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晚年的献礼
——读《中国》创刊号随想
姚文学
2014年浪迹合肥旧书市场，凭着感觉买，抓到篮里便是菜，淘得一些旧书旧刊，其中的《中国》文学杂志创刊号，算是特别喜爱者之一。喜爱她的刊名，本土本色，气壮山河；更喜爱她承载着的丰厚的文化信息、历史信息。她是老作家丁玲先生，晚年奉献给世间最后一份珍贵的礼物。
《中国》杂志，原名《中国文学》，因避免重名，临到出刊改名《中国》，阴差阳错，这个刊名，简洁大气，悦耳响亮。该杂志于1985年1月横空问世，正是华夏大地文学艺术如火如荼的时代。她的诞生，可谓推波助澜，锦上添花。这是一份“民办公助，自负盈亏”的纯文学刊物，这种性质注定了她的前进道路必然曲折艰难，也反映出丁玲先生“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气概。
一份优秀的文学刊物，总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其所发作品，主流源于生活，铸就深深的时代足印，是社会色彩浓郁的特殊历史教材。这份杂志上从顾问、主编、副主编、编委，直至作者的姓名，阵容庞大，老一辈叶圣陶、巴金、王朝闻、魏巍、杜鹏程等等赫然在目，用群星闪烁形容，当不为过，首先点燃我兴趣火花是其中的两位前辈，一位是孙犁，一位是秦兆阳。
孙犁在这份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是《从〈腊月﹒正月〉谈起》（致苏予同志），此文我是首次拜读。孙先生在文中旗帜鲜明是提出文学要走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他说：“凡是对现实生活，有充分的观察和认真思考的作家，他就不必过分着意于创作的技巧和故事的编造。”他同时对文坛变相抄袭之风盛行的丑恶现象，作出毫不留情的揭露和鞭辟入里的严厉批评。30年过来了，时间证明，孙犁预见未来的眼光是何其长远！孙犁是中国文学界一大怪杰，晚年深居简出，不善交往，却对陕西的文学新秀贾平凹情有独钟，不厌其烦多次给他写信打气鼓劲，又倾情为其作品集写序推介，谆谆教导，推心置腹。贾平凹不负殷切期望，终成一代大家。孙犁若地下有灵，一定深感欣慰和喜悦。贾平凹于1993和2002年先后写下《孙犁论》和《孙犁的意义》，两篇千字文章，短小精悍，评价孙文“作品直逼心灵”，评价孙人“神当归其位”，敬仰之情跃然纸上，文字虽少，然字字千钧。
秦兆阳发表的文章是《往事散记》。手上正好有一本秦先生的长篇小说《大地》，人民文学社1984年出版，曾获得人民文学奖。就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而言，《大地》远远不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么轰动全国，甚至可以说有霄壤之别。但是，当初如果没有秦先生的慧眼识珠，向文坛力荐路遥，别说《平凡的世界》，可能连《人生》也不会出世。1978年，初出茅庐的路遥写出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满怀信心两年间几乎投遍全国大型刊物，都无人问津。最后，他通过朋友交给《当代》杂志，并告诉朋友，如再不能刊用，拜托随手一烧了事。可见，路遥已经心灰意冷到了极点。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次路遥幸运地遇到了《当代》主编秦兆阳先生，秦主编亲笔来信，对这篇作品给予热情肯定，并邀请其去北京修改后发表。之后，又是秦先生力争，这篇小说荣获“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自此，路遥才真正树立起文学创作的坚定信心，并大踏步进入广大读者的视野。
韩愈在《杂说》中有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人民文学》和《当代》的编辑岗位上，秦兆阳习惯以十足的耐心和独到的眼光，从堆积如山的自然来稿中搜寻，发现好作品，决不放过，被后人誉为“文坛托星人”。在路遥的眼里，秦兆阳是中国的涅克拉索夫，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身上无官气，也无迂腐气。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深情地写道：“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走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正是我给枊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
路遥已逝，作品长销。平凹犹在，新作频出，犹如一棵常青之树高高矗立中国文坛之上。30年来，文学陕军一直走在全国前列。陕西黄土地上盛开如此绚烂夺目的文学艺术之花，孙、秦两位前辈当功不可没。
写此文时，适逢北京、上海两家卫视联合首播新版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路遥先生的这部现实主义力作，再次走入亿万观众的视线，可喜可贺！30年的风雨变幻，中国文学走过一段坎坎坷坷的历程，终归还要立足于现实主义的道路，那些虚无缥缈，海市蜃楼一般的文字，只能热闹一时。秦兆阳1957年写过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被下放劳动二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孙犁又以超人的胆量，借题发挥，秉笔直书呼吁现实主义创作。如果不遇文学老人丁玲创刊《中国》，孙先生的这篇大作在当时其它的刊物上可能也难以发表。三位前辈，高瞻远瞩，深谙文学之道。
随想随说，思绪随风飘荡，下笔千言，跑题万里，真是“一行白鹭上青天”。今日追忆往昔人事，如同雪天闭门围炉，有暖人心怀之感，起因只在丁玲先生主编的这份文学杂志——《中国》。据王增如著《丁玲办<中国>》一书的讲述，《中国》办了两年，共出刊18期，发现并推出格非、残雪、海男、刘恒、陶正、徐星等等一批文学青年，1986年发表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小说题目就是由时任杂志副主编的牛汉先生改定的。随着丁玲先生1986年3月的逝世，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当年底即宣告终刊。
《中国》杂志像一道划过文学天空中的流星，虽然昙花一现，远去的背影庄重而又美丽。
