭海神的同时，前往那里主剿倭寇。赵文华无略小人，胡乱指挥，冤杀总督张经等人，向朝廷妄报成功，得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幸亏有胡宗宪、俞大猷等人能干，平徐海，俘陈东，使东南倭患大有收敛。当然，这些成绩，赵文华皆据为己功。为此，明廷加其太子少保，荫其一子为锦衣千户。

赵文华在东南倭患中的种种劣行，笔者将在后面平倭的文章中详述。

赵文华自恃立功而得宠遇，日渐骄横，连严世藩也不放在眼里，拿宫中大小太监也不当回事。特别让严世藩生恨的是，赵文华曾向他进献一顶金丝编织的幕帘，小严稀罕当作宝贝。后来他才得知，赵文华有美妾二十七人，人人有这样的金幕帘，这让小严深以为恨。宦官方面，由于赵文华手紧，不再出金银，大小太监根本从他那里再也打不到秋风。于是，这些人回宫后，就总是向嘉靖帝汇报赵文华接受皇帝赐物时倨傲不礼。特别让皇帝生气的是，赵文华进献西域春药，嘉靖帝饮服后效果特好，一夜连御数女。药丸食尽，他又向赵文华索要这种西域“伟哥”，但老赵皆自己享用，回称没有。宁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嘉靖皇帝大恨。一日，他上宫城远眺，见西长安街新起一高楼，耸入云天，就问左右：“谁家宅第，如此豪华？”左右称：“赵尚书新宅”。其中有一人被赵文华得罪过，阴不拉叽来一句：“工部贮存修宫殿的巨木，大半都被赵文华盖新宅了。”嘉靖帝闻之脸色大变。稍后，嘉靖帝就找茬让他“回原籍”修养。又过些日子，嘉靖帝怒发其罪，黜赵文华为民，并贬其子为小兵戌边。赵文华当时真得了病，遭此大谴，病势转沉，腹溃而死。

严嵩晚年，思维迟滞，再不像初时那样对一直在西苑“玄修”的皇帝所发诏旨做出敏捷反应。嘉靖帝大道家，大文学家，手敕往往辞旨玄奥。这时候，只有严世藩能刻意揣摩，并达无不中。一方面是由于严世藩智商高，二方面因为他“情商”也高，总拿大把银子贿赂皇帝左右宦官侍女。所以，嘉靖皇帝喜怒哀乐，宫内的耳目们纤悉驰报，他们每次均能从小严处得到大笔“情报费”，故而严世藩成竹在胸，想皇帝所想，急皇帝所急。

严嵩最后当政时期，诸司上报事情要他裁决，他均说“与东楼议之”。“东楼”，严世藩别号也。早年，由于有妻子欧阳氏规劝，严嵩对儿子管教甚严。欧阳氏病死后，小严再也无人管束。而且，由于缺儿子不行，严嵩上表皇帝，请皇上允许儿子留京伏侍自己，让孙子代之扶老妻之丧归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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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相二十年：严嵩秉政时期的贪横误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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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世藩服丧期间，大行淫乐之余，在家中代老父处理诸司事务。由于他身有丧服，不能入值朝房，这让老严嵩就作了难。有时嘉靖皇帝派宦官急扯白咧，狂催老严拟旨草文什么的。可怜严嵩老眼昏花，老脑袋已经转不动，奏对多不中旨，使得嘉靖帝大为恼火。

此外，道士蓝道行以扶乩为名，用沙盘代替“神”言，极陈严氏父子弄权跋扈之状。嘉靖帝问：“如果此事为实，上天何不殛杀二人？”蓝道行答：“留待皇帝正法！”嘉靖帝默然心动。

老严还有另外得罪嘉靖帝的地方。嘉靖帝自居的西苑万寿宫因火灾不能住，暂居狭窄的玉熙宫，因此郁郁不乐。他招问严嵩，老严劝皇上还大内居住。这可触动了嘉靖帝的忌讳。正是由于嘉靖二十一年皇帝本人在大内宫中差点被宫女们勒死，这位一向信邪迷信的皇帝再未回去居住。严嵩此议，正触霉头。不久，严嵩又请皇帝还居南内，那地方又是从前明英宗被软禁的地方，此议让嘉靖帝更怒。

这时候，关键的时候，好好先生徐阶出场了。

徐阶，江苏华亭人，嘉靖初年进士出身，乃当科探花郎。史书上称他“短小白皙，善容止。性明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入翰林后，他本来远大前程一片光明，却得罪了当时的皇上大红人张璁，徐阶被贬出京外。过了好几年，昔日春风得意又秋风失意的小徐才得以重返翰林，并受夏言授引，一步一个坑，最终当上了礼部尚书。从“站队”方面看官场，严嵩整掉夏言，肯定要“惦记”徐阶。可这徐尚书经过从前的蹉跌，深知当朝一把手惹不得。他从不当面顶撞严嵩，把老严奉乘伺候好得不行，所以严嵩除掉他的意思就不那么迫切。更庆幸的是，夏言虽倒，徐阶因一手漂亮“青词”，哄得嘉靖帝对他大加青睐，须臾不可或离。如此，严氏父子想搬除他，倒是非常非常之难。当然，此前有一事，差点老严要了小徐的性命：一日，嘉靖单独召严嵩问话，征询他对徐阶的看法。严嵩想了想，说：“徐阶缺的，不是才能，只是心眼太多些！”这句话要命，老严是讲先前徐阶力争嘉靖帝早立太子之事。嘉靖脸色险沉，幸亏后来未对此事深究。正是由那时起，徐阶对严嵩益加恭敬，并弹精竭虑撰写青词给嘉靖帝，以图保身。

嘉靖帝想造新宫，问严嵩，没结果。他就召时为次辅的徐阶。徐阶一口应承，表示先前建殿，余留建筑材料很多，如果下令营建，几个月即可造成新的宫殿。嘉靖帝大悦，立即下诏任除阶儿子尚宝丞徐墦兼工部主事一职，主持建新宫。结果，仅仅三个月多一点，宏伟雄壮的新宫建成，嘉靖帝当天就迫不急得搬入“新家”，名之曰：“万寿宫”。追过经事，皇帝对徐阶另眼看待，深以为忠，进其为太子少帅，兼支尚书俸禄，并超擢其子徐墦为“太常少卿”。

严嵩知悉帝宠已移，又开始装孙子，率儿子严世藩一群子孙家人到徐阶家中，表示说：“老夫活的也差不多了，我死后，徐大人善待这些人！”徐阶装得更象，立即还拜，表示自己受严相爷提拨，对他绝无二心。

严嵩一行人刚走，徐阶儿子徐墦进屋，对父亲说：“大人您这些年一直受严氏父子欺压，该出手时侯一定要出手！”岂料，徐阶拍案大骂：“没有严相爷，我们徐氏父子哪里有今天，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死了狗都不吃你！”原来，严氏父子耳目众多，徐阶家人中就有几个严世藩重金豢养的“间谍”。徐阶的“表现”，立刻传到严氏父子耳中，从此老严对徐阶完全放松了应有的“警惕”。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身为御史的邹应龙忽上奏章，弹劾严世藩贪污受贿等不法之事。但奏章当时未敢即连严嵩，只讲他“植党蔽贤，溺爱恶子”。历史上有些事，发端有时离奇近乎荒诞，邹御史之所以敢于忽然间挺身而出，并非直接受徐阶指使，而是缘于他所做的一梦：他梦见自己骑马出猎，看见东边有一高楼，土基宏壮，顶覆秸杆。邹应龙拉弓而射，大楼轰然坍倒。醒后，邹御史鼓励自己，这是我搬倒“东楼”（严世藩）的吉兆啊，于是他奋笔疾书，立写弹文。

嘉靖帝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又有道士们一旁窜掇，便下诏逮严世藩入大理狱，命严嵩致仕，“仍给岁禄”。

发现皇帝对老父严嵩没有一棒子打死，严世藩深知事情不像想象中那样不可挽救。他通过早先交结的内保太监，奏称道士蓝道行与邹应龙里外色结，陷害大臣。嘉靖帝各打五十大板，命人逮捕蓝道士送入牢房审讯。严嵩嘱托刑部的心腹，严刑拷打蓝道行，最终目的让他诬攀徐阶为幕后指使。谁料，蓝道士挺“英勇”，坚决不承认受徐阶嘱指。由于严氏父子势力根深固结，最终蓝道行获罪被处死。

朝中独相十余年，严嵩党羽力量确实大。但是，如果不处理严世藩，又无法向皇帝交待，法司最后就“裁定”严世藩受贿八百两白银，上案于御前。廷议后，判决流放严世藩于雷州，其两个儿子及心腹罗龙文等人分戌边地。

嘉靖帝念严嵩旧情，特宥严世藩一个儿子为民，回老家伺侯严嵩起居。

严嵩离朝后，没人再与自己谈玄论道，加之蓝道行又被处决，年已半花的嘉靖帝追念老严过去二十多年的赞玄之功，悒悒不乐。于是，他把已经升任首辅的徐阶叫来，表示自己要退居二线，当太上皇，准备在西内一心拜道。徐阶极陈不可，谏劝皇帝不要搁挑子。“好，既然如此，你们一定要与朕同辅玄修，努力崇道，日后再有谁敢上疏劾奏追论严嵩、严世藩父子，朕一定下令把他们与邹应龙一同送斩！”

远在江西南昌的严嵩闻此，知道帝意仍有念旧之情，就趁嘉靖帝生日，在铁柱宫使道士建醮为皇帝祈祷，亲自撰写《祈鹤文》献上。皇帝优诏答之。见有回信，严嵩登老二上肚脐，上疏乞求皇帝准许自己被流放的子孙回南昌能给自己养老。对此，嘉靖帝没有答应。

事已至此，严世藩也不消停，惹事不断。他被明廷下令流放雷州，但是，刚刚行至半道，他便擅自回返，在南昌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别墅。更危险的是，他常常酒后宣言：“哪天我得以重起，一定要拿下徐老头的人头，邹应龙也跑不掉！”

徐阶得闻，忽起斩草除根之心。严嵩听见儿子如此放话，叹息对左右讲：“此儿误我太多。圣恩隆厚，我得善归。此儿虽被遣戍，遇赦也可得归。今忽忽大言，惹怒圣上与徐阶，我严氏家族，横尸都门那天，想必不远矣！”

合该有事。袁州推官郭谏臣因公事路过严嵩府宅，看见一千多工匠正大修府邸。严府仆人作监工，望见郭推官根本不起身见礼。郭谏臣大怒，上状于御史林润。这位巡察御史先前劾奏过严嵩党徒，很怕日后严嵩父子重起遭到报复，见此状大喜，立刻添汕加醋，上奏严世藩在江西阴聚徒众，诽谤朝议，图谋不轨。同时，他还奏称小严聚数千人（一下把数目扩大几倍）以修宅为名，阴谋造反。

疏上，嘉靖帝大怒，命林润诏逮严世藩等人入主京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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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相二十年：严嵩秉政时期的贪横误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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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润得令即行，一面下令捕人，一面又上奏疏，半真半假，把严世藩一案渲染得活灵活现：

（严）世蕃罪恶，积非一日，任彭孔为主谋，罗龙文为羽翼，恶子严鹄、严鸿为爪牙，占会城廒仓，吞宗藩府第，夺平民房舍，又改厘祝之宫以为家祠，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栏横槛，峻宇雕墙，巍然朝堂之规模也。袁城之中，列为五府，南府居鹄，西府居鸿，东府居绍庆，中府居绍庠，而（严）嵩与（严）世蕃，则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为护卫之壮丁，森然分封之仪度也（喻指严氏父子僭越制度自以为王爷）。总天下之货宝，尽入其家，（严）世蕃已逾天府，诸子各冠东南，虽豪仆严年，谋客彭孔，家资亦称亿万，民穷盗起，职此之由，而曰：“朝廷无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而曰：“朝廷无如我乐”。甚者畜养厮徒，招纳叛卒，旦则伐鼓而聚，暮则鸣金而解，明称官舍，出没江广，劫掠士民，其家人严寿二、严银一等，阴养刺客，昏夜杀人，夺人子女，劫人金钱，半岁之间，事发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祸心，阴结典楧，在朝则为宁贤，居乡则为（朱）宸濠（喻指严氏父子想效仿朱宸濠造反），以一人之身，而总群奸之恶，虽赤其族，犹有余辜。严嵩不顾子未赴伍，朦胧请移近卫，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国法为不足遵，以公议为不足恤，（严）世蕃稔恶，有司受词数千，尽送父（严）嵩。（严）嵩阅其词而处分之，尚可诿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纵之，又曲庇之，此臣谓（严）嵩不能无罪也。现已将（严）世蕃、龙文等，拿解京师，伏乞皇上尽情惩治，以为将来之罔上行私，藐法谋逆者戒！

严世藩落到这地步，仍旧嚣张，放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几个被一起关押的党朋见严爷这么镇定，连忙问计。严世藩说：“通贿之事，不可掩遮，但圣上对此并不会深恶痛绝。“聚众通倭”罪名最大，可以派人立刻通知朝中从前相好的言官，在刑部把这一条削去，增填我父子从前倾陷沈鍊、杨继盛下狱的‘罪恶’，如此，必定激怒圣上，我辈可保无忧！”

结果，这招真灵，刑部尚书黄光升及大理寺卿张守直等人受传言欺弄，又有言官做手脚，他们撰写罪状辞中果真把严氏父子陷害杨、沈二位忠臣的事情写入，且大肆渲染。

待他们持状入见首辅徐阶，这位徐大人早已成竹在胸，随便看了诉状一眼，置于案上，问：“诸位，你们是想救严公子呢，还是想杀严公子？”

众人愕然，齐声曰：“当然是要杀他！”

徐阶一笑。“依照你们所上诉状，必定会让他活得更自在。杨继盛、沈鍊受诬被杀，天下痛心。但是，这两人被逮，皆当今圣上亲下诏旨。你们在案中牵涉此事，正触圣上忌讳。如果奏疏上达，圣上览之，必定认为法司是借严氏父子这案子影射皇上圣裁不公。皇上震怒之下，肯定要翻案。到时候，严公子不仅无罪，还会款款轻骑出都门，且日后说不定又重新能得以大用！”

几个人一听，如雷轰顶，均惊立当堂。良久，他们才讲：“看来要重新拟状了。”

徐阶怡然，他从袖中掏出自己早已写好的状疏，“立即按此抄一遍即可。如果你们回去反复集议，消息泄露，朝中严党必有所备，那样，别生枝节，大事就不好办了。”

众人唯唯。

发稿示之，见徐阶所草罪状，重点在于描述严世藩与倭寇头子汪直阴通，准备勾结日本岛寇，南北煽动，引诱北边蒙古人侵边，意在倾覆大明王朝。

果然，疏上，嘉靖帝拍案狂怒。他最恨倭寇和蒙古人。见小严和这些人勾结，那还了得，马上下令锦衣卫严讯。

严世藩等人，很快得知徐阶所拟的“罪状”，相聚抱头大哭：“这回死定了！”

狱成，严世藩等人被斩于市，严氏家族被抄家。共抄得白银二百零五万五千余两，珍奇异宝不计其数，多为皇宫内府所无。不久，严氏党徒在朝中的诸人，也皆为徐阶等人清洗出去。严家大树，连根被拔。

至于严嵩老爷子，白发苍苍八十老翁，一身破衣烂衫，满脸污脏，日日持一破碗，在田野间的坟间转来荡去，捡那些上坟的供品充腹活命。捱了一年多，老头子苍凉死去。昔日威风凛凛的大宰相，落得如此下场，想来也令人鼻酸。中国的政治生态，永远如此，风光时可以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只要谁政治上倒台，身败名裂，无论你是堂堂相爷还是“国家主席”，总逃不出空腹惨死的结局。

从实而言，严世藩死有余辜，但徐阶玩的这种政治手腕，也过于阴狠，非要编造莫须有的通倭谋逆大罪来搞严家，其目的就是一定要牵连上严嵩。谋逆大罪，株连抄家发泄绝对难免，徐相爷非要置政治对手老严和小严永世不得翻身。对于这一点，明朝当时及日后多有人不平，认为徐阶的手段，使严世藩的罪名不能服天下人心，刑非所犯，于理不称。

天道好还。日后徐阶下台，又被“后浪”高拱怨恨算计，以其二子乡间怙势犯法为由，把徐老头二个儿子罚往边地“劳改”，老徐自己差点与老严前辈殊途同归，在风烛残年孤独而终。幸亏不久张居正把高拱又拱下去，老徐才得保令终。

作为徐阶弟子的张居正还算厚道，他当政后，派江西地方官员收拾严嵩枯骨，修坟安葬。严爷再怎样也是堂堂大明一代宰相，总不能和要饭花子一样的死法、葬法。

嘉靖一朝，正因为无大奸太监，方显严嵩柄政的“罪恶”。其实，许多军国大事方面，嘉靖帝乾纲独断，最大的坏事都就是皇帝拍板，严嵩依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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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的王朝：嘉靖年代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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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身死前后，荒淫的嘉靖帝也“崩”了。这位君王的末年，沉溺道教尤甚。宫中宦官为了“安慰”他，常常趁他呆坐时从旁边扔落一个大桃，报称“天赐神桃”。为此，嘉靖帝会大喜连日，又兴“报恩”醮礼数日，耗费金银无数。即使是兔子生下两只崽，或者殿庭阴凉处生出几枝大个狗尿苔（灵芝），在宫中也令被当作“祥瑞”来庆贺一大番。

嘉靖四十五年初，户部主事海瑞的上疏，道出了这位皇帝崇道废财的真实情况：

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弛矣；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指嘉靖帝听从道士劝言，不与自己两个儿子见面），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词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言者，谀之甚也。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陛下师事陶仲文（老道士），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诚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诸臣讲求天下利病，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嘉靖帝览疏狂怒，非要马上杀海瑞。幸亏一名名叫黄锦的太监谏劝：“此人素有刚直痴名，上疏前已经与妻子相诀，购买棺材待死。如皇上你现在杀了他，适成其名。”

因此，海瑞只被收监论死。

可巧，这年底，嘉靖帝就崩了。其子明穆宗继位第二天，海瑞即得释，且被视为忠耿直臣。

嘉靖帝死因，也是死在“道”上。道士王金献“仙丹”，药方诡秘不可识。药性燥烈，估计都是矿物质剧毒物和大麻等麻醉药的混合品，吃下去一会儿很舒服，连服就会肾衰竭。“大力丸”吃了一个月，这位荒淫帝王就“升天”了。

嘉靖一朝，内有权臣，外有海患边患，他本人又媚道崇道，奢侈无度，倾竭天下人民膏血以供一人迷信之用，国内经济情况日益恶化，真正把大明帝国带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特别是财政方面，嘉靖帝屡建宫殿、道宇。“中年（嘉靖中期）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给，黄白蜡至三十余万斤……沉香、海漆诸香至十余万斤……太仓之银，颇取入承运库，办金宝珍珠，于是猫儿晴、祖母绿石、绿撒索尼石、红剌石、北河洗石、金钢铬、朱蓝石、紫英石、黄甘石，无所不购。”除此以外，军费开支巨大，沿海和近蒙古部落的境都有战事，督抚大臣趁机贪污，军费达至天文数字。举嘉靖三十一年为例，当年户部所奏岁入只有二百万银，而军费开支一项却高达一千多万，严重超支。由于国内矛盾激化，各处起事不断，农民、矿工、盐徒、各种民间宗教团体纷纷揭竿而起，按倒葫芦又起瓢，搞得明政府焦头烂额。大明帝国，已经成为“大暗”帝国。

此篇写至此，笔者感严嵩大学士之死，念其青壮年时代诗歌的清丽，真让人心中感慨无限：

闲客请宵抚玉琴，露凉新月在高林。凭君洗净松风耳，无限人间郑卫音。（《听琴》）

山泉野饭聊今夕，金谷铜驼非故时。随缘自有数椽竹，题俭真成一字师。（《师歛堂》）

山塘深且广，逦迤抱山麓。隔浦见人家，依依桑柘绿。日落烟水寒，绕塘飞属玉【山塘】

石磴盘秋萝，危亭出峰树行人上山道，望望云飞处。洞口晓钟声，林僧独归去。【仰山】

【扬州】观忆琼花色，桥怜万柳阴芜城今夜月，怀古一悲吟。胜迹那堪问，长江独至今.波间饰龙舰，早晚翠华临。

殊俗聊相值，空堂谁与同。灯明深雪里，岁尽漏声中。野暗孤城柝，庭高古树风频年远为客，此夕意何穷。【全州岁夜】

我还喜其与诗友亲切赠和之作，雅人深意，情意涓涓：

天南岁晚更依依，朔雪寒云绕树飞。投馆惊看风土异，临觞怅忆故人违情同漓水仍西注，身似春鸿向北归想见邮亭频驻马，独吟千嶂已斜晖。【暮次灵川怀寄师舜天益二乡丈】

溪上梅花玉作林，溪边茅屋苦寒侵孤山倚棹逢诗兴，颍水移家见客心。日暖渔歌来浦溆，雪晴花色上衣襟。风尘拥传劳为郡，时向沧洲寄一吟。【萧子卜居梅林赋赠】

累朝望重经纶地，五亩怡情水竹间。天下正须安石起，雒中犹放涑翁闲。诗寻丁卯桥边宅，舟放金焦寺里球马烨如尊俎胜，隐园高会渺难攀。【寄寿少傅邃翁先生】

文酒高怀强自宽，风烟异域若为欢。哀歌漫引冯驩铗，感遇空弹贡禹冠。梁月渐低回远梦，塞鸿初至得新翰。春愁只恐销容鬓，莫向天涯重倚栏。《见用修赠张生诗和以寄之》

即使与老恩人、老仇人夏言，严嵩当年也有真诚的诗作相赠：

灯烛通宵晃禁庐，雾窗云阁近宸居瑞烟入座香浮苑，寒影窥帘月到除。缑岭乍闻丹凤吹，穀城先访赤松书。归来未向人间说，天语亲承燕对余。【无逸殿直舍和少师夏公韵】

经营一生，操劳一生，费尽心机一生，终是一场空忙。严嵩

最终死于荒丘，恶名播于万古，正应了他早年《铃阁秋集》中一句诗：

万事浮生空役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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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盗贼：盗据澳门的“佛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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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居住在深圳，有一哥们和我老友鬼鬼，关系很铁。他老婆在香港工作，每次过关前总爱买一些“葡国蛋挞”回来。一次，哥们塞了我一盒让我带回家吃。过后问我，我当然说好吃。此后，每隔十天半个月，哥们就会通知我到他家里去取“礼物”。于是，每次我的车中数个小时内就一直散发着葡国蛋挞那呕吐物一样甜腻腻发酸的味道。这种东西，我其实很怕吃。我的几个女同事倒嗜之如命，每次的“礼物”，其实都进了她们肚子。特别有一次，哥们去澳门小赌怡情，回来马上打电话：我们给你从澳门带来了真正的葡萄牙蛋挞！

手捧那盒“葡国蛋挞”，我心怀感激，但也忍不住问哥们：“喂，你知道佛朗机吗？”哥们还“海龟”呢。他摇摇头，思索了一下，说：“我只知道佛朗哥，上世纪中后期西班牙的独裁者。”我苦笑一下，只能低下头，当着哥们夫妇面，盛赞这葡国蛋挞好吃，绝了。

“那你就趁着新鲜现吃一块啊！”哥们老婆殷切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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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明清史臣弄混的国家：“佛朗机”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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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机，在明代和清代前期的著作中又写作“佛郎机”，不少书中都指称是一种铳炮。明代在中国传教的耶酥会士艾儒略（Aleni，瞧这名字起的，显证洋鬼子崇受天朝“儒略”）在其《职方外纪》一书中很详备解释了铳炮为什么叫作“佛郎机”：“以西把尼亚（西班牙）东北为拂郎察（法国，源于“法兰克”一词），因其国在欧逻巴内，回回（人）概称西土人佛郎机，而铳（炮）亦沾袭此名。”

但是，《明史》中《外国传》上记载的“佛郎机”，是这样写的：“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也就是说，明人和日后根据明人记述撰写明史的清初史臣，把佛郎机误认为是满剌加的邻国。其实，佛郎机，乃葡萄牙，由此一来，明人把欧洲的国家，一下子搬到东南亚来了。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谬误呢？

明朝人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肯定的是，此译音来源于到中国朝贡作买卖的东南亚回教徒。阿拉伯、土耳其等地泛指欧洲为“佛郎机”，即对“法兰克”（Frank）一词的转读。转来拐去，发生音变，到了中国就变成“佛郎机”了。其实，法兰克人也只是公元六世纪左右征服法兰西的一个日尔曼部落名称，并非代表整个欧洲。

再进一步分析，《明史》中提到的“满剌加”，位于今日的马来半岛，控扼马六甲（满剌加）海峡，乃大明王朝一个藩属国，明清学者之所以认为“佛郎机”地近满剌加（马六甲），完全出于误会。公元1509年，葡萄牙殖民者塞克拉率六艘战舰登陆葡萄牙。两年后，十八艘葡萄牙军舰大举入侵，热兵器对冷兵器，满剌加（马六甲）人大败，苏丹本人也跑到了今天新加坡东南的一个小岛上躲避，而满剌加国遂为葡萄牙人占据。葡萄牙之所以垂涎满剌加，一是为这里乃太平洋重要门户，香料贸易重要集散地；二是因为当地多矿，物产丰富。葡萄牙乃欧洲古国之一，1143年正式成为独立王国，而后两个多世纪靠舰船起家，成为海上强国，在全球到处扩展殖民地。但它于1580年为西班牙侵并60年，中间独立一段时间，1703年又沦为英国的附庸。直到1891年，葡萄牙才有了“第一共和国”。连列宁都说过：葡萄牙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穷人”。至今在西欧，看门人职业大多由葡籍人提当。葡人个个一脸憨像，圆乎乎、红润润的泥土芳芬脸，加上澳门回归顺利，我们中国人对他们印象不错。殊不知，有明一代，佛郎机（葡萄牙人）乃最最穷凶极恶的一群，沿海倭寇盗患，他们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葡萄牙人占据满剌加以后，在正德十三年（1518年），乘船到广州怀远驿，冒充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骗过中国官员，得到贸易凭证（勘合）。但是，这些西洋人鹰鼻凹目，金发绿眼，根本不像广州官员印象中的“满剌加人”。为了掩遮狐臭和“鬼”样子，他们在打扮上把自己伪装成穆斯林，白布缠头，个个一袭长袍。广州官员对于“外国人”见得多，很快发现这些所谓的贡使连基本礼仪都不会。破绽露出，这些人不敢不说实话，就承认自己是“佛郎机人”。广州官员索要“国书”，这些人也拿不出。朝廷闻奏后，毕竟中国一贯充大头显摆大国风范，下令地方政府好吃好喝好招待，收受“贡物”点数后，折价付银，打发这几艘船回国。同时，允许他们派几个入京汇报情况。因为，在明朝人自己的《大明会典》中，没有“佛郎机”这样一个藩贡国，朝廷也想弄清这些相貌古怪的串种家伙到底从哪儿冒出来。当然，他们被安排学习礼仪，未能立即成行。

中国对葡萄牙人不熟，他们对大明倒熟，先前已经有好几批亦商亦盗的海上商贩在明朝沿海靠岸，获利颇丰，并买回美仑美奂的中国瓷器回国，上献王室，深受嘉赏。

但是，在广东沿岸的佛郎机船队并未回国，美妙东方新世界令这些西方野蛮人眼馋了，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这一帮家伙就沿海停停走走，自恃手上有铳炮，不时上岸唬人抢劫商旅。对此，明人著作中说他们“烹食婴儿”。吃小孩之事可能有些夸张，但掠卖人口完全是事实。他们与两广奸民海盗勾结，掠走了少当地人民为奴隶，然后海上贩卖。

由于滞留于广州的使节买通了当地任监守的太监，几个人很快得到批准可以入京。当时，正德皇帝正借亲征朱宸濠为名在南京游玩，葡萄牙使臣佩雷斯便往南京面君。荒唐皇帝对这个回回打扮红头发蓝眼珠的“番人”很有些好印象，因为他的样子很像皇宫中的波斯猫，就饶有兴趣与他交谈了一会儿。大明皇帝当然不会用国际语、英语或者什么葡语与他对话，都由“火者”亚三当翻译，大家相谈甚欢。翻看礼物后，正德帝又试射了几下手铳，很觉好玩。

打发佩雷斯离开后，正德皇帝把“火者”亚三留下，一方面向他询问域外的风土人情，一方面不时让他教自己几句西洋“鸟语”为乐，可以说，正德皇帝是最早学习“外语”的中国皇帝，不知当时他的水平够几级。可能现在的人对“火者”二字不明其意，“火者”，不是烧火的人，是当时广东、福建一地富豪家人驱使的阉奴。在中国，只有皇家才有资格使用阉人宦官，但闽粤名家富商，家趁人值，也怕俊仆秀奴搞大自己妻妾的肚子，就常常私阉穷人子弟为奴，称为“火者”。正是因为亚三本人也无小鸡鸡，所以他才方便入皇宫天天伺侯正德皇帝。亚三之所以得留，还在于佩雷斯当时给了正德帝宠臣江彬不少奇异洋物。有江大将军引荐，亚三入宫，自然也是佩雷斯大的“眼线”。

这位亚三有样学样，跟随正德帝回北京，狗仗人势，见了提督主事梁焯也不下跪见礼。梁提督生气，立即叱令左右绑上这个奇装异服没胡子的东西，鞭之数十，打他个鲜血淋淳。江彬听说后，赶忙过来“救人”，大骂梁焯：“亚三乃与天子嬉戏近臣，又怎能向你这样的小官下跪！”结果，正德帝转年病死，江彬被诛，亚三也被捕下狱。经过审问，他承招为佛郎机的人作探子，窥伺虚实。于是，验明正身，押赴刑场，“火者”亚三来不及找装小鸡鸡的匣子，就在闹市被“喀嚓”，尸体焚毁。那位佩雷斯也没走出国，被明廷下令逮捕，流放西北地区，下落不明。他的后代，估计现在正在哪里放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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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狗容易送狗难：赖着不走的葡萄牙商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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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死后，其堂弟嘉靖帝继位。这时，明廷接到满剌加使者的申诉，请示大明帮他们复国。礼部经过调查后，报称佛郎机人假借满剌加名义挟货通市，久滞不去，有窥伺之意，主张沿海官员把这些人尽数驱逐出境。明廷认可。

诏令下后，广州官员马上通知佛郎机人离开。但葡人卡尔佛带着几只大船仍死皮赖脸不走。于是，地方官员就把他弟弟瓦斯科以及几个葡商抓入监狱。

卡尔佛怒恼，招来近海的几只船入湾，据险顽抗，并向明军开炮，想最终占据南头一地。

明朝官员非常气愤，敢在大明地方撒野，真是活腻烦了。而且，当时葡萄牙人的火器远远不如明末清初时期西洋炮火那样厉害。在葡商船上服务的中国人杨三等人又知晓民族大义，半夜下船，教授明军制造铜铳的方法以及弹药配方。

经过充分准备后，海道副使汪鋐指挥水军向葡船发动进攻。明军先用火攻，用了几只破船遍载柴草，浇以膏油，顺风纵火，一下就烧掉了葡萄牙人的两条大船。同时，明军派善潜水者入江，凿沉了对方一般大船。然后，明水军驶近攻击。

葡萄牙人使出决胜法宝，搬出铳机向明军猛轰。不料想，明军大船贴进，炮火轰轰，以同样的铳炮回轰对方。葡萄牙人吓坏了，放弃抵抗，掉转船头就跑，明军穷追猛打。

最终，仅有三艘葡萄牙大船逃回满剌加，其余皆被焚毁击沉。这一仗很漂亮，佛郎机盗寇偷鸡不成蚀把火，悻悻而去。

转年，嘉靖元年（1522年）秋，又有一批葡萄牙殖民者灭掉了苏门答腊沿岸一个小国“巴西”之后，奉葡王之命，他们驾五艘巨舰，兵员一千多人，扬帆直逼广东珠江口。此来，一是报复，二是准备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永久军事基地。在新会的明朝备倭指挥柯荣等人立即组织水军，在西草湾一带拦截敌舰，猛攻侵略者。

此战，明军斩首三十五级，生擒四十二名葡人，俘获两只大船，其余三艘船逃掉。

嘉靖帝下旨，把所获夷兵就地斩首示众。四十二颗红毛脑袋，悬于广州城门楼上。不仅如此，明朝官军缴获数筒葡萄牙原装船用炮铳，名之为“佛郎机”，上献朝廷，这就是“佛郎机”当作火器名的起始。其实，明朝在弘治年间（六、七十年前）已经从走私的西洋船上获得过这种武器，只不过当时没给这种武器起名。

据明人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佛郎机炮“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于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放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此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也。”他还讲到有通事（翻译）献手铳（早起手枪），射程百步，也是一样的武器原理。后来，明朝兵部铸造一千多佛郎机大炮，名为“大将军”，下附木架，可高可低，发放于三边守军。“然将士不善用，迄今莫能制寇也。”

胡宗宪还说：“中国原有此制，不出于佛郎机。”这句话不错，火器由宋朝已经在战争中所用，元朝更是进一步发展了制造工艺，只是当时没有过多重视，乱哄哄中就亡国，铳炮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元末明初朱元璋军队在不少战役中使用类似火器，效用明显，有几次成为战争中决定因素。但肯定一点的是，至正德、嘉靖年间，西洋制造方法肯定优于明朝，他们的“佛郎机”比“大将军”什么的火炮威力更大，很可能当时的西方制造工艺比明朝要先进。

此事之后，葡萄牙人被明朝打怕了，好久不敢想武力入侵的法子，就上书要求与明朝通商。由于朝臣们普遍认定“佛郎机”人乃“贼虏之桀”，皆建议朝廷拒绝与之交往。但不少人希望明朝恢复与东南亚诸通贡国的贸易，因为海禁对广东番舶收入大有影响，大多数商船都驶往福建沿海去做买卖了。后来，巡抚朱纨严禁通番，整治海防，葡萄牙人赚不到钱，就开始杀人明抢，做起无本“买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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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急败坏成巨盗：杀人劫货的葡国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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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嘉靖年间的所谓“倭患”，乃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最早大爆发。巡抚浙江兼任福建等处海道的朱纨下令剿捕海盗，严禁通番，并催使近海居民通盗者互相告发。吃“走私饭”已成习惯的地方豪民汹汹而起，吃里扒外，纷纷与葡萄牙人勾结，上岸杀人放火，地方官不知实情，上报说是“倭寇”入侵，其实最早的盗贼们根本不是真倭，反而是由海而至的葡萄牙人。这些人在闽浙大掠，与日本浪人及中国海盗王直、徐惟学等人大肆勾结，在嘉靖十九年就已经把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当作“大本营”，四处出击，杀人越货。由于时人总以“倭寇”称呼这些贼徒，反而后来很少人知道葡萄牙人是最早的罪魁。

特别可恨的是，葡萄牙人在放火烧杀抢劫财货之外，他们与“倭寇”最大的不同，就是喜欢大量俘掠平民，转送海上贩卖为奴。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盘踞双屿岛的葡萄牙、日本浪人、中国海盗的据点被明军攻克，这伙贼人暂时退出浙江，逃往福建的金门（当时称浯州屿）集结，转至福建为祸。不久，即发生了在诏安附近的走马溪之战。

走马溪位于诏安县东南，里面有一个避风港，名曰东澳，大批走私海盗船常在此聚集，故此又称“贼澳”。明军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正月二十六日，从走马溪发兵船，进剿这批海盗。葡萄牙等盗贼先是持“鸟铳”上山阻击，但被明朝伏兵打下山去，只能逃回船上。明将卢镗亲自擂鼓督阵，指挥水军进攻，包围了七只敌船。经过激烈战斗，“生擒佛郎国王三名，倭王一名”以及其余“黑番鬼”等人共四十六名。

在明朝人的眼中，这些人“俱名黑白异形，身材长大。”可见，除葡萄牙白人外，其中还有充当他们奴隶打仗的黑人俘虏。明朝人当时很少见黑人，看见这样的人种，自然视为异形“黑番鬼”。但所谓的“佛郎机国王”和“倭王”，不过是海盗高级头目。同时，被杀海盗中还有数十名中国人。

由于朱纨巡抚的举措触犯了闽浙豪氏富商的利益，这些人在朝中又有不少亲贵作靠山，便有御史弹劾朱纨杀掠来明朝进行正当贸易的“满剌加人”。明明是佛郎机（葡萄牙）盗贼，朝中御史颠倒黑白，诬称朱纨滥杀与明朝有藩贡关系的贡使和商人。

明廷下诏逮朱纨入京，朱巡抚悲愤自杀。“自（朱）纨死，海禁复驰，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而先前在走马溪战役中指挥得力的卢镗等将领，也被逮捕下狱。

海禁解除后，明朝沿海贸易飞速发展，特别是浙东一带，海盗、商人角色互换十分快，赚大钱就当“商人”；如果赔了，他们就干没本买卖做“海盗”，一时间乱七八糟。

明廷发觉这样下去会出大事，只能把卢镗等人从监狱放出来，调兵遣将，在两浙闽广江淮一带四处征兵集饷，准备打击海上侵扰势力。结果，人心思乱，沿海贼民纷纷入海，“倭寇”大起。所谓“倭寇”，其实真倭只有十分之二三，中国人占绝大多数，其间也有不少葡萄牙人。对此，笔者会在下篇专门讲平倭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可以肯定的是，葡萄牙人绝对是最早煽诱“倭寇”的主凶，他们流窜到哪里，哪里就会冒出“倭寇”。在浙江、福建受挫后，葡萄牙人只能窜至广东谋求“发展”。这些贼人，沿海乱泊乱窜，杀人放火强奸的同时，掳掠平民，可谓是坏事作绝，所以当地人称他们为“番鬼”（现在广东人仍称洋人为“鬼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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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人耳目费心机：窃据澳门的“佛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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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在明朝时称为“壕境”，有时也作“濠境”，其实原名是“蠔境”。大家都知道“生蠔”是壮阳美味，“蠔镜”本指蠔壳一处滑润部分，因其平滑如镜，称为“蠔镜”。而壕镜澳，正是因为当地地形似“蠔镜”而得名，明人有时也称之为“香山澳”。此地之所以又被称作“澳门”，是因为，“澳者，泊口也”，此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两山相对，峙立如门，所以称为“澳门”。但是，澳门英译为“Macao”，葡译为“Macan”，白话为“马交”（音为“马考”），这又是如何而来呢。原来，葡萄牙人初入澳门，见有大庙，当地人称“妈阁”，即妈祖庙。“妈阁”一词由“娘妈角”庙转音而成，葡人本来是问地名，当地人以为是问庙名，便以白话答说是“妈阁”，葡人就认定此地叫“Macan”。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有一伙葡萄牙人在澳门靠泊，佯称是外国贡使，由于海水打湿上贡物品，希望当地官员允许他们上岸晾晒。当时在澳门有话事权的是明朝海道副使汪柏，他收受异宝贿银后，就答应了这些人的请求。

由此，葡萄牙人在此上岸，先是搭帆布帐蓬，逐渐得寸进尺，运砖搬瓦，聚屋成落，慢慢扩大规模。临时帐蓬，逐渐成为永久居所。

其实，当时汪柏正是奉命剿海贼驻军于附近，他明明知道这伙人就是朝廷最最痛恨的“佛郎机”，但受人钱财要办事，便告诫他们千万别称自己是“佛郎机”。只要有利可图，自己称作“大狗鸡”也可以，葡萄牙人当然一口应承，当时他们真的还挺低调。

不久，这些贼洋人又把中国人同伙何亚八一伙人出卖，向明军通风报信，使得汪柏一举镇压了何亚八海盗组织。为此，汪柏更觉自己离间分化得计，下令完全允许葡萄牙人留住当地。另外一方面，这些葡国人能进献嘉靖帝拜道所用的龙涎香，平时还按照规矩缴纳税银，皆使明朝地方当局认定他们“有用”。特别该道的，葡人个个都是行贿高手，洋烟洋酒洋美人加上海外奇珍异宝不停往当地官员衙门里送，明朝地方官员们不能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得便宜卖乖，从十六世纪的葡萄牙人平托开始，一直到十八世纪的冯秉正（peredemailla）等人，均牛逼说澳门是中国政府为了奖励葡萄牙人帮助驱除海盗而送给葡萄牙人的。后来，居心叵测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应该叫藤田王八才好），假装研究钩沉一番，宣布说确实葡萄牙人帮助中国政府镇压了“张四老”海盗。但是，遍查中国史籍，根本没有“张四老”这个人。瑞典的龙思泰(Ljungstedt)更可笑，他“考证”说“张四老”就是郑芝龙，完全驴唇不对马嘴，年代和人名完全搞混。

但是，所谓的葡萄牙人帮助打海盗，也非捕风捉影。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拓林澳一带的明军水兵兵变，危协到广州城的安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丑表功，主动请缨，向明政府地方官员要求派他们当“先锋”，攻打叛卒。当时在两广当总兵的是名将俞大猷，他以招抚为名，出其不意，很快就把水兵叛乱镇压下去。也甭说，葡萄牙人落井下石。明军对虎门附近三门海上停泊的九艘叛兵船发动攻击，葡人商船一旁发炮“声援”，摇旗呐喊，起到了“吓唬”作用，事后，他们大肆张扬，向俞大猷“报功”。

俞大猷事前，为了纠集各方力量平叛，答应过“功成重赏其夷目”，但绝非是官方宣布，而是私下允诺对澳门的葡萄牙商船主要头目一年内免予抽税。葡人自恃有功，不仅头目不交税，阿猫阿狗都不交税，最后激恼了当地的海道副使莫吉亨，把澳门出入海路堵截，不得船只出入。见捅出大漏子，葡人又不敢和明军真干，只能服软，“自愿输税，倍于往昔。”

俞大猷方面，其实早就把澳门葡萄牙人视为眼中钉，他认为“用官兵以制夷商，用夷商以制叛兵，在主将之巧能使之耳。”同时，他对地方官姑息葡萄牙人盖屋成村占据一方的作法十分反感，已经准备集兵驱除，但不久他受明廷中有人陷害失官，此举未果。

葡萄牙人想趁热打铁，以协剿有功为名，派使臣想去北京。这次他们自称是“蒲丽都家”国（葡萄牙音译），说是已经“兼并”了满剌加，现在代替满剌加入贡。

明朝人从未听说过“蒲丽都家”这个国家，葡萄牙人又无印之勘合，所以，他们连广州布政司官员这一关都没过。明朝官员识穿了他们就是“喜则人，怒则兽”的佛郎机人，坚拒他们入贡。舔了半天，葡萄牙人连当孙子入贡天朝的资格也没得到，悻悻而返。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海上后起之秀荷兰有二百多人分乘两艘兵舰突然出现在澳门海面，狗咬狗一样与葡萄牙人干了一仗，却失败逃走。荷兰海军司令（NanWaerwijk）大怒，率一只大型舰队来攻，结果遭遇台风，被刮到了澎湖。刚喘口气，忽然发现明军数十舰从福建方向驶来的巨舰，荷兰人吓得慌忙逃跑。

经此一役，澳门葡萄牙人找到了借口，以防御荷兰人为名，开始在当地兴筑炮台和垣墙等工事。当地中国人愤怒，民众自发而起，先把耶酥会士修建的堡垒付之一炬，并相传“佛郎机人”要造反谋逆。葡萄牙人吓坏了，立刻派人携重宝到广州向当地官员道歉，声称葡商良民大大的，绝无造反之事，这事才得缓息。

由于从万历二十六年到万历三十八年一直做两广总督的大贪官戴耀一直对葡萄牙人姑息纵容，使澳门的葡人趁机发展，窃据已成事实。后来，张鸣同继任后，仍旧姑息。他主要是吓唬葡萄牙人不要引进倭寇入广东，违者严办。他还威胁说，葡人如果再掳掠人口贩卖，将被赶出澳门。毕竟葡人经商已获巨利，就大有收敛。

但到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之后，葡萄牙人钻明朝《海道禁约》条文的空子，以修缮“旧建筑”为名，大兴炮台，葡萄牙头目卡拉斯科还在中央高地的三巴炮台建立“总署”，俨然治外一国。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始，东北满州努尔哈赤崛起，辽东陷落，明廷的注意力转向。大臣徐光启本人是天主教徒，主张铸造大炮，并派人来澳门向葡萄牙“教门兄弟”购买大炮。

天启初年，明朝人又想“以夷攻虏”，在澳门招募二十四名葡萄牙人雇佣军，准备派他们携大炮往东北帮助打满州人。可笑的是，这些“老爷兵”每人还配备两名中国仆人伺侯。

他们行至半路，刚刚走到南昌，因朝廷内部多有官员反对用这些“夷人”打仗，这些家伙又被原道遣回，但他们凭空骗取了三万四千两白银的“工资”。明朝广州地方政府也好玩，责令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分摊这些开支。彼时的葡人还慑于大明之威，只得吃下哑巴亏。毕竟听从明廷使唤，又派人遣物，中国官员至此就不大防备这些葡人，使得他们加紧了在澳门的“经营”。

从1580年起，葡萄牙本国国内已经衰落不堪，沦为西班牙附庸，被人牵着加入与荷兰、英国等国的恶斗，民疲财耗，许多海外殖民地被他国所夺。所以，母国疲弱，澳门的葡人也无底气。他们占据澳门，也就低调许多，对于当地只是窃据而已，没敢再挑出大事端来。

时光流逝，一去就是几百年。葡国蛋挞，不知是否在那个时候为国人的口味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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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沿海“倭乱”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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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各媒体均从不同角度报道了这样一个算不上热点的非娱乐消息：安徽歙县，有日本人出资，为明朝倭寇头子王直修建墓园。坟墓建好后，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大两名青年教师愤然砸碑。据当地政府称，他们本来要以“历史”搭台，“经济”唱戏，想把王直墓园搞成个旅游点，故而与“日本友人”协商，邀请身在日本的明朝大汉奸王直后裔来歙县立碑修墓。

消息付出，舆论为之小“哗然”了一把。支持砸墓的人自然从民族大义出发，他们忿忿不平认为：如果王直这样的卖国贼都都允许修墓的话，汪精卫等人更有理由重建坟莹（按他的“级别”，都可以建“陵”了）；反对砸碑者自然是不少自诩为“爱仇人”的假世界主义者，认定砸碑义举是“愤青”的“作秀”。

无论如何，日本人为中国明朝的一个民族败类修碑，并得到当地干部的大力“支持”，这在我们不少人历史观本来就混淆争执的时候，尤显刺激国人的神经。

但是，包括南京的一个律师和所谓民间历史协会的会长，皆从“法律”和“历史”角度指责二位中国义士砸碑的行为。律师口辨犀利，认为砸碑二人的举动“行动不理智，程序不合法”，属于“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历史协会“会长”认为，“倭寇”为中国带来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应该肯定。由此推之，八国联军侵华和日本侵华，大概也会被这种“历史学家”肯定为“打破中国封建社会和独裁政治的积极力量”吧。

其实，对今人来讲，王直这个名字很陌生，“倭寇”一词又太宽泛。而且，称王直是“倭寇”头子，更会有不少人茫然。在一般人头脑中，日本人应该叫“犬养裕仁”、“尻后直养”、“山本五十六”之类的，怎么会出来一个“王直”？这名字如此中国化！再者，如果王直是中国人，依据今天的惯性思维，他最多也就是个伪军头目或维持会长，怎么会成为倭寇头子呢？

说来，还真是话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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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源远流长的祸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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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倭寇，一般人都以为是中后期的事情，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就已经数次攻掠苏州、崇明等地，杀人劫物，猖狂一时。

明代倭寇之祸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洪武至正德年间；第二个阶段是嘉靖年间，也是最猖獗期；第三个阶段是万历年间。

至于对明朝倭寇之患性质的定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学者们言之凿凿，定性为“日本武装侵略集团对中国沿海的破坏性掠夺战争”。随着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成层面的宽松，八十年代后至今，不少中国学者忽然增长了“国际视野”，以日本学者的研究者作为准绳，语不惊人死不休，大讲明朝倭寇的性质是“明朝东南沿海各阶层人民反封建、反海禁的正义斗争”，是“明朝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

其实，上述二类观点均矫枉过正，前者把“倭寇”完全说成是“日本人”的侵略，后者耸人听闻地美化海盗侵掠。

明朝倭患，是以葡萄牙殖民者（佛朗机）为诱因的，以中国沿海商业海盗为首的，以日本浪人集团为辅的盗贼集团，对明朝中国人民烧杀劫掠的非正义战争。

早在元朝时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已经有日本商盗禁掠庆元（今宁波）的记载。但那时的“倭寇”应该基本上都是“真倭”，中国人很少。元朝末年，恰恰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特别是日本南朝的“征西府”及各地分裂割据的地方大名势力，谁都不服谁，你杀我伐，使得战乱中大批日本武士、浪人、海盗商人、流民等等，潮涌至中国沿海。同时，他们又与被朱元璋击败的张长诚、方周珍等部相勾结，在大明朝沿海地区不时杀烧劫掠。

虽然海寇猖獗，但当时朱元璋认为心腹之患是北方的残元势力，对沿海的外寇入侵只是防御而已。他下诏加强海防力量，禁止军民人等“私通海外”，还未完全实施海禁，允许贡舶贸易。

朱元璋初建明朝时，他对日本的情况不甚了了。洪武二年，倭寇犯山东，朱元璋仍旧“天朝”思维，遣使至日本，诏谕其奉表来朝，语气充满恫赫。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乃后醍醐天皇的儿子，见明朝来诏语气强硬，不吃这套，竟敢杀掉几个明使并拘押了正使杨载等人。转年，明使又来，怀良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厚待来使，上贡马匹及衣物，并向明朝放还倭寇在明州和台州等地抢掠的平民男女七十多人。朱元璋大喜，自以为明朝天威所至，终于使小倭臣服。其实，怀良当时的“服软”，恰恰是因为日本北朝咄咄逼人，日本南朝疆土日蹙，不想也不敢又树一大敌，再招惹明朝的进攻。

过了好久，朱元璋才知道所谓的“日本国王”怀良不过是个亲王，日本还有一大半地方归于“北朝”统治，于是他派使臣前往日本想与日本北朝联系。在怀良阻挠下，明使一直不能北行。过了近两年，明使才与实际主持北朝政事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源道义）联系上，进入日本王京商议两国“友好”之事。足利义满为人还很有长远思虑，他派使臣携贡物而来，但老朱皇帝认定日本来使没有正式称臣称藩的官方表疏，拒绝接受贡品。他厚赏日本使者，诏遣归国。

日本方面，南北朝大致是这样形成的：1318年，即日本文保二年，后醍醐天皇即位，他属于大觉寺皇帝系统。借将军幕府内部发生内讧之机，他想推动“倒幕”来使自己的虚位变实。结果，幕府将军一派先下手，把后醍醐天皇流放到隐歧（今岛根县）转而拥立持明院一系的皇室后代光严天皇即位。后醍醐天皇的儿子怀良亲王与大阪武士楠木正成等一些人立刻起兵相抗，发起倒幕战争。开始时，怀良亲王一派非常顺利，甚至把他天皇爸爸也从隐岐救出。幕府一派大将足利尊本来是奉命镇压，但他中途倒戈，支持后醍醐天皇，回军灭掉了镰仓幕府的北条氏。如此一来，光严天皇退位，后醍醐天皇复辟，实行天皇亲政。

君臣相处日久，天皇想下手把他的“恩人”足利尊也干掉，可这位足利尊不是吃素的，他先下手，再次逮捕了后醍醐天皇，扶立持明院系统的光明天皇继位。后醍醐天皇跑到吉野，与光明天皇并立，所以，日本出了“南北朝”局面。后醍醐天皇一派转为“南朝”，光明天皇一系称为“北朝”。这种对峙，一直延续五十多年。当然，大明不知道日本还有什么“天皇”，暮尔小邦，不过是募仿大唐高宗皇帝的“天皇”称谓，自娱自乐而已。

明初倭寇，真倭居大多数，多数来自日本列岛的萨摩、长门、博多、鹿八岛等地，入侵道路和以往入贡道路一样，由高丽趋山东，在四、五月间趁东南风沿海扬帆而至。所以，山东、辽东半岛的倭患在明初最严重，其次是浙江。当时受倭患困扰最大的，还有明朝的藩属国高丽（朝鲜）。但李氏王朝建立后，朝鲜国内政治局势好转，倭寇连连受挫，就把入侵重点转向中国沿海。

胡惟庸案发生后，朱元璋因为此案涉及日本人参而面龙颜大怒，对日本深恶痛绝，遣使痛责。不料，南朝的怀良亲王觉得山高皇帝远，派人送来表文，语意傲诞无礼：

臣闻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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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源远流长的祸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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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皇帝阅毕，气得哇哇大叫。但最终还是以元朝征倭失败为前鉴，没有发兵征讨这个海外狂妄小国。朱元璋本身就是个偏狭之人，由些对倭人满心痛恨。洪武二十七年之后，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已经统一了日本,并以太政大臣的身份当上了日本实际的主人。他派人主动来向明朝示好，皆被老朱拒绝。当然，朱元璋不敢轻视海防，他下诏“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备倭（为）名。”

陆陆续续下来，几十年间，洪武一朝共在辽东、山东、南直肃、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五十八卫及八十九所，置兵数十万，有兵舰千余艘，严防倭寇。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即位，也就是建文帝。日本的足利义满忙趁机遣使表示友好，在正式表文中有“日本国王臣源（道义）”的自称，也就是以藩国身份向大明称臣。建文帝厚报使者，热情接待。

但是，日本使节再来明朝时，大明皇帝已经变成了朱棣。明成祖朱棣虽然篡了侄子的江山，对日本的态度却没有变化。他非常热情，特别是足利义满的“称臣纳贡”，让这位野心家十分舒坦。为此，明、倭两国友好关系建立，约定日本十年一入贡，人数每次不超过二百人，并给予日本人“永乐勘合”。

现代人听见中国古代四周的小国纷纷入贡，觉得倍儿自豪，泱泱大国自尊心一下子得到满足。其实，这些蛮夷小国的所谓“入贡”，变相打秋风捞便宜而已，真正的称谓应该是“贡舶贸易”或者“勘合贸易”。以倭国为例，其使臣所携“贡品”，中国肯定要依其价值“回赐”金银，往往是一根萝卜换回人参钱。只要你小国承认我大明为天朝，我们就厚赏金钱买脸面；使臣们除“贡品”外，又搭载不少官方货物在当地贩卖，为体现“天朝”宽仁，明朝基本是予以“免关税”对待，即不对货物“抽分”，以此来达到“怀柔远人”的目的；最后，来使们个个夹带私货，上至正使，下至船夫役佣，都揣私货来贩，天朝当然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货殖取利。所以，各个蛮夷小国特别喜欢和中原王朝打交道，叫声爷爷能换那么多好处，傻瓜才不干。所以，虽然规定“十年一贡”，每次二百人为限，但日本贡舶船一年就来几次“入贡”。

为了向大明示忠心，足利义满也在国内搜捕倭寇，并派兵到对马诸岛，全歼了数百劫掠中国沿海的贼人，获贼头二十人。而后，趁永乐三年入贡时，把这些“倭寇”全部交予大明朝处置。明成祖朱棣自然高兴，对足利义满予以重赐，但他拒绝收倭虏，让日本使节自己处置。

日本使节很“懂事”，回行至宁波时，他指挥手下，把二十个倭寇头子全部入放立于海边的大铁锅内，统统小火蒸熟，然后抛入海中喂鱼。自然，此举又获明廷赏赐大笔金银。

永乐六年，足利义满病死。他的儿子新任幕府将军。这位足利义持是反明派，断绝了两国的正常关系，倭寇来犯加频。但后来随着足利义教的继任，日本恢复了与明朝的友好关系。所以，自永乐至正德的近一个世纪内，中日官方关系大局上是友好的。即便如此，明朝沿海倭患时有发生，日本各地大名诸侯或武士、浪人集团常常冒充贡使贡船，在中国沿海一带骚扰抢掠。

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朝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一战大败倭寇，斩首千余，活抓数百，一时间倭寇的活动大有收敛。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四十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倭船趁明军不备，忽然发动袭击，在浙东杀掠官兵平民数万人，登陆后焚屋掘坟，无恶不作。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一伙真倭把婴儿挑挂于竿头，用滚水浇烫，以听小儿惨嚎为笑乐。每当他们抓到孕妇，鬼子们就三五成群，互相打赌孕妇腹中是男是女，然后用刀剖开视看以为戏耍。当是时也，浙江许多地区“流血成川，积尸如陵”。种种恶行，在二十世纪的中日战争中，这些倭寇的后代们变本加厉，又在中国重新上演。对此，明朝政府极其重视，派重分守要地，增置堡垒，添置大船，在沿海严备，使得“寇盗稍息”。

明朝与日本政府官方之间，仍旧保持贸易往来，但也都是薄来厚往的不平等贸易，日本人从中赚取了高额利润。以日本刀一项为便，这种刀器，品质好的在日本国内可能最多值1500文，而到了明朝，至少也要一万文卖出。由于刀剑这种东西不占地方好携带，日本的“贡使”们纷纷爱带这种货物进入中国。事实上，刀剑等武器本来是严禁作为商品入口的。明政府还是委曲求全，就怕小不忍则乱大谋。有时候，明朝官员偶尔因日本使臣携带刀剑太多表示拒绝购买，日本人就会威胁说：“如果大明嫌弃我们的货物，我们国王肯定大大的不高兴，到时候海寇闻风而至，不知谁能担此罪责？”由此，明廷在与日本的贸易中，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加上对这些罗圈腿矮子每次成百上千人的“接待费”，明廷确实有苦难言。日本人是那种欺软怕硬的典型，这些持有勘合的商队在中国各驿站被好吃好喝伺侯着，仍旧不知足，时常凌侮驿官驿夫，甚至多次趁酒醉殴死中国人。过分到这种地步，明政府总是息事宁人，谕令日本使臣把“人犯”带回自己国家审讯，以示“朝廷宽宥怀柔之意”。中国人一向有此传统，即对外国人无比“宽大”、“宽容”、“博爱”。二十世纪中期日本战败后，我们仍旧把双手沾满国人鲜血的战犯锦衣玉食地供养，而我们的看守中不乏父被日本杀母被日本人奸的人，他们都对日本人表现出超出人性范畴的“宽仁”。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让日本战犯流泪忏悔。结果，这些矮子们被放回国后，马上著书立说，基本最后都变成最凶狠的右翼势力。

从明初期的倭寇入侵可以见出，明朝“禁海”不是倭患的原因，而是倭患的结果。明廷当时并非断绝了市舶贸易，只是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并非是“闭关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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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大兴：嘉靖时代的巨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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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嘉靖中期开始，明朝沿海倭患忽然大增，无论是规模、数量以及入侵次数，宛若狂潮来袭。这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外部”来讲，即日本方面，明朝进入嘉靖时代，日本是步入其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君弱臣强，各地大小诸侯狗咬狗乱杀一团。在如此分崩离折的国度中，上自将军，下到浪人，各个都成为海上冒险家，争相涌入中国沿海抢劫杀掠。当然，其间还有葡萄牙（佛朗机）等西方殖民者的推波助澜。他们手法多多，形式多多，但目的只有一个，垂诞大明王朝巨大的物质财富。从“内因”方面看，浙闽一带沿海的官宦豪强势力靠走私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又凭金钱买通朝官为自己在京城“代言”，政治、经济能量巨大。这些人一直庇护海盗组织。同时，以大汉奸汪直为首的海盗头子与日本人及佛朗机人勾打连环，里应外合，攻打起中国来熟门熟路。这些，再加上沿海悍猾奸民为暴利纷纷从倭，以致于“倭寇”来势汹汹。当然，内因方面最关键的，还应推嘉靖朝廷政治的腐败与官员的贪黩，他们一级一级地烂下去，文官要钱，武官惜死，每次他们都借“平倭”为名大捞好处，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最终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言及嘉靖时代的平倭过程，一定要提到如下数位：王忬、朱纨、张经、赵文华、胡宗宪、余大猷、戚继光。可叹的是，今人谈起明朝倭寇的平灭，只知道“民族英雄”戚继光，其实当时比他抗倭早、名声大的武将还有不少。以俞大猷为例，当时就人称“俞龙戚虎”，无论资历功劳，俞大猷都在戚继光之上。

含冤而死的朱纨

谈嘉靖年间倭患，最早一定要提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事件”。

日本内部，将军幕府当时已经成为幌子，势力最大的是两个“战国”大名：大内氏、细川氏。双方皆垂诞于对明贸易所获的巨利，他们最终达成妥协：大内氏每次贡二船，细川氏每次贡一船。双方所携勘合也不同，大内氏持正德勘合，细川氏持弘治勘合。嘉靖二年初夏，大内氏一方的贡使宗设谦道率三艘大船抵达宁波。很快，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也乘一大船泊岸。细川氏船少势弱，其中却有个华人宋素卿充当副使。这位宋爷深知中国官场的“规矩”，刚到宁波，他马上携大笔珍宝买通了主持市舶司的太监赖恩。赖公公有银子就是爹，马上特殊照顾细川氏一行使节，不仅先给他们一大船贡物验货放行，在设宴接待还让宋素卿等人坐于上座。大内氏的贡使宗设谦道怒从心起，几杯绍兴老酒下肚，哇呀呀拔出倭刀，窜上去先把与自己争座的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捅个透心凉，然后他指挥从人开始杀人，沿路放火，追杀宋素卿等人。明朝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准备，任凭宗设谦道一伙人拔刀追逐，如入无人之境。杀得性起，这伙野蛮倭使从宁波一直杀到绍兴。宋素卿多亏腿脚快，才有幸捡得一命。这种外国使臣商团在别人国家杀人放火之事，实属罕见。所以，明朝地方武备官员根本猝不及防。宗设谦道一行人杀烧过后，抢夺了几艘明朝军船逃往海上。其间，明朝却指挥刘锦率水军去追，也被倭人以劲弩射死。

事闻，明廷震怒，逮治贪污受贿的太监赖恩和惹事生非的细川氏副使宋素卿，但对杀人放火后逃走的宗设谦道无可奈何。

大内氏听宗设等人回来诉说详情，心中也惧，怕明廷翻脸断绝往来贸易。那样的话，好处就损失大了。于是，大内氏派出使臣先赴朝鲜，希望朝鲜充当中间人调停。明廷不理。

嘉靖九年，日本将军幕府又托向明朝入贡的琉球世子代转陈情，希望明廷恢复市舶入贡。明朝回复，让日本方面擒送先前惹祸的宗设谦道。幕府当然交不出，交涉多年，一直延至嘉靖二十六年，明朝一直没有恢复与日本正常的入贡往来。

为了便于约束日本，明朝要求日本交出他们拥有的二百多道弘治、正德勘合，表示要换发新勘合。由于权不一出，日本方面无能为力。嘉靖三十年，大内氏头子大内义隆被手下人刺杀，勘合俱失，延续了百年的日明市舶贸易正式终结。也恰恰在这一时期，东南沿海贼人们方兴未艾，金子老、李光头等中国人勾结佛朗机（葡萄牙），王直、许栋勾结倭人，他们四处劫掠，在海上和沿岸设立“根据地”，准备大干一场。

从嘉靖十八年起，倭寇们干得热火朝天，每次均以华人贼寇为向导，或冒夜窃发，或白日行凶，鬼影一样突然冒出于富邑大城，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嘉靖二十一年，倭寇自瑞安（今属浙江）入台州（今浙江临海），攻杭州；二十四年，数十艘倭寇战舰泊于晋江（今福建泉州），四处抢掠；二十六年，倭寇各集部伍，在漳州、泉州一带海域专抢收过往商船、民船；二十六年，倭寇大抢宁波、台州，肆掠而去。

日久迁延，明朝的海防非常糟糕，昔日战舰十不存一，兵额严重不足。漳州、泉州那么大一片海防，从前旧额是二千五百人，到嘉靖二十六年仅剩一个兵不到，且多为老弱残兵。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起用右副都御史朱纨为浙江巡抚。朱纨，正德十六年进士出身，久历地方，很有远略。他到任后“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同时，由于他布置有方，明朝将领卢镗率福清兵奋勇杀敌，很快就讨平了盘踞于覆鼎已一带的倭寇，并在九山洋水战中打败王直。接着，明军在双屿筑置堡垒，擒斩真假倭寇不少，连大盗李光头也落网被杀。

但是，福建、浙江等地沿海豪民皆在朝中有代理人。他们看见朱纨严行海禁，搜杀内贼，极其骇怕，纷纷托人上告，诬称朱纨捕获的许多海盗是“良民”。朝中与沿海豪民有关系的御史立刻出面，劾奏朱纨“举措乘方，专杀启衅”，说他阻止了正常的对外贸易。

朱纨闻之激愤，上书争曰：“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指地方豪强）尤难。”

明廷不辩是非，罢朱纨官职，派人到军中审问。朱纨慷慨流涕，表示：“我贫且病，又负气，肯定不能忍受审讯之辱。纵使皇上不想杀我，闽浙奸豪势力也要置我于死地。如此，我自决之，毋须他人！”于是，在兵部审讯官到来之前，朱纨仰药而死。朝廷不罢休，逮捕先前打仗卖力的卢镗等人，均送入死牢严加看管。

自朱纨死后，朝廷又罢地方巡视大臣，于是“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由此，海寇、豪民们弹冠相庆，迎来了他们走私贩掠的大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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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大兴：嘉靖时代的巨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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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卓识的王忬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夏，倭寇进犯台州，破黄岩，在象山、定海一带大掠。这时的“倭寇”，主角其实皆是中国人，其中以王直最为“著名”。

王直，安徽人，出身海上走私世家，他手下有不少倭人“雇佣兵”，甚受日本浪人爱信。而且，王直几大帮倭寇的中级指挥官也多为浙江、福建一带的沿海走私者和海盗。反观他们手下的倭人，“勇而憨，不甚别死生。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挥而前，无能捍者。”这些发型丑怪、奇形异状的壮矮汉子，确实对明朝军民有一种心理威慑。所有这些“倭寇”集团中，大的数千人，小的有数百人，王直最强，徐海居次，其余还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余个海上匪帮。他们往来近海，为害日烈。这些人不仅具有超强的战斗力，还善设伏兵，常常以少击众，弄得明朝地方政府焦头烂额。

明廷震怒下，只得派出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当时王忬正在山东巡视，闻命即赴浙江。由于浙江本地军人“脆柔不任战”，王忬便以参将俞大猷、汤克宽为心腹，征调少数民族的狼兵、土兵到沿海，增修堡垒，严阵以待。

由于知人善任，指挥得当，转年，即嘉靖三十二年春，明军就在普陀大破倭寇。王忬不仅使用俞大猷、汤克宽这样的智谋勇略心腹，他还上奏朝廷释放出因受朱纨案牵累下狱的卢镗。同时，他发银犒兵，激以忠义，所以将士用命，皆愿效死。

这样，官军合力，夜袭倭寇巢穴，首战就斩首一百多，生俘一百多，倭寇落入水中溺毙的也有两、三千人。本来此役可以一举擒获王直，不料，海上忽刮大风，官军水营大乱，王直趁机遁走。

此次普陀大捷，虽然获胜，却也打草惊蛇，使得倭寇由原先的大群集团活动改为分散袭扰。此后，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均不时受到啸然忽至的倭寇杀掠，大为当地之患。

由于汤克宽率兵捕剿，倭寇便移舟北向，侵入松江、苏州等地。这些地区一直以富庶喜称，倭寇们饱掠八方，满载而归。其中以华人萧显为头目的一部四百多人的倭寇组织为害尤烈。他们攻破南江、川沙两地后，尽屠当地居民，并在松江城下扎营，气势十分嚣张。不久，此部倭寇包围嘉定、太仓，四处杀人放火，残虐无极。最终，还是明将卢镗能战，率部掩击，阵中斩杀萧显，其残余倭众遁入浙江，被俞大奠部明军完全歼灭。

同年八月，太平府知州陈璋率兵在独山破倭寇，斩首千余人，余众乘船而遁。年底，倭寇啸集两、三千人，齐攻太仓州。攻城不克，他们便分掠四境，当地居民惨遭荼毒。明朝官军围追堵裁，效果不明显，而沿海走私成习惯的奸民有不少人乘势化装成倭寇模样，四处抢劫杀人，“真倭不过十之二三”。转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初，倭寇从太仓州溃围而出，抢夺民船入海。他们不是逃往外洋，而是大掠通州、如皋、海门等州县，又把明朝在当地的盐场焚掠一空。其中，有数艘贼船上数百倭寇因海上大风被吹至青州、徐州一带，这些人上岸后，逢人就杀，见屋就烧。山东大震。

倭势看上去似乎很盛，实际上在王忬的打击下只剩下虚火。王忬严格监察沿海通倭的华人土豪，建筑堡垒，广发间谍，使得倭寇头子们很难摸清岸上明兵布置的虚实，往往乘船漫无目的漂于海上，粮食吃光后，他们只能遁返日本诸岛或窜至荒岛。

可惜的是，杭州等地官民不堪劳苦，对王忬常常让他们持兵登城守卫的轮流值班很恼火，抱怨他扰民，上奏朝廷，说他数举烽火吓唬人。明廷不深究，从表面上看到倭寇四处窜扰，认为王忬在沿海抗倭行事不力，就调他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大同，改派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为右金都御史，暂代他的位置。

王忬一去，浙江一带倭患复炽。

庆幸的是，王忬离开之前，留下了两位重要的抗倭大将，即浙直总兵俞大猷和参将卢镗。

战胜却遭杀头的张经

张经是福建侯官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户科都给事中出身，作言官时多有论劾。后来，他以兵部右侍郎身份总督两广军务，大败藤峡贼；继而抚定安南，进为右都御史。不久，因丁忧回籍。复起后，被明廷任为三边总督。还未赴任，即有朝廷言宫劾其在两广任上克扣饷银，明廷为调查此事，追回对他的任命。调查一阵，查无实据，但对张经仕途已产生不利影响。他被改任南京户部尚书，不久改为南京兵部尚书。

鉴于沿海倭寇猖獗，张经有深厚的作战指挥经验，明廷便在把王忬调走后，派张经为总督大臣。当时，给他的权力很大，“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张经到任后，首先征调两广一带少数民族狼兵和土兵入浙江等地，想凭借这些人的战斗力一举剿灭倭寇。

明朝征兵未至，倭寇却先一步大举入侵。五月间，大批倭寇自海盐出发，直趋嘉兴。幸好当地有猛将卢镗守侯，贼寇稍却。第二天，倭寇与明军在孟宗堰大战，中途佯装不胜败走；明军追击，正中埋伏，官军被杀四百多，溺死几千人。倭寇乘胜，入据石墩山为大本营，然后分兵四掠。不久，寇众聚集，合攻嘉兴府城，明将陈宗夔率兵抵御，把倭寇击退，烧掉敌方不少船只。

倭寇遁入乍浦，几股人马合集，在海宁诸县游走杀掠。数日之内，贼寇们东掠入海抵至崇明，夜袭得手，攻破城池，杀崇明知县。接着，倭寇乘以锐势，进逼苏州，在四郊大掠大杀。

七月间，另一批倭寇从吴江出发，直抵嘉兴。王江泾一战，明朝官军大败，都指挥使夏光阵中被杀。而包围苏州的倭寇抄掠至嘉善，转掠松江，然后扬帆出海，准备把“胜利品”运回海中的岛屿分肥。他们行至吴淞，被总兵俞大猷截击，明军小胜。

九月间，参加李逢时、许国在嘉定附件的新泾桥与倭寇相遇，明军初战时取胜，但二将争功，冲锋时遭受埋伏，反而被倭寇击败。此战，明军被杀、淹死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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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大兴：嘉靖时代的巨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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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闻报，不思筹画御敌击敌的方略，反而跑出一个严嵩党羽赵文华。这位身任工部侍郎的奸臣上言：“倭寇猖獗，请派臣去祷祀东海以镇之！”如此荒唐之举，竟然马上得到崇信道教的嘉靖帝批准，下诏让赵文华到东南沿海一带请道士做法事。如果仅派老赵跳大神、烧神纸，也不会出大乱子，嘉靖帝还让他“督察沿海军务”，这样一来他成了口含天宪的钦差大臣。

这位老小子到浙江后，凌辱官吏，胡乱指挥，公私受扰，益无宁日。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田州瓦氏土兵率先抵达。土兵兵锋正锐，皆欲速战。张经持重不可。不久，东兰土兵等少数民族兵相继到达。张经皆把这些人分来隶俞大猷、汤克宽等人属下掌管，分别屯军于金山卫、闵港、乍浦三地，分军抗倭，互成犄角，并想等永顺军、保靖军二军汇合后一同戮力进伐倭寇，争取以打大仗的方式尽快、更多地对倭寇实施灭顶式打击。由于张经谋略远大，加之他以前的战功卓著，当时“中外忻然，谓倭寇不足平”，都认为他的成功指日可徒。

三十四年（1555年）春，枳林一带的倭寇大集攻掠杭州一带，蹂躏诸村镇，使得杭州城外数十里流血成川。先张经来浙江的巡抚李天宠手中兵少，无可奈何，只得坚壁清野，烧掉城外民居建筑，以免使倭寇踏房攻城。

奸臣赵文华新至，很想立功。他与浙江巡抚胡宗宪友善，二人商议后，赵文华就死催身在嘉兴的张张经立刻出兵进击倭寇。张经持重之人，力言不可，非要等永顺军、保靖军到来后一起合击倭寇。

赵文华再三催促，张经皆不听，他自以为资历比赵文华老，但他忘了赵文华在朝中有严嵩撑腰。

赵文华恼怒，马上写密疏送予嘉靖帝，诬称张经如下罪名：“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待倭寇掠足遁逃之机剿余寇报功”，竭力请求朝廷立刻逮治张经。

朝中，由于赵文华是自己干儿子，严嵩立刻进言于皇帝，指称张经在苏州等地劳师费饷，扰民乱政。嘉靖帝大怒，下诏逮捕张经以及当时守卫杭州的李天宠。

当赵文华密奏张经“不作为”时，永顺军、保靖军皆已抵达嘉兴。见时机已到，恰好有大批倭寇来犯，张经指挥卢镗、俞大猷等人，先于石塘湾大败倭寇，又在王江泾复大败倭寇，斩首数千，贼寇淹死数千。剩余倭寇见势不妙，慌忙逃回老巢柘林，纵火尽焚所掠财物，然后驾船二百余艘往海上逃窜。“自而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

捷报上闻。但逮捕张经、李天宠的诏书已发下。兵科有大臣上奏，希望皇帝能让张经将功赎罪，留任于当地继续抗倭。嘉靖帝先前听严嵩之言，此时怒气未消，骂道：“张经欺诞不忠，听说赵文华上章劾奏，他才勉强一战，此人不可轻饶！”

过了几天，皇帝又觉不对味，唤严嵩入朝究问实情。严嵩自然全力为赵文华回护，表示说：“大臣徐阶等人都是江浙一带人，他们也说张经养寇不战。至于近日大功，乃赵文华、胡宗宪二人合谋之力，张经只不过是冒功罢了。”有了老严这句话，实际上是判了张经死刑。

张经被逮入朝后，备言进兵始末，并称自己任总督半年，前后俘斩五千倭寇，乞求皇帝原宥其罪。

嘉靖帝偏执，认定张经欺君，并于当年秋决之时处斩了张经以及巡抚李天宠。“天下冤之。”

张经死后，都御史周珫接任。他上任仅三十四天，就为赵文华所劾，杨宜代其任。由于赵文华督察军务，杨宜知道自己两个前任一死一贬，非常小心，天天曲意奉承赵文华。虽如此，赵文华还朝后，仍觉杨宜不是自己人，推荐胡宗宪代杨宜为剿倭的总指挥。杨宜由于伺侯小心，只遭“夺职闲住”的处分，没有遭遇大祸。

自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倭寇入侵，明朝苏松地区的巡抚共有十个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安福彭黯，迁南京工部尚书。畏贼，不俟代去，下狱除名。黄冈方任、上虞陈洙皆未抵任。任丁忧，（陈）洙以才不足任别用。而代以鄞人屠大山，使提督军务。苏、松巡抚之兼督军务，自（屠）大山始。阅半岁，以疾免。寻坐失事下诏狱，为民。继之者（周）珫。继珫者曹邦辅。以文华谮，下诏狱，谪戍。次眉州张景贤，以考察夺职。次盩厔赵忻，坐金山军变，下狱贬官。次江陵陈锭，数月罢去。次翁大立。当大立时，倭患已息，而坐恶少年鼓噪为乱，竟罢职。无一不得罪去者。

张经所指挥的王江泾大捷，其实给予了倭寇沉重打击。正是由于严嵩、赵文华一伙人的背后拆合，加上张经死后入江、浙一带的狼兵、土兵不听调遣，倭患逐渐转剧。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间，百余倭寇自上虞登岸，在当地造成巨大惊扰。同时，又有一伙倭寇百十号人突现杭州，西掠于潜、合化，直至严州。在明军围捕下，这伙人突入歙县，沿路剽掠，径直太平。很快，他们忽然东向，直犯江宁，杀明指挥朱襄等数百人。特别骇人听闻的是，这一拔倭寇到江宁时人数不过八、九十人，竟然冲破千余名明军防守的秣陵关，流劫溧水、溧阳等地，趋宜兴、无锡，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里，杀抵浒墅关。明军拦截，死伤数百人，只杀掉倭寇十九人。接着，这伙狂贼又往太湖方面奔，准备在水上夺船逃跑。幸亏明军数千人大集，在杨家桥一带包围了这几十号人马，终于尽歼其人。可叹的是，这百十号倭寇，自绍兴开始流劫各地，经行数千里，杀伤明军四五千人，猖狂八十多天，才被彻底消灭，可见明军的指挥和战斗力何等糟糕。

由于从各地征召的少数民族狼兵、土兵扰民剽掠，明廷下令遣送这些人回乡。虽然俞大猷等部明军小有斩获，倭势并不减弱。

赵文华回朝复命，为了彰显已功，便上奏“水陆成功”，谎报军情，最终使倭患更加严重。

迁延数日，嘉靖帝渐知赵文华没有据实上报，屡次质问严嵩。严嵩曲为回护，赵文华顺势把过错皆推诿他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明廷以胡宗宪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各地兵民抗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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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过人、劳苦功高却不得其死的胡宗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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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言及平倭，总是讲戚继光、俞大猷、张经等人，其实，平倭最得力、立功最大的，非胡宗宪莫属。可惜的是，他为人油滑，在朝中交结赵文华、严嵩，致使后人对他的品行大打折扣，影响了他平倭的勋劳。

胡宗宪，字汝贞，南直隶徽州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此人为官，一步一个脚印，由知县、御史、巡按，这样，他不仅在地方历练，军队中也久经“锻炼”（巡按宣府、大同）。

嘉靖三十三年，胡宗宪巡按浙江。当时，张经为总督，李天宠为巡抚，这两个人对朝廷派来祭海兼督察军务的赵文华皆不买帐。惟独胡宗宪深晓官场三味，一心奉迎赵文华。赵文华大喜，与胡宗宪暗中谋划，齐力倾陷张、李二人，并最终把他们送上法场。但实话来讲，明军王江泾大捷，虽然总体上讲是张经指挥有方，胡宗宪本人出力不少。当然，报功时，最终在赵文华的陈说下，大功皆归于胡宗宪一人，他被超升为右佥都御史，代替李天宠为浙江巡抚。后来，也是在赵文华努力下，胡宗宪竟能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充任总督一职，取代杨宜。

胡宗宪任上一直很卖力，绞尽脑汁想平定倭患。他先派出手下人蒋洲、陈可愿到日本活动。这两位爷乃胡府门客，皆能讲一口流利倭语，是纯熟的外交人才。二人入日本，首先见到王直的养子王滶。由于大家是大同乡，自然一见意气相投，并由王滶引见，蒋陈二人得与王直会面。

王直并不在日本本土居住，他占据日本沿海五个岛屿，拥众自保。他手下财物山积，人员上万，俨然一方国王。王直最初在日本吃得很开，岛民们纷纷在他率领下侵入中国沿海杀掠，获利颇丰。后来，由于明兵征剿，死人多多，甚至出现过一个小岛上几百男性倭人出海无一人生还的事情，倭人逐渐对王直产生了怨恨情绪。为此，王直心里不踏实，所以他近年一直居于自己能控制的海中岛屿上。

凭借与王直同乡的关系，胡宗宪首先把关在金华监狱中的王直老母和妻子释放出狱，好吃好喝养起来，供奉甚厚。如今，蒋洲、陈可愿又来致意，王直心动，对二人讲：“正是俞大猷对我下手太重，想赶尽杀绝，我才跑到这里。如果朝廷赦免我，恢复通市，我肯定会归国效力。”

于是，蒋洲自己做人质留在岛上，王直派养子王滶与陈可愿一起回国。

王滶并不是单身与陈可愿回到沿海，而是率一只千余人的船队回去。胡宗宪面见王滶，激以忠义，厚赏财宝，让王滶“杀贼立功”。

结果，深晓倭寇行踪的王滶出手不凡，在舟山等地大败倭寇（王滶本人和他的手下人，无论是华人或倭人，皆倭寇打扮，所以容易迷惑对方）。

胡宗宪把捷闻送达于朝廷，以“中央”名义赏赐王滶等人财物，并做出言之必信的姿态，听任王滶等人受赏后扬帆回日本。

王滶又喜又感激，回去后积极做工作。不久，他就派人送信给胡宗宪，告诉说另三个倭寇头子徐海、陈东、麻叶三人要来攻袭沿海。

果然，徐海不久就率大隈、萨摩西岛的真倭万余人分掠瓜洲、上海、慈溪等地，并集兵猛攻乍浦。

胡宗宪在塘栖立营，与巡抚阮鹗，互为犄角。慑于倭势，他们也出迎击敌。阮鄂手下游击将军宗礼敢战，率兵进攻徐海部倭寇，三战三捷，可最后不幸中伏而死。倭寇乘胜机，包围了身在桐乡的阮鄂。

胡宗宪见情势紧急，忙抽兵回撤杭州。同时，他派指挥夏正持王滶的书信劝降徐海。徐海见王滶手书，大惊：“怎么，老船主（王直）也要归降吗？”

王直在倭寇和海盗中名气巨大，加上徐海本人在阵中受伤，他心中颇动降意。由于不知事情深浅，他也不敢立刻答应，推托说：“我们这批人三路进击，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还有陈东、麻叶两位。”

夏正依胡宗宪嘱咐，骗徐海说：“陈东已经和我们有密约，现在就看您的意思了。”

徐海闻此言，立刻怀疑陈东与明军早有秘密协议。

陈东方面，也听说有明使入徐海大营密谈，吃惊不小。由此，二人嫌猜日深。

在夏正劝说下，徐海遣使向胡宗宪谢罪，但索要大笔金银“犒军”。胡宗宪即刻施行，派人送银送酒送肉，这可让徐海喜出望外。于是，他马上释放二百多明军俘虏，并从桐乡撤围。由此，明朝巡抚阮鄂才捡得一命。

徐海解围后，回到大本营乍浦休养。

胡宗宪派人送信，劝说徐海：“徐大人已经内附大明，吴淞江倭寇贼盛，何不击之立功！而且，那伙贼人财物有数百船，您可以率兵掠之以为军资。”徐海缺心眼一样，信以为然，很快就率军逆击昔日的“战友”，斩首三十余级。

而恰恰趁他出军时，胡宗宪遣俞大猷乘间带兵出发，放火烧毁了他的老巢乍浦附近停靠的许多大船。

徐海心惊，忙派其子徐洪为人质，向胡宗宪“孝敬”飞鱼冠、坚甲、名剑以及金宝无数。胡宗宪投桃报李，回赠徐洪更多的金宝，还让他捎话给徐海，争取徐海能把陈东和麻叶两个贼头缚送明军。

徐海见胡大人如此“仗义”，非常感激。他很快就把麻叶抓住，五花大绑送至胡宗宪门下。

胡宗宪非常有心计，他对麻叶亲解其缚，许以大官，诱使他写信给陈东，要对方下手除掉徐海。胡宗宪得麻叶亲笔信后，送与陈东，赚得对方回信，却又派人转送徐海。

徐海见信大怒。同时，徐海的两个美妾翠翘、绿珠也受胡大人派人收买，日夜不停对徐海讲陈东要害他。枕边风不得了，徐海立刻派人携重宝送给陈东的主子、萨摩岛主的弟弟。倭人见利忘义，看见金宝无数大喜，立刻让人绑了陈东送与胡宗宪。

由此，陈东、麻叶二人在明军监室中得以相会。

陈东、麻叶被逮，吃亏最大的其实是徐海。如果他真正事实上降附了明朝，自可无忧。但他并未得到赦令和官封，此时羽翼已失，势单力难，很是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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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过人、劳苦功高却不得其死的胡宗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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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傻不拉叽，自忖绑献陈东、麻叶有功，对胡宗宪无丝毫防备。于是，双方约定日期，徐海准备正式投降。

谁料，徐海投降心急，提前一日赶至杭州，把大部队留在城外，他自己率日本海岛酋长百余人贯甲仗剑而入。当时赵文华和阮鹗都在，闻之心惊，怕徐海以降附为名赚城杀人，急劝胡宗宪拒绝对方。

这位胡大人临危不惧，安慰赵文华勿惧，立刻派人开帐接见徐海。其实，徐海是真降。他入帐之后，率众贼首叩首谢罪。胡宗宪离座，亲自扶起除海，表示朝廷一定会“宽大处理”，希望他日后“戴罪立功”。

胡宗宪话这样说，心里很为难。徐海这种在沿海杀掠多年的巨寇，朝廷一直要他项上人头，胡宗宪本人并无给予特赦的权力。

于是，胡总督先安排徐海手下近万名降附的倭寇住下，在沈庄扎营。沈庄有河，把庄子分为东西两部分。徐海手下降倭居西，胡宗宪的明军居东，隔水相望。

晚间，安排妥当，胡宗宪唤来被软禁的陈东，让他写密信给住在西庄徐海营中的老部下们，称徐海与官军合谋，晚上要尽杀倭寇以立功。

消息传出，倭党大惧，乘夜向徐海营帐喊杀而来。徐海当时正搂着两个美妾做美梦，忽然惊醒，忙令其手下卫士拼命抵拒。贼人们互相残杀，徐海本人大腿中槊，勉强支撑。

混战间，明军已把倭寇团团包围。

凌晨，见自己营盘众倭弟兄们死伤殆尽，明军在周遭合围喊杀，徐海知道自己上当受骗，绝望中投水自杀。

明军此次不费功夫，大获全胜，连日本大隅岛主的弟弟辛五郎也被活捉，只有少数残敌奔遁舟山。胡宗宪即刻命俞大猷追击，雪夜焚其栅垒，倭寇尽被烧死。“两浙倭渐平。

嘉靖帝大悦，行告庙礼，凌迟麻叶、陈东、徐洪、辛五郎等贼头，诏命加胡宗宪右都御史，赐金币奖赏。

说句实在话，胡宗宪计谋虽好，却不太厚道了些。怎么说徐海也是降附，杀降不祥，不知胡总督是否知道此说。

徐海、陈东等人解决掉，下一个目标就是倭寇大头目王直了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听说“老战友”徐海等人皆死，王直顿起兔死狐悲之感，携手下三千多百战倭寇乘船至宁波岑港，大掠四境，然后撤回海上观望。

虽如此，由于先前蒋洲等人做“工作”，王直杀人不多，只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增加与明朝谈判砝码。

胡宗宪派人通知蒋洲，蒋洲转告王直，说：“如果王公您降附，朝廷会委任您都督一职”。蒋洲不知胡总督这是一计，与王直歃血为盟。

老王异常激动，奋言道：“我当为朝廷肃清海波，赎家庭性命！”他先派手下贼头毛海峰、叶碧川随蒋洲出发，自己随后率大部队跟进。

但是，蒋洲几个人到杭州后，王直迟迟不来。明朝官员纷纷称疑，觉得王直使诈，很可能是乘间再发攻袭。于是，明廷巡按御史王本固下令把蒋洲抓入监狱，严审他是否通倭卖国。

蒋洲又冤又气，辩称：“王直肯定要投降，他违期不至，很可能因海上风大。”

蒋洲说的不错。王直所乘大舟刚行一天，正遇海上飓风，一行人几乎丧命。他只得派人折回重发一船新船，故而迟来。

王直此来，又在宁港岑港靠停。浙江一带居民听闻倭寇船只上百艘数千人靠泊岑港，大惊大骇，传言纷纷。

朝廷诸臣闻之，也都私下认为胡宗宪引狼入室，必酿东南大祸。

王直远来，忽然发现明军在岸上不远处盛陈军容，森然壁垒。对此，他非常不高兴，派义子王滶上岸质问胡宗宪：“我等奉诏而来，专为息兵安境，不料您胡大人严禁舟船出海，又摆大军严加戒备，不是要哄骗我吧！”

胡宗宪心中焦急如焚，但有巡按御史王本固等人一旁伺察，他不敢行事太过，只得派人回复王直，表示朝廷“万分欢迎”他归顺。同时，他让被软禁的王直亲儿子写信给他爹，劝王直马上上岸投诚。

王直接信苦笑，复信只几个字：“吾儿何其愚也！汝父在，朝廷厚汝；父来，阖门死矣！”但是，事已至此，王直毕竟要和明廷谈判，就要求蒋洲登船或明军派一有身份的人来已军中当人质。蒋洲本人来不了，他被巡按御史关在牢里，正大刑伺侯拷问着。于是，胡宗宪就派一直与倭寇打交道周旋的指挥夏正手持伪造的朝廷赦免王直的批奏去见王滶（其实他确实写了奏疏，只是还未获批准）。

王滶不知是假，回去兴冲冲转告王直。老王很高兴，庆幸自己劫掠杀伐大半生，终于在“祖国”有正当身份了。兴奋之情，无异于赖昌星回国当地委书记。

王直深信不疑之余，把部伍安排妥当，便大大咧咧上岸，身边仅带数名随从。

聚观百姓很好奇，见老王半大老头子气宇轩昂，一身华丽的明服，而他身边侍从，个个是脑袋秃几块的倭寇发型（其中有华人有倭人），非常惹眼。

胡宗宪热情得不得了，待王直以宾礼，在杭州挑一处豪宅安置老王住下，又派卫兵又派轿夫，和接待外国领导差不多。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胡宗宪本意确实是想朝廷赦免王直，以倭寇击倭寇，自可肃清沿海大患。疏上，明廷的言官王国祯等人力持不可，称王直是倭寇元凶，绝不可赦。

本来，胡宗宪还要上疏抗辩，但当他听说朝内不少人声称他本人接受王直大笔贿赂，故而力争赦免这个海盗头子的大罪。宦海沉浮多年，胡宗宪惊出一身冷汗，忙撤回原先的疏奏，改称王直罪大恶极，应立即正法。

王直锦衣玉食多日，在杭州大宅子翘首期待朝廷的任命。平时，他还细细研究海图，准备随时以“都督”身份出海杀捕“倭寇”。一日，忽听门首喧哗，王直以为有任职诏命，忙衣冠一新，出门迎接。岂料，来人并非老乡胡宗宪，而是巡接御史王本固带着许多衙役凶巴巴到来。未及开口，王直被差人们一顿乱揍打翻在地。转眼之间，他已从座下客变成五花大绑的阶下囚。

王直不傻，很快明白过来，冷笑一声，叹道：“胡公误我！”

王直的案子毋庸细审，他先前的罪恶够他死一万次了。不几日，王直和他老母、妻子等宗族数十口均被押至杭州刑场处决。干了这么多年海上杀人劫掠的勾当，王直是经历过大世面的人，临刑神色不惊。

王直惟一感怀的，是自己这么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竟然最终被看似忠厚义气的老乡胡宗宪骗到。大刀砍下之时，王直一声怒吼。

王直被杀，岑港停泊的三千多倭寇悲愤异常。这些人皆百战死士，跟随王直浴血奋战多年。老东家一死，他们自觉无所归依，个个按剑而起，憋足了劲要与明军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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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过人、劳苦功高却不得其死的胡宗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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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倒霉的是，当属明军派去做人质的指挥夏正。王滶听闻义父被明廷诱杀，气得双眼通红，立刻把刚刚还在一起欢饮的夏正绑在船头，破口大骂明军无信。然后，众倭寇冲上前，碎刀割剐了夏正。

夏正是条汉子，至死一声不吭。可这位也憋曲，骂不出声，只能沉默就死。因为他知道，朝廷诳杀王直的招术，太过于理亏。

王直之死，造成了倭寇新一轮疯狂的报复。他手下三千多狂倭杀红眼，一路在海上漂，一路狂杀。嘉靖三十七年初，这些人先攻潮洲，杀伤不少明军后，又扬帆直犯福州。刚刚从浙江被调至福建任巡抚的阮鄂不能敌，竟出下计，从库银中调出数万两白银，连同明军新造的六船大船一起，送与倭寇，以“买”自己一方的“安定”。

这帮贼寇收银收船后，掉头进攻福海，连当地县令也杀掉，大肆抢掠。

不久，数股倭寇忽来忽往，在台州、惠安、长乐、漳州、泉州等地登陡，极尽淫毒。

由于新倭大至，海患复起，明朝严旨切责胡宗宪，并把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等人的军职一概消夺，限令他们一个月内先荡平岑港的倭寇。

王直残部在舟山严设防守，阻岑港而战。明军虽勇，但倭寇们恃凭有利地形，对明军杀伤甚众。

另一方面，各路倭寇源源而至，不少打着为“老船主”王直报仇的旗号，气势异常。

从前，明军还有剿和抚两种手段，如今骗杀了王直，任你说破大天，各路倭寇也不会向明朝官军投降。

胡宗宪急得如热锅蚂蚁一样。由于不少倭寇侵掠福建，许多福建人就声称是胡宗宪故意纵倭南遁，想把倭患引出他自己所在的浙江一带。在朝中，福建籍的言官李瑚上书劾奏吴宗宪。

气急败坏之余，老胡怀疑手下的总兵俞大猷（也是福建人）与上面通气，就首先出招，上奏说俞大猷治军不力，纵倭南逃。这位俞总兵倒霉，数年来出生入死与倭寇血战，结果却落得个被逮入京城拷讯的下场。好在他从前立功多，朝中不少官员搭救，才没被处死，发往塞上守边。当然，俞大猷免于一死的最关键处，在于他朝中的一些福建老乡凑钱，送三千两黄金于严嵩之子严世藩。小严一高兴，片纸一张，就保下了俞总兵的项上人头。

以后几年，福建、广东、江北等地倭患频频，但就实来讲，“（胡）宗宪虽尽督东南数十府，道远，但遥领而已，不能遍经画。”因此不能就此就讲胡宗宪指挥无能。毕竟沿海防线太长，倭寇神出鬼没，声东击西，让明军防不胜防。

为了保官保位，胡宗宪很善于走上层路线。由于他通过赵文华得与严嵩父子相结，平日里不停孝敬这二位无数金银异宝。有了严氏父子在朝中帮他讲话，老胡“威权震东南”。同时，胡宗宪又喜欢养士，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故而誉言四起，人人称善。但对于老百姓来讲，这位胡大人额外加赋，竭力搜刮，民间怨声载道。

不久，有言官奏称老胡侵占国帑三万多银子，还销毁帐册，其罪彰明。胡宗宪上疏自辩，表示自己挪用公款是为国除贼之用。这话有一半倒是真的。他派人离间，收买倭寇，确实要花大笔“公关费”。嘉靖帝对他本人印象也好，倒不是因为他平倭有功，而是他常常进献白龟、五彩灵芝等“吉祥物”，使得崇信道教的嘉靖帝龙心大悦，不仅不罪，反而晋升他为兵部尚书。

严嵩失势后，朝中言官弹劾胡宗宪结交严嵩以及“奸欺贪淫”十大罪，嘉靖帝本人仍然替他回护：“胡宗宪并非严嵩一党。朕拨用他八九年，都没什么人拿他说事。正因他多次上献祥瑞之物，引起邪人憎恨。如果加罪于他，日后谁还为朝廷卖命！”

毕竟不少罪证确凿，但胡宗宪因为嘉靖帝“保护”，得以从轻处罚，夺职闲住。

老胡不耐寂寞，在老家赋闲也不闲着，趁嘉靖帝生日上献十四种“健身延年”的房中术。皇帝大悦，准备重新起用他。可巧，御史查抄严世藩贼党罗龙文家，发现了数篇胡宗宪的亲笔信，是他在嘉靖三十八年左右被弹劾时写给罗龙文的。信中，他乞求罗龙文替自己在严世藩面前说好话，大讲自己对严氏父子的感激与孝敬。由于严世藩等人当时的罪名是“通倭不轨”，嘉靖帝恨之入骨。这样一来，他对胡宗宪的好感忽然消失，下诏逮治胡宗宪。

万念俱灰之下，入京后，胡宗宪在狱中横刀自杀。这位胡大人，有勇有谋，有胆略，有见识，在抗倭前线，常常一身戎服立于矢石之间亲自督战，怡然自若，诚为大勇之人。特别是他智擒徐海、陈东、王直等倭寇巨头，功莫大焉。可惜的是，胡宗宪为人过于精明，最后反被精明所误。还好，他在万历初被“平反”，追谥“襄懋”。

清朝历史学家谷应秦说得好：胡宗宪虽引刃自杀，却应该无颜见徐海、王直二巨贼于地下！言而无信，欺诈立功，终不得好报。当然，胡大人之功绝不可没，倘若二贼不死，“贻患更未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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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战歼倭的俞大猷、戚继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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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倭名将，戚继光其实应该排第二，只不过由于最露脸的平海灭倭大战，戚继光居首功，俞大猷反而居于次功。再后，戚继光又于北地守边，劳苦功高，多兵书著作，又深为张居正委用，故而在后世反而以他的破倭之名最高。

其实，从明朝嘉靖年间的平倭战争以及个人“奋斗”进程中仔细观察，无论资历、战功、声名，俞大猷都在戚继光之上。

老成持重俞大猷

俞大猷，字志辅，福建晋江人。史载，他自幼喜读书，但并非传统儒学典籍，而是沉迷于《易经》。当然他读《易经》不是现在“教授“们目的是为富人或者妇人算命挣挣银子摸摸玉手啥的。俞大猷读《易经》，在于“推演兵家奇正虚实之权”。深得兵家阴阳道数之后，他又投入当时剑术名字李良钦门下习武。“家贫屡空，意尝豁如”，他确实是个坦荡奇男子。

其父病死后，俞大猷并未按照老爹遗愿报考功名，而是承袭“百户”的世职。可见，他父祖辈也是明朝中下级军官出身。

明朝时期有武举。俞大猷在嘉靖十四年代应试成功，得授“千户”一职，守御金门。当时，沿海一带已经不断有小股倭寇骚扰不断，俞大猷向巡按御史上书献计。

明朝有与宋朝相仿佛的风气，重文轻武，巡按御史大怒：“小校安得上书言事！”派人找到俞大猷，打一了顿板子后削职。

但小俞年轻气盛，百折不挠。不久，兵部尚书毛伯温正拟征安南，俞大猷复上书言事，并自请从军效力。毛尚书大以为奇，可惜不久罢兵，俞大猷未派上用场。

嘉靖二十一年，蒙古的俺答汗大举入寇山西，朝廷下诏在全国荐选勇士。俞大猷憋足一肚子气，诣巡按御史处自荐。还好，这任御史没打他，并把他的名字上报兵部。尚书毛伯温对俞大猷的名字很熟悉，立即荐他入宣大总督翟鹏帐下听用。

帅帐之中，众将满座，翟鹏召见俞大猷，与他议论兵事，探视其才艺。血气方刚的俞大猷侃侃而谈，有理有据，数次驳倒翟鹏。结果，翟总督起身离座，上前亲执俞大猷之手叹道：“我真不该对待武人一样对待您呵。”为此，一军皆惊。虽如此，翟鹏可能心中仍觉小俞纸上谈兵，真打仗时根本不敢用他。

久住无聊，俞大猷辞归。毛伯温闻之，把他用为汀漳守备（城防司令）。有了一个舞台，俞大猷得以施展，他在与诸生文会赋诗的同时，天天教习武士剑术，并出手不凡，首战就打败著名的海贼康老，俘斩三百多人，由此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一战成名。

嘉靖二十八年，朱纨巡视福建，提拔俞大猷为备倭都指挥。当时，恰逢安南的贼臣范子仪多次派人入侵明朝钦州、廉州等地，明廷便先派俞大猷去击安南。钦州一战，俞大奠追敌数日，斩安南兵一千余级，生擒范子仪亲弟范子流，最终逼使安南一方杀掉范子仪，函首来献。

如此大功，皆为当朝的严嵩所掩，仅仅赐银五十两了事。俞大猷并未气馁，仍旧一心为国，继续率军镇压了琼州五指山的黎族反叛，并根据实际情况建议当局在海南建筑城市，派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感化土人。结果，海南大定。他的举措，比起设置什么民族自治地区来，理念要先进许多。

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大肆侵扰浙东。明廷调俞大猷为参将，协助清剿。几年下来，他参加多次海战，屡建功勋。特别是张经指挥的王江泾大捷，俞大猷立功颇著。可惜，功劳皆为赵文华、胡宗宪所掩，不他仅未得领功，还因“不服从指挥”被贬官。

俞大猷毕竟是饱读诗书的武将，他仍旧尽心竭力为朝廷卖命打击倭寇，在陆泾坝、三板沙、莺脸湖等战役中数败倭贼。大名鼎鼎的柘林（广东饶平）倭寇，被俞大猷等人连打连击，几近灭顶。由此，嘉靖三十五年，俞大猷被明廷任命为浙江总兵，兼辖苏、松数郡，成为一方军区司令。

他不负所托，冒寒顶雪，率明军死战，一举扫平舟山倭寇。而后，胡宗宪以计擒斩王直，致使新倭大至，大扰福建一带。为了推御责任，胡宗宪嫁祸于俞大猷。朝廷震怒，把俞大猷逮捕入京，几乎杀掉他。幸亏朝臣相救，俞大猷得以出狱，以白衣身份发往大同效力。

这位干将，放哪哪行，大同巡抚李文进非常重用他，使得他有机会多次立功塞上，并在战场首创独轮车、拒敌马等新型战器械。李文进把这些新器械介绍到北京一带的京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也。”

嘉靖四十年，广东饶平贼人张琏造反，攻陷数郡。朝廷重新起用俞大猷到南赣，总汇福建、广东的明朝部队前去征剿。于俞大猷而言，镇压这些反贼易如反掌。他很快就平灭了张琏等贼人的造反，并被提拔为福建总兵。此后，他又与戚继光（此时戚继光是俞大猷副手，为福建副总兵）等将领一起光复兴化城，大破倭贼（详情见后面的戚继光事迹）。这次大捷乃戚继光部先登，故而受上赏，俞大猷只获赐银币等物“表扬”。

嘉靖四十三年，俞大猷徙镇广东。当时，潮州倭患极烈，有真假倭两万多人，与沿海的峒蛮诸部相互勾结，大掠惠州、潮州。福建方面，又有峒蛮酋长程绍录和梁道辉在延平、汀州一带色结倭寇大掠。

俞大猷虎胆雄威，以堂堂总兵的身份，单骑入贼酋程绍录营中，晓以利害，说服对方率土蛮兵回原籍。惠州贼酋伍端连败当地官军，气势正盛，听说俞家军至，吓得他忙掉头回撤。双方较量，伍端被擒七次，均被俞大猷放掉，让他不服再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之事是小说，俞大猷七擒伍端见于正史。最后，土酋伍端心服口服，自缚入军门请罪，请求杀倭自效。

俞大猷用人不疑，以伍端所率少数民族军为先锋，向倭寇发动进攻，围敌于邹塘，一日一夜连克倭寇三个巢穴，斩杀四百多真倭，进而大破倭寇于海丰。倭寇虽百战之士，心中也惊，遭遇如此勇武之土蛮与官军相混合的部队，只能逃字为上。

于是，潮州倭遁向崎沙、甲子诸澳，夺渔船入海。也该他们倒霉，海上大风，淹死倭寇数千，剩余的二千多人还保海丰的金锡都。

俞大猷不急，挥兵包围两个月有余，倭寇食尽，冒死突围，基本被明军歼杀殆尽。潮州倭寇，至此几息。

后来，降而复叛的吴平所率一部倭寇在广东、福建沿海四处骚扰，俞大猷统水军，戚继光统陆军，在平南澳夹击吴平，大败对方，吴平仅以身免。可惜的是，由于贼头吴平夺舟出海，闽广巡按御史上章劾奏俞大猷失职，老俞竟因此被夺职。

很快，河源等地有贼人造反，俞大猷又被起用。他率十万大兵，直捣贼人老巢穴，俘斩一万多土贼，夺回被抢的良民近十万人，因功复职，得授广西总兵官。

隆庆初年，俞大猷在广东、广西等地立功多多，分别平灭海贼曾一本、古田壮蛮韦银豹等，“百年积寇尽除”，威震南服。

万历元年，俞大猷病死，明廷赠左都督，谥“武襄”，褒誉甚隆。

俞大猷为将，廉而不贪，驭下有恩，先谋后战，珍惜士兵生命，忠诚为国，老而弥笃，确实是明朝难得良将。当时名将谭纶曾经写信给俞大猷，对他的评价非常中肯：

“节制精明，公（指俞大猷）不如纶（谭纶自称）；信罚必赏，公不如戚（继光）；精悍驰骋，公不如刘（刘显，当时另一抗倭明将）。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大受！”

也就是说，俞大猷身上，汇集了诸人全部的优点，不愧古名将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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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战歼倭的俞大猷、戚继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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飚发电举戚继光

戚继光，字元敬，山东登州人。其父戚景通，做过都指挥一类的明朝中级军言，后入京城神机营为官。十七当时，父亲戚景通病死，戚继光得以嗣职，后被擢升为都指挥佥事，在山东沿海备倭。后来，他又改任浙江沿海，抵御御寇。史载，戚继光自幼“倜傥负奇气”，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可称是武将世家不多见的文武双全好苗子。

嘉靖三十六年，他合同俞大猷一起在岑港包围王直属下倭兵，久攻不克，倭贼多有遁走，与俞大猷一起被免官，“戴罪办贼”。不久后，毕竟王直寇平，戚继光得以复官，改守台州、金州、严州三郡边务。

初入浙江时，他深觉卫所的职业明军战斗力太弱，而浙江金华、义务两地民风剽悍，于是就在两地招募士兵三千人，精挑细选，教以击刺格斗以及使用长短兵器的技巧，日日操练，精习他自创的“鸳鸯阵”和“一头两翼一尾阵”，终于把这三千人炼成抗倭的“王牌军”。

根据沿海地带多水洼崎岖地形，戚继光因地制宜，不求快马驰驱，专门训练兵士熟悉当地形编制战斗策略，演习阵法，务求进退有方。而且，在他操练下，这数千军人的战舰、火器、兵械等物皆精益求精，旗号鲜明，时人称之为“戚家军”。但是，在嘉靖四十年以前，“戚家军”皆配合俞大猷等部作战，不是十分出名。

嘉靖四十年，大批倭寇集团出击，杀掠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闻讯，提军直趋宁海，控扼桃渚，在龙山一带大败倭寇，一直追至雁门岭。

倭寇的情报系统很灵，得知戚继光出军后台州空虚，一大股真假倭混杂的倭寇直扑台州。戚继光即刻回军，与入围台州的倭寇展升殊死战，临阵手刃贼首一名，倭寇大败，不少人堕入瓜陵江淹死。刚刚料理完这一拔，坼头的倭寇又随后进攻占州。不料想，戚继光先发制人，迎头邀击于仙居，使这群自送上门的倭寇无一人逃脱。

一月之间，戚继光九战皆捷，俘斩倭寇千余人，淹死的倭寇成千上万，由此他声名大噪，浙江倭患渐息。

倭寇们见渐江立不住脚，纷纷窜入福建，北自福州、宁州，南至漳州、泉州，千里沿海，骚扰不绝。于是，胡宗宪命令戚继光率6000多人自浙入闽，在福建杀倭。

自温州赴闽的倭寇联合福宁、连江一带倭寇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赴闽的倭寇与福清、长乐诸倭合陷玄钟卫，大田、古田、蒲田等地岌岌可危，形势非常严峻。

宁德城外十里处有一横屿岛，四面皆水路险隘，倭寇千余精兵，裹挟数千良民，在岛上结营，气焰嚣张。明朝当地官军一直不敢进攻，相持逾年。而且，陆续而至的新倭又在营田、兴化一带结营，与横屿倭寇互为倚援，一方大震。

戚继光到达后，下决心先啃下横屿这块硬骨头。

横屿与陆地之间可涉地面退潮后皆是淤泥。戚继光观察地形后，果断下令，命手下兵士人人持草一束，边进攻边投草，稳扎稳打，逼近岛上倭寇大营。

倭寇没有心理准备，拼死顽抗，被戚家军打得大败，二千六百多人被杀不说，横屿老巢也连锅被端。

戚继光一鼓作气，乘胜至福清，击败牛田倭寇，倾覆其巢穴，余贼遁走兴化。戚家军死追不放，乘夜拨栅，连克六十营，斩首千余级。依理，戚家军可以乘间作大休整。但戚继光善出奇兵，旋帅回福清，在东南澳正好迎击刚刚登陆的一支倭寇，击斩二百多人。此时，明军刘显一部在福建也屡屡破倭，众倭散逃，“福建宿寇几尽”。

大胜之下，戚糨光在平远台勒石细功。

年底，戚继光率浙军离闽返浙。

好景不长，听闻戚家军还渐，散逃于海上的倭寇们汇聚，重新反攻福建各地。

嘉靖四十一年底，近万人的倭寇精锐部队包围了兴化城，围城一月之久。兴华由于是府城，墙高砖厚，倭寇很难攻入。不幸的是，明军刘佥一部有个八人小分队到兴华送情报，途中被倭寇截杀。倭寇派队伍中的华人穿上号衣，化装成刘显手下入城。半夜，八名贼人乘黑斩杀城门明军守将，大开城门。城外倭寇一哄而入，攻陷了兴华府城。入城后，倭寇杀伤不少明朝守军，明军只有一两名守将逃脱。

倭寇占据兴化城后，日夜杀人奸掠，荼毒两个月后，放一把大火把兴化城烧成白地，突出合兵，攻陷平海卫。如此凶狂，八闽皆震。

嘉靖帝大惊，立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让他们汇合福建当地的刘显一部明军合力灭倭，并派右佥都御史谭纶巡抚福建。

刘显所部明军数量不多，在平海卫只得坚壁不出。俞大猷率兵抵达后，出于持重，只指挥手下部队与刘显部合围倭寇，仍旧没敢进攻。

嘉靖四十二年五月，戚继光率生力军浙军抵达。于是，巡抚谭纶自领中军，俞大猷将右军，戚继光将左军，并力齐攻平海卫的倭寇。毕竟训练有方，戚继光率部先登，诸军继之，一举破敌。此战下来，斩倭寇两千多人，夺还被掳民众三千多。更可称的是，如此大捷，明军本身仅阵亡16人。

谭纶上功，以戚继光为首，他得以接任俞大猷为总兵官。

转年，戚继光率明军在仙游城下击溃万余倭寇，斩首数百，倭寇堕山崖下摔死几千人。幸存的倭寇，苍惶之余奔据漳浦县的蔡王岭。戚继光把手下士兵分为五哨人马，皆身持短刀缘崖攀上，突现于狼狈不堪的残倭面前，大战一场，俘斩数百人，余贼奔溃，入海掠渔舟逃去。

至此，入闽倭贼基本被肃清。

再后，戚继光与俞大猷合作，在广东南澳攻败倭寇贼头吴平，广东倭寇几无遗类。

“（戚）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故）士无敢不用命。（他）与（俞）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俞），而果毅过之。（俞）大猷老将，务持重，（戚）继光飚发电举，屡摧大寇，（其）名更出（俞）大猷（之）上。”

当然，戚继光后世之所以大名越于前辈俞大猷，还在于他隆庆、万历年间督师蓟北的功勋。特别是张居正掌权时代，极其信用戚继光，使得他奇才得展。在蓟北任上，他广修长城，发明了诸多先进的攻守武器，极大提升了明军的战斗力，降服了时时进犯的蒙古长秃和狐狸（两人名字真怪）两大寇，并因功被明廷加为“太子少保”的荣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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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战歼倭的俞大猷、戚继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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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嘉靖中期蒙古俺答汗犯京师，蓟北乃边防重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总督王忬（此人在抗倭早期立功）和杨选皆因失律战败被诛。而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戚继光军事专著《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实为博大精深的系统性军事专著，当时日后，广受尊崇。

可叹的是，张居正死后，其政敌死打穷追，认定戚继光乃张居正死党，把他调换广东。郁郁不得志之下，戚继光不久谢病离职。但张居正政敌仍不放过他，纷纷上奏弹劾，戚继光被罢官遣返老家。

三年后，既贫且病的戚继光由于没钱抓药，病势转沉，郁郁而亡。一代大英雄，竟落得如此不堪结局。

值得一讲的是，张居正所犯的痔疮，实为吃了戚继光所献的海狗鞭壮阳药所至。张相国割痔感染，竟至要命。他这一死，戚继光在朝中倒了后台，自己也开始了倒霉的历程。人性就如此复杂，一般人可能会大惊小叫：戚大英雄这样人，也会做出给长官送壮阳药的事情吗？当然，人情所在，英雄不免。有时候，历史的细节，充满了黑色幽默般的玩笑！

嘉靖后期近十年的倭寇之害，自浙江开始，继而流窜淮扬吴越。闽中两广，无不惨遭荼毒，“（倭寇）掠子女财物数百万，官军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十余万。虽时有胜负，而转漕军食，天下骚动。”所以讲，倭寇之害，流蔓甚广，绝不是一些浅识陋见所讲什么倭寇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萌芽”。

自倭寇乱炽，浙闽等地富殷繁华城镇，半为丘墟，人民被杀无数，沿海奸民与倭人、佛朗机人勾打连环，惟一的目的就是杀人劫物。他们的劫掠，严重破坏了明朝沿海一带的工农业生产以及手工业发展，真不知有什么“萌芽”会蕴于血火刀剑之中。

当然，明朝沿海倭患渐息，除了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因素外，日本国内的因素也不容忽略。因为，那时的日本，已经处于战国末期。在1585年（万历十三年），日本的羽柴秀吉平定四国，最终完成日本的统一，被“天皇”任命为“关白”，赐姓“丰臣”。

丰臣秀吉乃大志倭人，稍后征服了九州的岛津氏和关东的北条氏，成为日本烈岛的真正主人。而日本的统一，使得丰臣秀吉在上台初期下大力气整治国内政治、经济，他严令打击海盗，巩固他本人为主的“中央集权”。这些，皆在客观上从源头阻遇了日本列岛“倭寇”的生成。

                 
                          （闵良臣文笔犀利，妙论迭出，有很多难得的好文章，再转三篇）

闵良臣：有关评选中国“思想家”的闲话

                                    胡锡进“卖恐惧”是在“伺候”谁

 　　近日从互联网上看到，那个经常喜欢在自己的报纸上制造点“敌对势力”甚至是“恐怖气氛”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4月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场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大陆媒体近年的变化和思考》。也许是他自己心里有鬼，“演讲结束，胡锡进对听众没有向他扔西红柿、鸡蛋表示谢意”。“事实上，听众岂止没扔西红柿与鸡蛋，还在结束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而胡锡进演讲所在地中文大学破天荒地在讲座上为其安排的数名保安，自然也就毫无用武之地。

　　其实，也并非没有听讲者想对其“扔鸡蛋”、“扔鞋子”。从另一篇网文中看到，港中大教授周保松在提问中就说道：我非常耐心地听了胡先生的演讲，里面大量使用了什么党的利益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代表十三亿人等等，我们现场有很多内地的老师同学，我倒想问问，现场有多少人非常不认同他的观点？据说当时有超过一半的人举了手（而胡锡进在其随后的微博中只承认有三分之一）。周教授提问完后便脱下鞋，提在手里，从第一排正面走出教室，并没有把鞋扔向胡锡进。

　　这就是香港。说中国是法治国家我不信，但说香港是法治地区我信。别看市民们动不动就游行示威，动不动就骂这个地区的一把手，那是两个概念。世界就是这么奇怪，可以游行示威、可以骂总统、骂特首的国家或地区，人们往往都称之为法治国家或地区，生活在这种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持不同观点者也都能以礼相待；相反，那些不可以示威游行、更不可以骂总书记骂国家主席或骂政治局常委的国家，人们非但不认同是“依法治国”，生活中对持不同政见者也常常是大打出手。

　　大家知道，胡锡进这么多年虽然像他在演讲中说的他“有两个老板，一个是群众，一个是党”。而他自认为也“把两个老板伺候得都不错”。可生在大陆，即使单从互联网上转载这家报纸的一些文章也能看出胡锡进长年主要是在“伺候”谁，而最有力的证据除了他编的报纸上的那些胡说八道之外，再看看总是遭到无数网友的诅咒也就再清楚不过了。

　　一边认为把“党和群众”都伺候好了，一边却被无数网友诅咒，这里肯定有蹊跷。有人告诉我们：胡锡进喜欢“复杂中国”这个说法，他的微博标签是“一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而《环球时报》原本“是一份很简单的报纸，但胡锡进显然不想自己的报纸给人这样的观感，他愿意把《环球时报》的成功说得很复杂，很曲折”。

　　如何表现呢？最能体现的就是两个字，有人替胡锡进做了总结，这就是：恐惧。这些年胡锡进做的“是恐惧的生意。他操持的这份报纸，似乎以在世界上为中国寻找敌人为己任，让一部分中国人整日绷紧神经，紧张兮兮”。

　　这就让人不能不说几句了。

　　说起来，这个世界很奇怪，越是给国民自由的国家，政府的责任越少，政府越轻松，人民生活得越快活，至少对自己的政府没有恐惧感；而越是限制自由的国家，政府的责任越大，政府也越累，反而人民生活得却越痛苦，而（在温饱之后）最大的痛苦反而是来自对政府的恐惧。

　　按说，一个国家的政府，同样是由一个个政府工作人员组成，而按照人的天性，自然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就是说政府工作人员同样也应该是放手让人民管理自己，而人民也不喜欢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在内的什么人过多地或叫“越俎代庖”地管理他们。

　　然而，在不自由的国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天性丧失了，他们在揽下很多责任的同时，带给人民的是恐惧感。但这种国家的政府不承认。政府口口声声说自己的目标就是要让自己国家的人民幸福快乐。你说这不是鬼扯吗！让人民生活在恐惧中，还有什么幸福快乐可言！

　　记得一年前，21世纪第一份人类按国家排列的自由度出来了，香港全球排名第3，中国大陆排名第100，而全世界也就二百来个国家，由此可以想像中国（大陆）的自由度。中国有些人可能不认可这个排序，可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国大陆的自由度在全球到底应该排多少名，套用李承鹏那个书名：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根本不用跟谁去争。

　　自由，是一个奇怪的元素，它的多少直接决定人是否存在恐惧感。自由的元素越多，或说自由度越高，恐惧感就越低，相反，自由的元素越少，或说自由度越低，恐惧感也就越高。比如收容制度废除后，大家也就没有了像孙志刚一样被收容后暴打至死的恐惧；取消了劳教制度，将来的中国人也就没有了自己并没有犯法也会被劳教的恐惧；若是哪一天中国真的再实行了民主自由，而且制定颁布了新闻法，规定言论、出版自由，所有喜欢做文章的人们也就不会有发表几篇文章或是几条微博乃至几首小诗也被诬蔑成要“颠覆”而被请“喝茶”甚至被抓捕被判刑的恐惧。总之，在本人看来，一个政府，在人民实现了温饱之后，如果要说还有责任，那么首先就要保证人民不会感到恐惧。这在罗斯福总统看来，是一个人必须具有的四大自由之一。如果不能保证人民免于恐惧的自由，那么即使保证了其他三项自由，人们也还是一定生活得郁郁寡欢。

　　这二年不时地看到读书统计，说犹太人一年读多少本，德国人一年读多少本，日本人一年读多少本，中国人一年又读多少本，统计的结果总是中国人读的最少。可想想这能怪吗？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原本就够艰难的了，也就是说，由于生存和生活的艰难，自然也就减少了很多读书的兴趣，而况外国人哪里知道，在中国还有个读书的环境问题，就是说，读书有时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读书会，在外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特别是在大学里，可在中国不是。在中国，成立一个读书会，也会有人盯着，甚至想办法捣乱，严重的，阻止你举办读书会。

　　上面说了，罗斯福在近七十年前就提出了国民的四大自由，而这几项自由其中一条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可已经去世近七十年的罗斯福总统怎么也想不到，近七十年后的中国国民竟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就连举办一个读书会，或是想与朋友聚个餐，都会给当事人带来恐惧感！你说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这还是生活在21世纪吗！

　　有人说这个世界最好卖的是恐惧：“人们买化妆品、保健品，是出于对衰老的恐惧。买电视买报纸，是为了怕比别人知道的少。”那么胡锡进大肆兜售“恐惧”，又是为了什么呢？总不能说成也是为了“伺候”中国百姓吧？
                      2014.4.4

                      闵良臣：西方颠覆只是一个传说
 
 　　本文摘要：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就像一张超级圆形大床，整个人类就“睡”在这张大床上面，大家各自做着自己的梦，在梦中可以有多种“价值观”，可以不要民主自由，不要宪政，甚至把2+2说成等于100也行。然而，一旦醒来，对不起，大家就只能有一种价值观，也只有这一种价值观是正确的。这就像在这个星球上2+2的答案只能是4，再没有一个与4同样正确的答案一样，除非你就不想要正确答案。

　　一

　　对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而言，很多人都知道，谈论“颠覆”是大忌。所以，孤陋寡闻如本人，至今在大陆的网站上也很少浏览到这种话题的文章。但傻子也是人做的。我们不能说一个题目，不管它多么有意义，只要棘手，就不去做。

　　有关颠覆一词，自习近平执政以来，至少在公开讲话中讲过多次，而单是在新浪网站的“新浪中心”头条就看到过两回，大意是中国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这里的颠覆性错误，没人不懂，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所谓彻底改弦易帜，走上在我们一些人看来并非正确的“邪路”。只是直到今天，对于人类社会，不，对于中国这“一亩三分地”而言，到底哪种道路是真正的邪路，并没有一个权威评判。眼下的情形是，西方说了不算，美国说了不算，中国一些有识之士说了也不算，而那些对于中国而言“说了算”的人又总是与西方与美国与中国的有识之士相反。尤其也不知是太敏感还是感情上抑或利益的关系放不下，一说到这种话题，有些人就彻底失去理智。

　　其实，没有什么话题是绝对不能说的，只是一个说话的时机问题。话题再敏感，只要客观对待，只要公开透明，只要讲道理，也还是可以讨论。我就不信，对于中国人而言，有关“颠覆”的话题就不能说。

　　所谓颠覆，顾名思义，就是翻个个。其实这只是个比喻。谁都知道，所谓颠覆后的房子，绝不会顶朝地，底朝天，而每个人也都还是要用双脚走路，不会用头行走。

　　一个社会，如果是自己的人民想颠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估计神仙也救不了，比如南斯拉夫，比如波兰，比如东德，比如苏联。特别是从历史上来看，大凡颠覆总是与革命紧密相连，而革命的本义，就是进步。非进步，不得称之为革命。也正是从这层意思上说，颠覆也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汉朝对于秦朝就是颠覆、唐朝对于隋朝就是颠覆，而1949年的政权移手又何不是颠覆呢？尽管有些颠覆对当时社会而言，难免会造成一些破坏，可只要颠覆后真正进步了，人们就会肯定这个颠覆，甚至忘了颠覆带来的创伤。

　　只有不仅颠覆时血腥恐怖，尤其颠覆后非但没能进步反而还后退了，人们才诅咒那颠覆。今天很多人为什么那么怀念民国，怀念民国的新闻、言论、出版自由，甚至竟然怀念起1949年前的“蒋家王朝”，原因无他，就因为那个时候，上面提到的一些方面反而比我们今天还要进步。不然，如果当年也像今天这种新闻制度，中共的新华日报还能发挥作用吗！

　　民众嘛，都是俗人，就这么现实。他感觉好，就拥护；感觉不好，就反对。明里不许反对，暗中也会反对。如果再让他不堪忍受，他就会爆发。如果一个人爆发还不起作用，他就会想办法联合他人：这其实就是每一次暴力革命的起因，而今天大陆上发生的一些“群体事件”也同样是依照这个顺序来的。当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有影响的公民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因。有时候很奇怪，中国有些人最不愿看到的不是别的，竟然是中国的民众团结一心，或者说有些人就是不想让中国成为一个公民社会，不想让每个中国人发出他们的正能量。

　　所以说，一个社会，要想人们不去想着颠覆，就要不断进步，至少要比被自己原来颠覆的社会进步。否则，就算你嘴上抹油，说的也还是没人听。

　　二

　　说西方要颠覆中国，半个世纪来一直未绝，从毛泽东就开始。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忽然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此文正出自毛泽东之手。“光辉著作”一发表，其中有几句话就被穷得丁当响的国人记住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从毛泽东那一代算起，也不知现在要算是“中国党”的第几代。然而，这回是毛泽东的大话说得太早了，“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并没有破产。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应算作是“和平演变”的话，那么，事实上连他自己那一代都没能过去，所谓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就开始在中国实践了，哪里还需要等到什么“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

　　自己总觉得被称作“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对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又有什么不好，并没有真正去研究，更没有弄明白。他只知道所谓修正主义就是不会像他那样统治国家，因此至少在感情上不肯接受。这里限于篇幅，不去细说。最近又见有报道，说西方现在更加坚定地认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一定能改变中国。这样一来，中国一些人对所谓“境外敌对势力”这根弦也就绷得更紧了，害怕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别在一个早上真的就“颠覆”了我们。可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西方颠覆中国又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们的大小官员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并没太大区别，或说一个二个，就是大大小小的毛泽东。

　　试想，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铁了心不想改变，神仙都没有办法。当然喽，不改变的结果是变成今日朝鲜还是要被开除球籍，那就另讲了——但至少在很长一个时间段，谁也拿我们没有办法。别说中国了，你看一个北朝鲜，跟中国比，简直就是屁大点国家，他们六十余年前战争结束至今，可以说在制度方面不是没有丝毫改变吗？特别是当你又拥有了核武器后，再与人类进步文明对抗，民主国家往往也就只能“侧目”。毛泽东当年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要搞出核武器，而陈毅更是说把裤子当了也要造原子弹，都是这个意思。说到这里，容本人顺便替朝鲜金家妄想拥核“辩护”一句：试想，那个金三胖子如果当真拥有了核武器，他是不是要比今天更嚣张更狂妄啊！

　　所以说，一个国家变不变，变成什么样，往往在自己。只要不是别人赤裸裸地入侵，像当年八国联军以及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中国那样，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改变，都是自己要变。别国的情况咱不了解，对于生活了大半生的中国，自认还有点发言权。

　　三

　　你说1978年开始的这场所谓改革开放，是美国和西方要我们变的吗？肯定不是。是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几个农民要变，是无数的中国人要变，是他毛泽东的臣子邓小平要变。

　　3月31日，清华大学举办“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论坛&2014中信书院大讲堂”，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论坛上演讲要结束时说了这么几句：大家现在觉得邓小平南巡讲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其实当时很多老同志到深圳看了以后痛哭流涕，怎么中国变成这样了？中国怎么变成资本主义了？恨的不得了，特别愤怒。”然而，邓小平“南巡给予了肯定”。也就是说，邓小平肯定了深圳的资本主义做法，是邓小平要在深圳试验资本主义。我们总不能说邓小平也要颠覆中国吧。

　　如今转眼已变了三十五年之多，好像中国大多数人也都没想到要再变回去。只是变到现在又觉得还要继续变，否则就会停滞不前，停滞不前就有可能倒退，而倒退更是死路一条。这一点很像中国股市，大盘每次徘徊一段时间后几乎都不是上涨而是下跌。所以说，这么多年，每一次改变中国，如何改变都是“代表中国”的一些人自己一手操作。即使说难免受一点西方乃至美国的影响，那“主动权”也完全掌握在中共自己手里——变不变，怎么变，都是自个儿说了算。说出来有些人可能不信，在本人看来，三十多年里，即使真的受了一点西方乃至美国的影响，传递的其实也都是我们所说的“正能量”，就是让中国变得更文明，更进步。相反，每当我们大力抑制西方乃至美国的所谓影响时，中国社会文明整体就发生倒退。

　　别的不说，现在强调所谓“深化改革”，一次又一次简化下放多少多少项行政审批权，而除了已经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又有多个省会城市也都向中央政府递交了要搞自由贸易区的申报，你说这些都是美国、西方要我们做的吗？不可能。完全是你自己走不下去了不做不行。说得再难听点，如果再不能真正有效“深化改革”，如果还像现在这样继续忽悠，王岐山要官员们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背后意思也就真的有可能成为现实。

　　既是这么一种情形，怎么一不高兴，就说是西方要颠覆中国呢？近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国家，十三亿多人口，如果不是被自己的国民颠覆，谁也颠覆不了。特别是如果你搞得很好，人民着实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很有尊严，甚至比西方比美国还进步，还会担心被颠覆吗？现在有些人吃饱了喝足了甚至连美女也享受够了却整天不干正事，不是想着如何借鉴先进的管理制度把我们这个国家管理好，至少不让国民一富起来就想着如何离开生他养他的祖国，远走高飞，反而总是把心操在别人会来颠覆上，你说这不是“有病”吗！

　　这里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近些年美国、欧盟、日本都极力希望中国能成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可我们成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有些人总不开窍，不肯这么快就走上那条被他们称之为的“邪路”。可事实上，大家都看得很清，走上这条“邪路”的时间拖得越长，我们这个国家所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而且拖到最后，也还是无法抗拒地要成为真正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这一点，我们的后代一定能看到。

　　现在就因为中国一些人痞，总是在嘴上敷衍着人家，心里却做着别的“梦”，于是不仅嘴仗打个不停，也常常因此受到不公对待。比如，世贸组织日前就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争端作出不利中国的裁决，中国官方以及部分网民舆论反应强烈，认为裁决不公。可为什么会不公，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是现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我们不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世贸组织如此判决，很难说没有变相制裁的因素。倘若中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也就不可能还会遭受这种不公对待。

　　四

　　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就像一张超级圆形大床，整个人类就“睡”在这张大床上面，大家各自做着自己的梦，在梦中可以有多种“价值观”，可以不要民主自由，不要宪政，甚至把2+2说成等于100也行。然而，一旦醒来，对不起，大家就只能有一种价值观，也只有这一种价值观是正确的。这就像在这个星球上2+2的答案只能是4，再没有一个与4同样正确的答案一样，除非你就不想要正确答案。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想一想，西方包括美国颠覆中国能得到什么好处？现在毕竟不是八国联军入侵时代，颠覆之后，像当年那样把颐和园抢了之后又给烧了。现在不可能。我们有些人所说的颠覆，其实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人家不过就是希望中国能与西方的价值观大差不离，因为意识形态往往决定一个人乃至一个政府的思维方式。说到这里，有些中国人可能不高兴：我们凭什么要和他们的价值观相同？其实，这很好回答，这就是因为人家社会比我们进步。如果你的社会比人家进步，人家也一定会向你学习。中国大唐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这个世界上总是落后学习先进，没听说过先进反而要向落后学习。

　　另外，人家担心因为意识形态不同，打起交道难免扯皮，甚至害怕被你欺骗，而根本不是说中国改变意识形态后要占中国什么便宜。如果过去这样说，也许还有一些因为闭塞而无知的中国人相信，现在再这样说，即使有相信的中国人，也一定很少了。当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大差不离后，人们的心态也就渐趋相同，这样，遵守同一个规则，同一个标准，人家也就不再担心你玩什么心眼耍什么花招了。

　可以说，当真中国有一天真正转型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连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都公开说如果一个早上中国能变成美国，他没意见），实行的是完全市场经济，中国人只会得到更多的实惠。这一点，不管有多少中国人不信，本人完全有理由相信。

　　孟德斯鸠两百多年前就在他那本《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认为，中国商人在与西方人做生意时喜欢欺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把别人当傻子，欺骗人家。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人家不跟你玩，甚至不仅不跟你玩，还要监督你，控制你，甚至挤兑你。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待遇”或叫“歧视”，于是，就炮制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敌对势力”总是想要颠覆中国的神话，来掩盖有些人的愚蠢以及瞒和骗。当真把所谓西方颠覆中国的真相说出来，你就会觉得原来不过是一个笑话，一个传说。

　　2014-3-31

        十分钟前，我发了一条微博：朝鲜的导弹水平接近中国，中国的晚会水平接近朝鲜。

     十分钟里，这条微博被转了50多次，我写完这篇文章就去睡觉，等我醒来之后，我决定看看这条微博究竟能转到多少次。

      其实转多少次都不重要，因为吐槽春晚是常态，然评语，一年比一年差，年年岁岁春晚相似，碎碎念念吐槽不同。

      在这里，我不想吐槽春晚，我只是想说说，春晚所反映的，不是一台晚会，而是执政者对于文化建设的观念问题，如果说好莱坞电影是世界上最强势的文化输出的话，那么春晚必然是世界上最弱势的文化输出。

   打开电视，你播你的，我干我的。你煽情，我抢我的红包，你喊你的过年好，我继续搓我的麻将。一到大年三十晚上，中国人鬼使神差地将电视定格在中央一台，虚伪的掌声笑声歌舞声，掺杂着一年见一次的冯巩郭达蔡明郭冬临。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日常生活，惯性地带到了今天，一台不知耗资多少钱的晚会，究竟有多少人真正从头认真看到尾，恐怕只有鬼知道。

      要说今年春晚有啥不同，我们可以看出执政者希望推行一种强势的文化，但强国强军与强文化向来不是一回事，古罗马灭了希腊，可他们却偏偏被希腊的文化给征服了，中国现在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我们输出的文化却如此的糟糕，比如春晚。如果还一年一年推出这样比朝鲜还令人遗憾的节目，还继续践踏人类的审美底线，这将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笑料之一。

      当然，春晚是一年文化的总检阅，它是党政军三十多个省市以及各种所谓文艺形式的新闻大联播加大汇演，它像人大政协一样安排各种界别的人士加入以便求得最大的利益平衡，它综合地反映了一年来中国军事工业农业的总成就，它是第二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更像古希腊娱神的戏剧或是湘西祭祀的傩仪，它什么都是，可它从来就不是晚会。

       可它偏偏被包装成晚会的样子，最终越走越远，晚会变得难以挽回。

      毫无疑问，春晚是中国人最悲催的鸡肋，它用最拙劣的演出消费了中国人积累了几千年过年的家庭聚会，它是一个时代文化被扭曲到极致的见证。我不知道后来者如果写我们这段历史，或者说，中国艺术史如何会书写郭达蔡明郭冬临这些人的艺术造诣。和平不能靠歌颂，强势文化不是一起踢正步，文化（包括娱乐）最大的魅力在于让人接受，而春晚恰恰走向了让人难以接受。

      说句刻薄的话：春晚给人的感觉，就是让你把吐出来的东西咀嚼后再吞下去，然后还要装出一副享受饕餮盛宴的样子。

      一个强国的文化标准，不是多么大的人海场面，也不是在晚会上展现坦克炮弹，而是能够在全球输出一种看似简单但却强势的文化体系：它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与接受。我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离这个要求还有相当远的距离，什么时候做到这一点了，我们才能真正地说自己是强国而不是大国。

南京龙: 春晚预示文艺正在向文革时代狂奔！----其如所见

· 作者：曹圣华    2016-02-08 19:33

· 栏目：默认栏目

· 标签： 社会 文学 生活

· 50 0

作者：南京龙  

    因朝鲜射星搅得除夕没过好，猴年初一中国人又被狠狠恶心了一把：春晚总导演吕逸涛接受采访时称，春晚“基本是按照导演组规划、设计的，出新出彩，打造亮点，我觉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在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他给本届春晚的最终呈现打出100分。

    看看吕逸涛的履历就知道该人为何如此惊人的无耻：1977年出生于浙江金华永康，中央电视台导演，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总监助理，中央电视台大型节目制作中心导演，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曾担任2014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总导演，《非常6+1》、《梦想中国》总导演，《咏乐汇》、《回声嘹亮》制片人，获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特别奖，“五个一工程”奖，连续两年获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文艺节目”奖，连续3年担任央视春晚执行总导演，2015年10月12日被确定为2016年中央电视台春晚总导演。

    央视的一切元素他都具备了，他就是央视孵化器孵化出的奇葩，你还指望他会少一点央视的特征，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咱们看一看央视孵化器孵化出的名人：芮成钢、沈冰、叶迎春、许戈辉……满嘴正能量，捧中黑西，赞俄批美，谁不是一等一的好手，却都是男盗女娼的范本。假如没有反腐败，他们会一头栽倒，而不成为什么德艺双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者，风头十足吗？吕逸涛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昨天，他们的今天也没准是吕逸涛的明天。因为吕逸涛的无耻正在向极致冲刺。

    一边是打满分，一边是恶评如潮。有网民揶揄道：四个全面！三严三实落实情况汇报！这是新闻联播春晚吗？大过年的怎么整得跟新闻联播似的？歌功颂德到我想把年夜饭给吐了，一开始就没悬念了啊……更别说改变了改开以来相当正能量的歌手阎维文的舞台形象，不是很现代的军服，大约是首次，换上了一身文革时期特别流行的红军服，头上缀了红星的八角帽，绑腿下脚穿一双布缠的草鞋，太扎眼了……满溢的正能量就这样取消了人们乐呵乐呵的期待，这是超越往年总导的吕逸涛干的好事。

    央视这样的官媒只能孵化一批又一批这样的双面人，这样的政治人妖。孵化人妖的央视等官媒不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革，不订立新闻法、文化管理法，不放开言论文化，还死死控制在文宣系手里，而且是现在的正被反腐利剑直指的文宣系，那么春晚办成新闻联播的变种的奇特景观，会越来越常态化，文艺距离文革时期由四人帮打造的模式也就越来越近了。

誓言——天道——天谴

——熊飞骏

欧美国家的公民很重视誓言。不轻易发誓，一旦发誓就会全力遵从，就算不守誓言能收获巨大的急功近利也不为所动。

中华大国民则视誓言如粪土，作为忽悠他人的工具。发誓象随地吐痰那样脱口而出；背誓也象吃喝拉撒那样习以为常。别说会为重大利害关系毁誓；就算是赢头微利也会弃誓言如破鞋。

官员信誓旦旦以后要把二奶“扶正”的誓言，相信大中国的二奶大军印象深刻。

美国总统就职时都要对宪法和上帝庄严宣誓。在中国人眼中，那不过是骗人的政客把戏，誓者和听者都不会把誓言当回事。

但美国总统宣誓却是认真的！美国人民也深信他的誓言是发自内心的。

“重誓”和“轻誓”哪个更有利于自身的幸福和未来，看看中国和美国的今天就明白了。

汉唐时代的中国人也曾“重誓”过；“季布一诺千金”可是千古佳话。

汉唐中国是地球上最最文明先进的国家！李世民创立的贞观王朝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的美国还牛得多。

…………

几年前一位领导找飞骏谈心，让我谈谈马列主义对中国的伟大贡献。

我问他要听真话还是听谎话？如果想听谎言我就只能沉默。因为飞骏有个人生准则；要么不开口；开口必说真话！

领导说当然要听真话。

我说飞骏只信“天道”不信“马列”！视马列主义为中国最大的“西方敌对势力”；是毁我中华优秀文明的罪魁祸首。

因为敬畏上天，飞骏说话做事都把“良心”和“正义”摆在第一位。凡是违背良心正义的言行，哪怕立马能让我平步青云鸡犬升天，飞骏也坚决不说不干。

论能力论权谋，当今中国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曾经的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坚信人定胜天，与天斗其乐无穷，最终也难逃天谴成为悲惨的失败者，在毁灭中华优秀文明的同时也成功毁灭了自己的家族。唯一的正常儿子壮烈牺牲于十亿分之一的概率“蛋炒饭”；几个同胞弟弟全成了“烈士”；被领袖钦定为第二代接班人也是毛氏家族唯一的正常男人毛远新被打为反革命坐穿牢底，出狱后还得改姓；三个妻子一个枪决一个神经一个反革命死缓……一个大男人连个老婆也保护不了？

有人说伟大领袖的亲人是为“革命”牺牲，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么领袖最亲近也最信任的两位至亲，侄儿毛远新和相守到白头的妻子江青可是我党定性的百分百“反革命”。

连绝顶聪明如伟大领袖者都难道天道循环，我们这些权谋能力不及领袖十分之一的后生晚辈难道还能“人定胜天”？做了坏事还想逃脱天谴？

伟大领袖在“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征途上，为了赢得国内外各界民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煽颠统一战线”，也曾信誓旦旦要在中国推行民主宪政，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军队国家化……

全国人民在领袖庄严誓言的感召下，追随我党投身到“颠覆国民党政权”的伟大事业中。

伟大领袖在成功“颠覆国民党政权”问鼎京师后，如何对待自己当初立下的民主宪政誓言？正常人都懂的。

违背誓言是要付出代价的！

…………

说领袖家族毁灭并无幸灾乐祸成分，而是感同身受。因为飞骏的家庭也曾因为不遵守誓言付出了差一点毁灭的惨重代价，36人的大家族最后只剩下我爷爷两兄弟和两位失去了儿子的孤老。

我家和伟大领袖一样，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全家参予了“颠覆国民党政权”的红色革命。

家乡的第一支红色武装就是我大伯爷组织和领导的，最初的名字不是众所周知的红军、游击队或赤卫队，而是“战斗团”。

今天知道红四方面军最早的地方武装名“战斗团”者恐怕找不出几个。

大伯爷一共有弟兄五个，他是老大。

飞骏家族不出美女，但代代出帅哥。身为“战斗团”团长的大伯爷更是帅哥中的帅哥。据村里老汉说，当年有一个出身书香门弟的大家闺秀对他一见钟情。

两人决定私奔，逃到半路被情妹家的家丁追上。那时的中国平民有持枪权，大户人家的家丁都佩枪的。大伯爷虽然一向好武功，但面对枪杆子也只好认输，眼睁睁着着情妹妹被父兄带走。

大伯爷为了在未来的准岳父面前证明自己是一条好汉，就走上了琼瑶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情深深雨朦朦》里陆振华的路，找上几个江湖哥门拉队伍去了。因为武功好性格豪爽侠义，很容易就拉起一支队伍。

自己拉出的队伍名不正言不顺政府军不会承认更不会派军饷，红军的大门则是趟开的。

于是大伯爷就成了红四方面军一支地方武装“战斗团”第一任团长。

…………

当国民政府把大伯爷押上刑场时，据说镇上市集万人空巷，少女少妇跟着行刑队伍争睹大伯爷的飒爽英姿。枪声响过后很多少女还落了泪。

大伯爷那一支虽然子孙繁茂，但最后只剩下伯曾祖父一个孤老。大伯爷五兄弟全英年早逝且死于非命。

村里老前辈们说，大伯爷那支断了后，除了全体参加红军外，还与伯曾祖父发的一个誓言有关。

有一次伯曾祖父和邻居为了熊氏饲堂一面颇值几个钱的铜锣发生了争吵，吵不出结果后两老哥就在饲堂的祖先牌位前，当着熊族列祖列宗起誓。

邻居发誓：他若做了亏心事，全家十口死在一个坑里。

大伯爷发誓：他若做了亏心事断子绝孙，五个儿子都不得好死。

事实真相则是两人都做了亏心事。

后来大伯爷组织了家乡第一支红军武装“战斗团”，为筹措军需积养自然要打家劫舍抢富人杀官，命案在身交了“投名状”后被政府通缉，被迫进山亡命。

大伯爷进山大半年后，有一天突然想家想得厉害，就带上一个警卫员回家看看。

一个几条人命案在身的通缉犯，想回家看看也该低调些是不？可大伯爷居然雄纠纠气昂昂招摇乡里。背上系有红绸的大刀闪闪发光，腰间两支20响盒子炮十分惹眼，就那么堂而皇之回家了。那情形就象1949年江山已经打下来大将军荣归故里的派头。

那个发誓“全家死在一个坑里”的邻居，看到大伯爷威风凛凛的派头后，心理不平衡是可以理解的。就连夜去镇上告了密。

国民政府军包围了我家，命令大伯爷出来自首，否则就要冲进去搜查。

那时大伯爷参加红军时间不长，洗脑还不彻底，江湖义气依旧很澎湃，把警卫员也当成“哥门”。为了不连累警卫员，大伯爷一掌把他劈昏了，然后昂首挺胸走出大门：

“要找我吗？大爷在这里！”

于是政府军把他抓走了。

因为“战斗团”犯有不少命案和抢劫案，接下来的审讯很顺利。大伯爷一人包揽了所有的“罪行”：“人都是我杀的，财也都是我抢的，与他人无关！要杀要剐随你便，大爷我够本了。”

当时审讯者也意识到那么多命案抢劫案不可能是大伯爷一人犯下的，但为了快速结案好向受害者和上面交差，就采信了大伯爷的口供。

然后大伯爷气宇轩昂上了刑场。

枪响前大伯爷也喊了口号，不过不是电影里的“共产党万岁”；而是“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几天后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战斗团的武工队下山为大伯爷报仇，当着全村父老乡亲的面，把告密者一家十口一刀一个，不分老幼妇儒全部坑杀。一则报仇雪恨；二则制造恐怖气氛，把下一个潜在告密者吓回去。

告密邻居“全家死在一坑里”的誓言应验了。

…………

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家乡成立了红二十五军。

伯曾祖父一颗红心，把唯一幸存下来的小儿子也送进了红军，还带上飞骏爷爷一起参军。

那年爷爷才15岁，个子小没枪杆高，就在部队当了号兵，每天大清早憋尿起床练吹号。

后来两兄弟奉命化装成商人，下山成立交通站为红军买子弹，被国民政府破获。双双成了政治犯，关进湖北省第二监狱。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释放政治犯，两兄弟重获自由。

出狱前大伯爷的小弟患了化脓性阑尾炎，狱中的日本军医坚持要免费给他动手术，说如不动手术，回乡下没相应医疗条件必不能活命；可他坚决不肯，认定日本军医要杀他，就这么带病挺出来了，回家后没多久就腹部溃烂一命归西。伯曾祖父失去了最后的儿子，“断子绝孙”的誓言也应验了。

……………………

接下来中国人民都懂的！

二０一六年二月三日

律师与我们的社会

贺卫方

尊敬的茅先生、尊敬的江老师、尊敬的国栋主编，各位同道、各位朋友：

参加今天这个会，我想起来前几年上一次文摘年会的时候，深圳有一位律师也是我的校友，是许章润教授的同届同学，叫陈惠忠，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来北京的目的就是利用年会的机会，跟各位师友告个别，因为他要出家了。我的这位尊敬的同学告诉大家，从那天开始，以后再也不参与律师业务了，不仅不参与律师工作，也不参与这个世俗世界的任何事情。那天，他的到来给会场带来了一种悲凉气息，我们的这位朋友真是叫挥手从兹去，再也不跟这个世俗世界有任何交集了。

在我看来，陈惠忠先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律师。他为人诚恳，心怀家国之忧，在深圳律师界很受尊重。他之所以最后走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地，可能跟他对当时国家的法律状况的一种绝望感有关系。曾经在更多年之前，他作为中国法律方面的专家在香港法庭上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对一个案件中涉及到的中国大陆法律做出一些解说。陈惠忠后来跟我说，那个案件在中国大陆可能两个小时就解决了，但是香港的法庭居然审理了五整天，连轴审。五天里，他在法庭上都要认真地去解答双方律师以及法官所提出来的问题。他跟我说：“卫方，我回来以后就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的，突然意识到自己过去20多年来在深圳做的不是律师，或者说他做的，还有我们的法庭所做的根本不是真正的审判，而香港的法庭真正是在做法律工作。”

他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来了著名翻译家严复当年到英国去留学时的故事。严复曾经热衷于到法庭去旁听案件。我相信到法庭旁听案件是特别便捷学习语言的一个机会，不仅仅能够学习律师所说的那种高雅语言，而且也能学习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方言俚语之类的。在座的各位想必也知道这个典故。他在法庭上听了几天以后，跟当时驻英国公使郭嵩焘说：“郭侍郎，英国富强的根源叫我找着了。”郭嵩焘问在哪儿？严复说就在法庭。说英国的法庭每天都在伸张正义伸张公理，每天都在保障每个人的权利。无论起诉的对方是多么强大的一个存在。比方说是英国女王的政府，无论他自己个人是多么卑微的角色，他都可以保证能够获得正义，哪怕是延迟的正义。他在他的日记里边说：郭侍郎深以为然，也就说郭嵩焘当时也意识到，法庭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中国跟西方文明差距最大的一个地点。严复后来在他翻译《法意》的时候，也专门分析了中国的法庭跟西方的法庭之间的差别，说：“泰东西之政制，有甚异而必不可同者，则刑理一事是已。”他说西方的法庭为什么有那么重要，他专门说过律师的作用。那时候还没有今天“律师”这个翻译词，他用的是音译，“劳叶尔”和“阿涶尼”，说因为这种专业人士的代理，使得司法判决能够确保公正。

那么离严复的时代过去这么长时间，我们这个国家在引进了西方式的法庭，引进了西方的律师制度之后，为什么到现在各位还有这样强烈的无力感？徐昕教授刚才的发言让我感到很悲伤。你怎么比我还悲凉，那个说法好像现在所有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别人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没死掉。这个无力感在我看来可能不仅仅来自于短期内的某种政治的安排、政治的框架，可能更深刻地植根于我们这个古老文明中的某些基因意义上的缺陷。

我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间也常常去分析，西方社会为什么能够发育出律师这样的一种职业，为什么能够发育出一种专业的司法制度，而中国为什么一直到晚清，我们两千年的文明中间就从来没有发展出来一种独特的专业司法制度，专门的律师职业。这样一种差异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我们对这样的一种根源的理解更有利于我们找到解决目前的问题的钥匙。

首先，我想从很古老的时候开始，西方文明就产生了一种具有一定论辩性和开放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在整个社会价值观方面是一种倾向于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方式去对待所有的冲突或者矛盾，在语言形态上也讲求逻辑和理性。前基督教的希腊哲学给这种开放性奠定了知识和学理上的基础，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原罪说，还有上帝凌驾于人间权威之上，也给人类权力格局加以塑造。凡人皆有罪，儒家思想家经常说小人和君子这种分类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事实上，小人和君子这样的一种分类成了政治话语的一种常态，权力与道德深度结合，所谓“小人”所主张的利益或者权利就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那种为“小人”诉求从事辩护的律师也很容易受到道德上的排斥，平等精神、契约精神都难以产生。所以我们需要想象，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是否能够奠定，反思西方为什么能够容忍这样一种社会冲突。

第二个方面，我想还需要考察政府的模式，是否能够慢慢地建立起一种所谓的司法依赖型的政府，司法依赖型的政府就是说它对于社会各种冲突总是诉诸于一种公正的平台，然后通过一个中立的法官来加以裁判加以解决。大家还都记得180多年前托克维尔到美国去考察美国民主制度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会或早或迟地转换为法律问题，通过司法来加以解决。这样的一种政府是一种典型的司法依赖型的政府，而我们发现其他的政府往往不依赖这样一种途径。比方说他通过灌输的方式，通过洗脑的方式，通过让你觉得我就是一个父亲，我就是一个慈父，你们就是一个小民，你们就要听我的。这样的体制就会产生一种根本没有办法去发展出律师职业的一个社会，所以司法依赖型的政府如何去推动，这是今天的一个大任务。

另外就是说怎么去能够发展出一套律师的语言、律师的思维方式。我们发现古罗马时代——在江老师面前我斗胆讲几句有关罗马法的事情——罗马人说有社会就有法律，但是不同的社会它的法律形态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会发现中国古典的一种法律语言基本上是一种精英语言，但这种精英语言并没有发展出一种特别专业化的倾向，大致上这些语言是士大夫阶层都可以是共通的。但是在西方就不一样，在古罗马的时候，我发现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是说那个时代最聪明的头脑都去研究一些个可能在孔子看来根本不值得研究的东西，比方说财产的分类。五大法学家，他们去认真研究那些问题真的在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看来，那简直可以说是特别繁琐、特别形而下甚至有几分无聊。但是想想西塞罗这样的人，一方面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另外一方面在法庭上是如何非常认真地去探讨一些技术性事项，让司法变得更加专业化。这是西方知识形态的一个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特点。那么这样的一种知识是怎么去发育出来的，他们这种意识是如何形成了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塑造，比方说保证财产安全、保证交易安全这套知识和技术。我认为我们通过知识的角度去观察，可能中国也是跟西方文明在这方面是差别非常大，也许可能是中西文明中间差别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知识的形态。我们是否包容了这样的一种特别具有专业性的知识，这种专业性的知识里边不仅仅是一套专业的术语、概念、逻辑，而且还包括我们是否尊重逻辑，我们是否具有应有的理性。

如果我们还可以再说一点的话，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塑造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力量那就是基督教，而基督教跟法律之间的关系其实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比方说最早的拉丁文译本的《圣经》，那个译者德尔图良居然是一个律师。他是罗马城的一个律师，白天在代理案件，晚上翻译《圣经》。一个律师翻译《圣经》，就把最早的拉丁文本《圣经》里边有一些重要的神学概念和神学关系用了法律的术语去加以表达。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对法律的一种态度，或者说他们的信仰中间就内在地包含着许多具有法律意义的内容。

今天，引进律师制度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最早那位律师伍廷芳先生，他的经历早已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这样的一种新型职业跟中国古老的文化和政治结构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伍廷芳被认为是跟中国的官场逻辑格格不入。之所以格格不入是因为他的那套语言以及话语方式太特殊。比方说跟沈家本比较，他们两个其实同样写一篇文章，他对于中共官方的说服力是差别很大的。伍廷芳太过分西方化，难以见容于本土文化。

那么，一百年过去了以后，我们的律师是否能够更好地去跟公众进行有效的对话，我们是否能够跟政治家或政府进行一种更好的对话？现在看起来这种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像毛立新律师刚才讲的那样。以前说老实话不只是你们律师跟司法界对话，我们现在学术界十五六年前，那是何等美好的场景。我们跟最高法院的法官，跟最高检察院的检察官对话，他们还都是厅局级的那些人物，特别有成效。现在，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是完全被边缘化。不只是律师被边缘化，更不仅仅是死磕派律师被边缘化。

国栋兄给这次年会所设计的这个题目，即职业伦理问题确实可能是打开这个僵局的一个通道。那就是我们要反思我们的职业伦理。所以职业伦理，不过是说律师怎样从自己的同行处理关系，律师跟自己的客户应该设定怎样的关系，律师跟更广泛的社会设定怎样的关系，律师应当怎样对待媒体，律师应当如何去对待政治……这些个东西在我看来其实是他的一种专业要求，跟专业化的发育程度具有极其紧密的关联。那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的律师职业伦理是混乱不堪的，那这个地方的律师其实是很糟糕，它没有办法去形成一种与社会之间良好的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行规。法官的职业伦理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到刑事处罚的那个程度，但是有些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比方说我们作为一个学者，有些事情我们不违法，但是不可以做。比方说我们写一篇文章，如果叫自己的学生帮助你搜集了一些资料，那么我们要加上一个注释，要感谢一下的这些学生们。这是你不感谢也不违法，但是这是职业伦理的要求。

我觉得涉及到律师管理制度的问题，职业伦理只有在一个独立的职业中间才能够得到良好的发育。如果我们都是屈从于权力，我们被压迫，那么就发展不出来自己独立的职业伦理。正如大学教授如果得不到独立的话，也照样是混乱不堪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如何去推动这个职业在管理过程中间是独立的，如何去慢慢地形成一种控制产品质量的规范，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律师的方式是合理的去跟客户之间的正常交往，如何去对待利益冲突，这些问题其实都必须在一个相当良好的管理制度之下去完成的。我们现在特别悲伤的是律师管理制度在今天仍然还处在一个政府控制的状态，党的权力越来越多，我就觉得我们党——我说我们党并不是瞎说八道，因为我确实是党员——我们这个党真是什么事都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前不久这个话又出来了，党是领导一切的。支部建在连队上，支部建在律师事务所，你党什么都管，“你就是心太软心太软，把什么事情都自己扛”，你这扛不过来呀！我有时候替党担心，替党担忧，什么事情你都管，你想想一个良好的职业一定不是被别人所控制的职业，被别人控制的职业那就注定是没有尊严的，而没有尊严者的行为怎么能够有规范？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去慢慢地形成一种律师界的共识，并且通过团结起来的律师，能够跟其他的方面进行一种更合理的交涉。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律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

说到网络，网络是什么东西？今天这个时代网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是也提供了一个我们发生冲突仇恨的一个平台，那就是以前可能大家不会那么激烈冲突的问题，现在你会发现有了网络反而发生了更多的冲突。比方说这些年来我发现律师四分五裂，跟网络有密切的关系。我跟很多律师都有很好的关系，比方说跟陈有西律师、跟杨学林律师，跟范凯洲律师、王才亮律师都关系很好。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里边，也能够让大家更加心平气和地去进行交流，能够用一种更加法律人所拥有的理性态度来去进行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尊重对方的言说方式的前提下进行一种更好的互动，我觉得国栋先生你的《律师文摘》可能在这方面还可以起到一种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是法律从来不仅仅是法律人的事情，我觉得从西方的角度来讲，能够形成一个法治社会是全社会努力的一个结果。

所以茅于轼先生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具有了相当重大的象征意义。茅先生是经济学家，十多年来，他主持的天则所一直在推动经济学与法学更加密切的合作，更加良好的互动。茅先生早就强调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是不可能有良好的市场经济的。所以我想今天茅先生一人在这个地方坐着，但他代表着所有的法律界之外的人们，象征着法治不仅仅是法律家的事情。

今天上午我给孙国栋打电话的时候我都担心下午我又来不了了。这个叫秫秸秆打狼两头害怕。我给他打电话他以为我被堵在家里边来不了了，但是会议还是如期召开了。我相信官方人士也会觉得你看这帮人还是挺建设性的，为这国家好。当然，最可怕的是你越为他好，他越觉得你是敌人。许章润教授要去寻找那个共和国的伟大传统，可能某些人并不认为你在那儿追求什么好的共和传统，你就是亡我之心不死。这是今天的最大悲剧。请主持人原谅我，我说话的时间超了5分钟了，好，谢谢大家，谢谢。

2016年1月23日

巨大的历史虚无主义正笼罩着我们！

一位中国作协作家的心里话

一读者注：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宣传活动中，官媒不会忘记的一句话是：“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批评日本篡改历史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可是当面对自己的历史，尤其是提到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历史时，又是如何处置的呢？其实，以谎言掩盖事实固然是愚民政策，不让人民了解真相、不准百姓讨论历史又何尝不是！？一个对自己的历史遮遮掩掩、毫无自信的人，奢谈这个自信、那个自信还有意义吗？

当下，一些站在政治制高点、掌握着舆论大权的理论家们，正在挥舞着大棒猛批历史虚无主义：对这个的批判是历史虚无主义，对那个的否定是历史虚无主义，贬损这个是历史虚无主义，怀疑那个是历史虚无主义……

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多年来巨大的历史虚无主义笼罩着我们，束缚着我们，扭曲着我们，愚弄着我们，这些理论家却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把八年抗日战争的故事写尽了，写绝了，打开屏幕，抗日神剧几乎天天都有。“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的口号，我们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可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故事至今却无人涉猎，电影、电视剧连一部也没有，打开屏幕，搜遍所有频道，连“文革”的影儿都见不到！

我们能把三年解放战争写得威武雄壮，淋漓尽致，却对“三年自然灾害”讳莫如深，避而不谈。

我们能把1942年的大饥荒写得惊心动魄，发人深省，却对1960年三年大饥荒遮遮掩掩，生怕人知。

我们能把古田会议、遵义会议、西柏坡会议写得活灵活现，振聋发聩，却把1959年的庐山会议、1970年的庐山会议这两次改变中国命运、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会议，压在深山，不让人提。如此重大绝好的题材，至今所有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敢涉猎。

我们歌颂毛泽东为人民解放苦苦寻路，英勇奋斗，写到新中国建立就戛然而止，解放后更曲折更漫长的历史却按下不表……

至于建国以来发生的一连串重大事件，如三大改造、三反五反、批武训、揭高岗、反胡风、反右派、反冒进、大跃进、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反右倾鼓干劲、七千人大会、四清运动等等等等，何等的曲折跌宕，惊心动魄，只搅得国家天翻地覆！又是何等丰富多彩，波澜壮阔，成千上万甚至几亿人都激动地参与！如此绝妙的重大题材，我们无数的文学家、剧作家、艺术家却无人涉猎，我们的一些权威领导和意识形态竟然将这些题材设为永远的禁区，谁也不敢碰，一碰就倒霉！

这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是什么？掩盖历史，埋没历史，不敢正视历史，不让艺术家们客观真实地记录和描写历史。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写，建国前的所有历史可以写，唯独建国后的三十多年的历史不能写。当下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制造的历史虚无主义迷雾，可谓充塞天地，绵绵不绝！你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脸面挥舞大棒指责别人是“历史虚无主义”？！

有人说，对于上述重大事件，党中央在80年代初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正确的结论，后人就不要在这上面纠缠了。

此言十分欠妥。且不说当时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档案的解密，人们越来越觉得那个决议不尽准确，即使那个决议完全正确，但是党中央作出结论，并不是要把这些历史事件收藏入库，封存起来，冰冻起来，故意设立一个永远的禁区，让人们不敢碰不敢摸不敢写不敢说。既然有了正确的结论，就应当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放开手脚，展开思路，去挖掘它描写它批判它歌颂它，让人们对那段历史有一个形象的直观的客观的准确的认识，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和感悟。

然而直到今天，我们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竟然无一人敢碰这些禁区，舞台上屏幕上银幕上，有关此类题材的作品连一部也见不到。当年柯庆施号召“大写十三年”固然荒谬偏执，而现在我们抛弃三十年（其实远不止三十年），屏蔽三十年，把我们国家一段活生生的历史完全阉割掉，大搞历史的“虚无”，不是更加偏执荒谬吗？

不错，我们的中央文件、中央宣传部文件，也没有明文规定不准写这些重大事件，国家宪法上也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和写作出版自由。然而人们都明白，有一只巨大的魔手在严厉束缚着限制着控制着作者的自由，使人们不敢写不愿写也不能写。

在这种巨大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管控下，那一段历史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了。虽然个别理论家对这段历史有星星点点的披露和评论，但只能点到为止，半遮半掩；而我们的主流媒体对此守口如瓶，文学界对此更是噤若寒蝉。以至于现在的无数青少年对这段历史懵懵懂懂，一知半解，甚至是一无所知；不少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歧义丛生，矛盾重重，有的认识竟截然相反，针锋相对，在一些媒体上义愤填膺地打开了无休无止的口水战。

有人说，三大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石，是历史的进步；有人说三大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是破坏了先进的生产力，是历史的倒退；

有人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导致饿死了3700万人；有人说，“饿死3000多万人是重大谣言”，那3000万人不是饿死了，而是户口统计出错了！

有人说大跃进的浮夸风、共产风为害甚烈，始作俑者是毛泽东；有人说此时毛泽东已退居二线，浮夸风是刘少奇、邓小平吹起来的，刘邓才是大跃进灾难的罪魁祸首。

有人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并不想整倒彭德怀，说：“不就是一篇意见嘛！”可是那些常委不干了，是刘少奇等人整倒了彭德怀。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斗争，一场革命，推动历史进步，呼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各种经济指标降到最低点；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富裕安康，工农业发展速度世界第一！

有人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为邓小平的改革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的改革和毛泽东的探索一脉相承，相辅相成；有人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与邓小平的改革八竿子打不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邓小平的改革，邓小平的改革就是要改掉毛泽东的极左模式，二者是大相径庭，水火不容！

……

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共和国的历史啊，这就是许多当事人还健在、无数人记忆犹新的历史啊！现在竟然弄得如此模糊不堪，歧义丛生，竟然让无数的历史家、理论家、思想家以及不少当事人争论不休，甚至针锋相对，唇枪舌剑，闹得不可开交！

对中外几千年的历史我们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对刚刚经历过的那三十多年的历史居然糊糊涂涂，不明不白，这是为什么？

这正是我们长期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果。虽然我们的宪法上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不仅实行新闻管制、出版审查制度，而且实行“历史管制”，尤其是共和国的历史，不仅封锁档案，而且设立了重重禁区，哪些可以写，哪些不能写，哪些可以点到为止，哪些完全不能触碰，都有严格的限制。在这种“虚无”的大环境下，一些年轻人不了解这段历史，一些当事人忘掉了这段历史，一些好事者误差了这段历史，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可以随意编造或抹黑这段历史……

因此，希望我们掌管意识形态大权的权威领导，要顺应世界潮流，放松舆论管制，取消出版审查，开放档案，公布真相。按照国际惯例，封闭30年的档案就应当自动解密，而我国那时的档案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早就可以开放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创造条件，放开限制，促使广大记者、作家、影视剧作家、理论工作者和一切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专家学者，深入农村调查，找到当事人采访，把埋藏的历史挖掘出来，把扭曲的事实矫正过来，把不明的真相揭示出来，把掩盖的真话重说出来。让我们的电影电视、报纸杂志、书籍教材等经常出现那几十年曲折跌宕波澜壮阔撼人心弦发人深省的历史场景。

有人冷笑：你小子简直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我们有沉痛的历史教训，怎么能如此放开呢？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化”，取消新闻管制，导致自由化思潮泛滥，斯大林和列宁遭到否定，最终导致苏共垮台失国，前车之鉴，我们能重蹈覆辙吗？

此话可以理解，我们多少年来一直封闭档案，掩盖历史，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80年代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也一直掩盖着，虚无着，不让任何人触摸，这都可以理解。那么，我们就应当把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棒收藏起来，以示心虚，让人理解。为什么还要拿着这根大棒胡乱挥舞，指责别人“虚无”？这就让人不解了。

一位网友看春晚后的感言

作者佚名

看这次春晚之前，我曾经想过这届春晚应该不怎么好看，但是我还是对吕逸涛这个70后的总导演抱有最后一丝希望，因为他算是近年来最年轻的一个总导演。我还以为他能够了解年轻人想看什么。

　　结果我错了，这个年轻的总导演，凭借今天晚上的演出，肯定能成为春晚历史上最老气横秋的总导演，并且他的迂腐程度和正能量已经超过了历届春晚的总和。

　　如果离开央视这个平台，我可以这么说，凭他的能力，他在任何一个文化单位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除了七一晚会的导演工作。

　　说句实话吧，要不是为了跟上接下来几天的吐槽大形势，我根本就看不下去这一系列的节目！

　　如果我说今年春晚的节目都是垃圾，恐怕侮辱了那些可以回收的废弃物品；

　　如果我说今年春晚的节目都是狗屁，恐怕有些对不起那些可爱的小狗狗们；

　　如果我说今年春晚的节目都是傻逼，恐怕又有些对不起在台上的未成年人。

　　但是，我还能怎么说呢？我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骂今年的春晚。

　　从这台节目开场开始，到各种串词，几个主持人满嘴的政治术语，一会儿什么长征，一会儿什么规划，一会儿一什么一什么，一会儿四大什么，一会儿三大什么……

　　今后考外国人的汉语听力不用放周杰伦的歌了，直接放春晚主持人的串词吧。别说外国人，我这个40岁的成年人都听不懂。

　　整台晚会，满满的正能量，透过电视屏幕对着我全家扑面而来。你以为我这种有良知的中国人会就这么欣赏吗？我逼着女儿去拿出红领巾戴上；我从书橱里拿出了几本《毛选》，每人一本挥舞着看春晚。

　　不这样，我的政治高度完全不配欣赏春晚这样伟大光荣正确的节目。因为你知道，不管我怎么看不惯这台晚会，还是得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完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春晚已经变成了说假话、说套话、说大话、说空话的“品菊大会”。

　　冯巩这个小品，你觉得这种事情会发生吗？恐怕《小时代》的编剧也写不出这么荒诞的正能量吧？再说了，这货一开口说的那么一长串《环球时报》导语，还不如说一句“我想死你们了”。

　　TFBOYS，虽然我没听过他们的歌，但是连人家的名字都给人改了，“加油男孩”，你在给中石化打广告吗？我们重庆难得出一个青春组合，就给你整到中石化上班去了！你咋不叫“奔跑兄弟”呢？

　　还有这个每年除了卖洗衣粉就是上春晚演一个小品的郭冬临，请问等你十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你的这个小品，你会不会为自己曾经有过这么龌龊的表演而自责？还连带了老子特别喜欢的小鲜肉关晓彤！

　　曲艺节目最大的功能——讽刺——已经完全失去了。到处都是歌功颂德，到处都是弘扬正能量，到处都是靠在网上抄袭段子来硬扛……

　　至于歌舞节目，我已经不想说了。各大卫视歌舞的演员阵容和制作质量，完全可以秒杀央视春晚。这样的节目质量，恐怕还比不上《同一首歌》。当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党性还是十足的——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红色经典都摆上台了。

　　春晚本来就是当年老百姓娱乐生活匮乏时的特殊时代的产物，如今，它的这个功能已经完全失去，甚至连为央视招商的功能恐怕也比不上某些金牌节目。

　　何必呢？为了这么一个可爱的正能量晚会，生生浪费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多的人力财力，不如停了吧！

　　省下来的钱，把《新闻联播》直接拉长吧！前两个小时领导很忙，中间两个小时人民很幸福，最后两个小时外国很悲惨，凌晨一点准时收工，比什么方便，大不了编辑记者编导们多准备一点材料。

　　反正我们普通老百姓是跟不上春晚的政治高度了，何必对牛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